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4月以來，隨著美國“對等關稅”的實施，其對華關稅再提升34%，疊加以前的20%關稅，致使中國部分對美國出口的科技產品實際關稅超過了50%。受此政策影響，蘋果公司在華生產的iphone產品將成本大增，一部 256GB 版 iPhone 16 Pro 的成本從 580 美元飆升至 876.79 美元，漲幅超 50%。

摩根士丹利預測，蘋果公司因為美國關稅政策的調整，每年將因為成本的提升損失330億美元，大概相當于其2025財年營業利潤的26%。

美國所謂的“對等關稅”，連蘋果這種自家公司都不放過，暴露出其核心目標就是要推高中國制造的成本，倒閉企業將產能轉移至東南亞或者北美。

330億美元黑洞，蘋果左右為難

目前擺在蘋果面前的有三個選擇：轉移、自我消化、漲價，但不管哪個選擇對蘋果而言，代價都是巨大的。美國增加關稅導致的330億美元的黑洞，讓蘋果左右為難。

如果蘋果將關稅成本分攤給消費者，iPhone 16 Pro的售價將突破1400美元，這種高價勢必會影響其整體銷量。蘋果手機2024年全球銷量達2.25億部，位居全球第一，但三星、小米、華為等智能手機品牌對其高端市場虎視眈眈，差距正在逐漸拉小。一旦iphone大幅漲價，三星和小米極大可能取代蘋果全球手機老大的位置。

自我消化關稅成本，對蘋果公司而言也不太現實。Iphone雖然售價高、溢價高，但其研發成本也高。目前蘋果硬件的毛利率為36.5%，消化關稅成本后的毛利率將跌至20%以下，這不僅極大削弱蘋果的盈利能力，動搖資本市場對其的信心，還將擠壓其在前沿科技的研發投入，降低蘋果產品的競爭力。

雖然蘋果近些年一直進行產能多元化布局，但中國仍然是iPhone核心零部件的主要供應國，鄭州富士康更是貢獻了全球50%的iPhone產能。轉移產能，蘋果做過嘗試，但并非短時間內可以達成。中國供應鏈的優勢不僅在于成本，更在于完整的產業集群，尤其是中國大量像立訊精密、藍思科技等優質“果鏈”企業，在全球范圍內都存在著不可替代性。

供應鏈 “大逃殺”，產能轉移的“痛苦”

目前，蘋果已經將7%左右的iphone產能轉移至印度，但效果并不樂觀。一方面，印度工廠的效率極低僅為中國工廠的60%，且良品率不足50%；另一方面，印度產業鏈不夠完善，諸如iPhone的玻璃面板、5G模塊等關鍵部件仍需從中國進口。整體算下來，iPhone的生產成本不降反增。

摩根大通預測，蘋果完成將20%的產能遷出中國大概需要5年時間，其代價就是綜合成本將上升15-20%。

越南的情況同樣嚴峻。盡管不少“果鏈”企業像歌爾股份、立訊精密等都在越南建廠，但美國對越南加征46%關稅之后，其生產的蘋果產品成本優勢蕩然無存。同樣受影響的，還有耐克、阿迪、露露樂蒙等服飾運動品牌，在高關稅之下，這些品牌最終不得不提高售價以填充成本差額。

蘋果曾響應特朗普的“制造業回流”政策，將Mac Pro的生產放在了美國德州工廠。其結果就是成本的失控，蘋果不僅要從中國進口大量零部件，還要吞下組裝成本比中國高10倍的苦果。羅森布拉特證券測算，若 iPhone 在美國生產，每部手機的人工成本將增加 270 美元，蘋果公司的總損失可能超過 400 億美元。

全球化的下半場，割裂與沖突

美國“對等關稅”政策，幾乎影響了全球所有國家和地區，雖然加征的稅額不等，但其代表的風向正預示著全球化已經進入了下半場。從美國對華為、中芯國際的技術封鎖，到如今的“關稅大棒”，美國持續的施壓限制，正在將全球供應鏈推向割裂。

同樣，歐洲為了維護自身貿易的優越性，也以碳關稅（CBAM）為借口，試圖重塑全球貿易游戲規則。CBAM被發展中國家批評為“生態帝國主義”，以至于印度、南非等國聯合在 WTO 指控歐盟違反 “共同但有區別責任” 原則。全球化的下半場，類似的博弈將成為常態，發展中國家面臨“要么接受規則，要么失去市場” 的困境。

美國所謂的“對等關稅”政策也好，歐盟的CBAM也罷，本質上是它們在全球化退潮期重塑優勢的戰略工具，試圖通過規則重構鞏固技術壟斷和市場份額。而歷史經驗表明，任何人為割裂產業鏈的行為，最終將由全人類共同買單。這個代價可能是更昂貴的電子產品、技術革命的延遲，或者是地緣沖突風險的升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