一

源流脈絡

1. 唐代發(fā)端

徑山茶宴發(fā)端于唐代中期，由徑山萬壽禪寺開山祖師法欽禪師首創(chuàng)。法欽植茶供佛，形成“佛供茶”習俗，并因茶提神醒腦的特性成為禪僧修持坐禪的輔助工具。并影響茶圣陸羽的《茶經》寫作。

法欽禪師（714-793）出生于唐代吳郡昆山，俗姓朱，家族世代研習儒學。他自幼聰慧，22歲前勤讀經史，志在科舉仕途。然而，命運在他赴京趕考途中發(fā)生轉折：路過丹陽時，他慕名拜謁鶴林玄素禪師，被其“無人得我法”的機鋒點化，頓悟“本寂心境，不為榮枯貴賤所迷”，遂剃度出家 。這一機緣標志著他從儒家入世思想轉向禪宗出世智慧的蛻變。

法欽禪師承襲牛頭宗法融的禪法，主張“心境本寂，萬法皆空”。其禪風強調破除世俗貪執(zhí)，直契清凈本心。他曾言：“由茶悟入，亡迷情斷苦因”，將日常行止與禪悟結合，體現(xiàn)了禪宗“平常心是道”的精神 。牛頭宗融合老莊玄學與般若空觀，倡導“無情有性”，認為草木山川皆具佛性，這為后來茶與禪的結合埋下伏筆 。

天寶年間，法欽禪師云游至余杭徑山，見山水靈秀，遂結廬定居。他在五峰之巔親手種植茶樹，最初是為供佛祛除坐禪昏寐，后逐漸形成“佛供茶”制度 。其茶兼具提神與凈心的雙重功能，成為禪修必需品。據(jù)載，他常以雪水烹茶，觀照茶湯澄澈以體悟“萬法本然”，將飲茶升華為禪修法門 。

法欽禪師與“茶圣”陸羽交往密切。陸羽曾隱居徑山附近的苕溪，因仰慕禪師茶道造詣而多次拜訪。兩人坐論茶禪，深刻影響了《茶經》的撰寫 。陸羽提出的“精行儉德”茶道精神，與牛頭宗“本寂心境”的禪理一脈相承。

法欽禪師在徑山寺制定茶禮，將飲茶納入寺院清規(guī)：

1）茶堂：專設飲茶論道之所，懸掛書畫以營造禪境；

2）茶鼓：以擊鼓召集僧眾飲茶；

3）茶頭：專職煮茶獻茶的僧人 。

這些制度后被宋代《禪苑清規(guī)》吸納，形成“徑山茶宴”的雛形，并衍生出“奠茶”“普茶”等佛教茶禮 。

2. 宋元鼎盛

宋代時，徑山寺成為江南禪宗五山十剎之首，茶宴被納入《禪苑清規(guī)》，形成嚴格儀軌，兼具山林野趣與禪林高韻。蘇軾、陸游等文人雅士曾慕名品茗論道，宋孝宗亦親臨徑山參禮。南宋時期，日本僧人南浦紹明、圓爾辨圓等赴徑山求法，將茶宴儀軌與茶種帶回日本，成為日本茶道源頭。

《禪苑清規(guī)》由北宋宗賾禪師于崇寧二年（1103年）編撰，以唐代《百丈清規(guī)》為藍本，系統(tǒng)規(guī)范了禪院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茶事禮儀 。其核心是將禪修與日常行為統(tǒng)一，強調“日用即道”，茶事作為禪修的重要輔助，被納入僧堂儀軌。例如，卷五至卷六詳細記載了“堂頭煎點”“僧堂內煎點”等十余種茶會形式，并規(guī)定了茶湯會的時間、禮請程序、座次安排等 。

《禪苑清規(guī)》將茶禮分為兩類：

1）禪院內部茶會：用于法事、任職、節(jié)慶等，如“入寮臘次煎點”（新僧人寮的茶會）、“眾中特為尊長煎點”（為高僧設茶）等，強調“依時如法”，茶湯與禪修結合 。

2）大堂茶宴：接待帝王、士大夫等貴賓，即后世所稱的“徑山茶宴”。這類茶會需張茶榜公示主題、擊茶鼓召集僧眾，流程莊重如法事，體現(xiàn)“主躬客莊”的禮儀規(guī)范 。

徑山茶宴的流程嚴格遵循《禪苑清規(guī)》，核心環(huán)節(jié)包括：

①張茶榜：以文書公示茶會宗旨，如參禪或接引賓客；

②擊茶鼓：通過鼓聲節(jié)奏調節(jié)茶會節(jié)奏，兼具召集與肅穆功能；

③點茶分茶：采用宋代點茶法，茶頭僧按等級分茶盞，體現(xiàn)“分茶如分燈”的禪意；

④參話頭：賓主以禪機問答體悟佛理，如“茶味如何？”答“冷暖自知”，將飲茶升華為禪修 。

這些流程在《禪苑清規(guī)》中被細化到動作規(guī)范，例如舉盞需“當胸執(zhí)之，不得放手近下”，叉手禮需“以偏衫覆衣袖，不得露腕” 。

茶宴通常在徑山寺明月堂舉辦，此處原為宋代高僧大慧宗杲退養(yǎng)之所，環(huán)境清幽，軒窗敞亮，契合禪宗“自然即道場”的理念。堂內陳設古樸簡約，以書畫營造禪境，茶席布局依《禪苑清規(guī)》“主賓雁行”的座次排列，強化儀式感 。

《禪苑清規(guī)》強調“茶禪一味”，將茶事視為參禪的媒介。例如，茶性“儉”“苦”“靜”與禪宗破除執(zhí)著的教義相通，飲茶時的專注與觀照茶湯澄澈，成為體悟“空寂”的修行法門 。徑山茶宴中的“說偈吃茶”環(huán)節(jié)，即以茶喻禪，如“一啜頓忘諸味苦，三咽方覺本來空”，直指禪宗“平常心是道”的宗旨 。

《禪苑清規(guī)》將儒家禮法融入茶禮，例如對賓客的“三觸禮”（三次躬身禮）、進退堂時的“雁行隊列”（按長幼尊卑列隊），既體現(xiàn)佛門威儀，又暗合儒家“禮序”思想 。徑山茶宴在接待世俗權貴時，通過茶禮實現(xiàn)“僧俗圓融”，成為禪宗世俗化的典范 。

3. 明清式微與近代復興

明清時期，徑山寺屢遭毀損，茶宴逐漸失傳。20世紀80年代起，徑山寺聯(lián)合學界恢復茶宴，通過考據(jù)古籍、借鑒日本茶禮，重建流程，并于2011年列入國家級非遺，2022年作為“中國傳統(tǒng)制茶技藝”子項入選人類非遺。

二

看話禪與徑山茶宴

大慧宗杲（1089-1163）是南宋臨濟宗楊岐派高僧，紹興七年（1137年）應丞相張浚之請，住持徑山能仁禪寺，推動了徑山寺的鼎盛發(fā)展，使其成為“五山十剎”之首 。他創(chuàng)立的“看話禪”以參究公案話頭為修行核心，強調“以疑破妄”，這一思想深刻影響了徑山茶宴的儀軌與精神內核。茶宴中師徒、賓主間的“參話頭”問答（如“茶味如何？”答“冷暖自知”），正是看話禪的實踐體現(xiàn) 。

在大慧宗杲主持徑山寺期間，茶宴被納入禪院清規(guī)，成為僧堂生活的核心儀軌。他完善了茶宴的程式：流程規(guī)范，從張茶榜、擊茶鼓、煎湯點茶到謝茶退堂，共十多道環(huán)節(jié)，每一步均依《禪苑清規(guī)》嚴格規(guī)范 。茶宴不僅是待客禮儀，更是禪修法門。通過點茶時的專注、飲茶時的觀照，僧眾體悟“茶禪一味”，將日常飲茶升華為精神修行 。

大慧宗杲通過徑山茶宴，將禪宗的“平常心是道”具象化。茶宴中的每一動作（如點茶時的“專注當下”）、每一問答（如“吃茶去”公案），皆指向破除分別心、直指本心的禪修目標 。這種“以茶參禪”的模式，不僅塑造了東方茶文化的哲學高度，也為當代人提供了一種融合生活美學與精神修行的路徑。

三

東傳日本的發(fā)展

大慧宗杲的弟子及日僧南浦紹明、圓爾辨圓等將徑山茶宴儀軌東傳日本。

圓爾辨圓帶回日本的無準師范畫像

圓爾辨圓于端平二年（1235年）入宋，在徑山寺嗣法無準師范禪師，系統(tǒng)學習茶宴儀軌、點茶技藝及《禪苑清規(guī)》，歸國時將徑山茶種、茶具及茶禮制度帶回日本 。他制定的《東福寺清規(guī)》明確規(guī)定“徑山茶宴儀軌必須遵行”，奠定了日本禪院茶禮的規(guī)范基礎

宋代徑山圖

圓爾辨圓帶回的徑山茶種被栽種于靜岡（今日本茶業(yè)核心產區(qū)），并仿宋代“碾茶”工藝生產抹茶，形成日本獨特的“宇治抹茶”體系 。同時，南浦紹明攜回茶臺子、天目盞等茶具，其弟子宗峰妙超在大德寺傳承茶禮，成為日本茶道形成的重要源頭 。

日本茶道雛形可追溯至室町時代的村田珠光（1423-1502）。他師從大德寺一休宗純禪師，受徑山茶宴“禪茶一味”思想啟發(fā)，將茶室簡化為草庵風格，強調“侘寂”美學。一休宗純授予他中國高僧圓悟克勤的“印可狀”（禪宗認可書），使其茶道與禪宗精神深度融合 。村田珠光提出的“佛法存于茶湯”理念，成為日本茶道的哲學根基 。

千利休（1522-1591）在村田珠光、武野紹鷗的基礎上，進一步提煉茶道精神：將茶室空間極致簡化（如“待庵”茶室僅兩疊大小），推崇“和敬清寂”，以粗陶茶碗取代華貴唐物，體現(xiàn)“侘寂”境界 。通過“一期一會”強調當下專注，以茶事體悟“空寂”禪意，這與徑山茶宴“以茶參禪”一脈相承 。

千利休為豐臣秀吉茶頭，使茶道從禪院走向武士階層，最終普及民間，完成茶道從宗教儀軌到生活美學的轉型 。

日本臨濟宗寺院仍保留徑山茶宴的程式化儀軌。例如：

①東福寺四頭茶會：每年舉行開山祭，以四張茶席象征平等，延續(xù)徑山茶宴“行盞分茶”“參話頭”等核心環(huán)節(jié) 。

②大德寺茶禮：延續(xù)南浦紹明帶回的茶臺子點茶法，茶室懸掛徑山祖師墨跡，維系禪茶文化符號 。

20世紀80年代，日本臨濟宗僧人多次赴徑山寺尋根，推動徑山茶宴的復興。例如，東福寺住持原田融道在徑山茶宴申遺時發(fā)來祝福視頻，強調“中日茶道同源” 。2022年徑山茶宴入選人類非遺后，中日聯(lián)合舉辦茶會展演，如2024年徑山寺法師赴日參加四頭茶會，重現(xiàn)歷史淵源 。

四

禪與茶

禪僧坐禪需調息靜心，茶因提神益思的功效成為修行必需品。唐代皎然詩云“三飲便得道”，將飲茶與禪悟結合。

以茶修禪，通過茶事體悟“空寂”“平常心”。趙州和尚“吃茶去”公案即以茶為媒介，破除分別心，直指禪機。

茶宴儀軌本身是禪修的一部分，如點茶時“專注當下”，體現(xiàn)“正、清、和、雅”的禪茶精神。

徑山茶宴融禪宗清規(guī)、儒家禮法、茶藝美學于一體，成為禪文化傳播載體。其“以茶論道”的模式，既推動茶文化內涵提升，亦促進禪宗思想的社會化傳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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