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亦

范文

鄭恩營

把中國組織的實踐理論化，發現制度影響的新機制

作者 | 韓亦、范文、鄭恩營

作者單位 |華中師范大學

上海財經大學、北京大學

原文 |

拙作《多重印記、制度積淀與組織演進——關于大學組織的一項扎根理論研究》發表在《社會學研究》2025年第1期。編輯部邀請我們寫一篇作者手記，以分享研究背后的所思所想。我們在研究過程中受師友、匿名審稿人的啟發很多，在文章中難以一一致謝，正好借此機會彌補，于是欣然從命。

一、大學即社會

我們在大學里講授社會學課程時，經常遇到學生提問：他們未曾踏足“真實社會”，如何研究社會？我們會告訴同學們司馬賀（Herbert Simon）、詹姆斯·馬奇（James March）、約翰·邁耶（John Meyer）等學者的例子，他們雖然一生都在學校，但以大學為組織模型創立了一些重要的社會理論，有人甚至成為人工智能領域的先驅之一（司馬賀）。大學一般都是大型組織，這些大型組織的結構足夠復雜、活動足夠豐富——大學本身就是“真實社會”，是觀察和研究社會的理想場所。

涂爾干把社會學定義為研究制度的科學。過去幾十年來社會學發展迅速，其中制度分析和社會網絡分析產生了跨學科的重大影響，兩者的誕生都與大學或者大學所在的城市有關（例見韓亦、范文于2022年合作發表在《清華社會學評論》的論文《嵌入的樣式：社會網絡分析的流派和發展》）。社會學新制度主義理論的創立與邁耶及其合作者的大學研究有關。在他們看來，當代大學既是全球組織也是世界制度。我們三位作者受社會學新制度主義理論影響，經常以經濟組織為研究對象，同時也感受到中國大學在發展中存在一些未解問題，值得借鑒新制度主義視角進行研究。

在2019年，我們有了從組織社會學視角研究大學的想法。韓亦和他在亞利桑那大學社會學系的導師阿爾伯特·柏格森（Albert Bergesen）教授聯系，柏格森教授聽后給予積極的支持。他將韓亦引薦給斯坦福大學社會學系的榮休教授、社會學新制度主義理論的創始人之一邁耶教授（柏格森的博士導師），請他直接幫助我們思考研究對象和問題。在疫情期間，一手資料的收集工作受到限制，柏格森教授又鼓勵我們：凡能留下痕跡的，皆可研究。他啟發了我們利用大學里已有的一些資料，如校史、校慶活動、校園布局等來思考大學的發展。韓亦的另外一位博士研究導師羅納德·布瑞格（Ronald Breiger）教授善于從有限數據總結社會規律，他的研究也給我們極大的啟發。例如，他于1974年發表在《社會力》（Social Forces）上的一篇論文，《個體與群體的雙元性》（“The Duality of Persons and Groups”），使用了18人的案例數據（且是二手數據），從中推演出關于“雙元性”（duality）的幾個重要公式。這啟發我們，數據的形式和總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社會學家所關注的社會事實之間的影響機制及呈現方式，這在大數據和人工智能時代更是如此。

圖1 阿爾伯特·柏格森(Albert Bergesen)教授

圖片來源：作者提供

二、理論知識的準備

邁耶教授的社會學新制度主義理論（也即“世界社會理論”）誕生和發展于自由主義盛行時期的國外學術界，如今保守主義在國外回潮，這實際上又給新制度主義理論的發展帶來新機會。他年近九十卻還在致力于社會學理論的創新，并給我們分享了他的最新研究論文，這鼓舞了我們從中國經驗出發，沿著新制度主義的理論脈絡推動理論創新。例如，過去的制度傳播研究一般都隱含這樣的假定，即制度傳播的方向是從發達國家和地區到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然而，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的組織活動和經驗并非一片空白，如果能把這些實踐加以理論化，也可以反向傳播到發達國家和地區。

圖2 約翰·邁耶與韓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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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指導正好與我們早期的一些研究工作相契合。例如，韓亦和姚晶晶曾經致力于把“單位制度”理論化，并于2022年在英文期刊《組織管理研究》（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Review）上發表階段性成果《把組織打造成社區：關于中國公司組織中的社區制度邏輯之多案例研究》（“Building Organizations as Communities: A Multicase Study of Community Institutional Logic at Chinese Firms”）。韓亦和鄭恩營以前合作發表的三篇論文都從組織印記的角度思考中國企業的實踐。亞瑟·斯廷奇庫姆（Arthur Stinchcombe）教授是組織印記視角的開創者，他生前曾由柏格森教授引薦, 指導過韓亦的博士研究。我們經過一段時間的思考和討論，覺得把斯廷奇庫姆教授的印記視角和邁耶的新制度主義理論結合起來，將有助于發現制度對組織影響的新機制。

圖3 亞瑟·斯廷奇庫姆(Art Stinchcombe)生前的網絡主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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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前后，當時加拿大阿爾伯塔大學商學院的博士米婭·雷納德（Mia Raynard）曾向韓亦推薦過一篇論文《組織變革中的沉淀與轉型：加拿大律師事務所案例》（“Sediment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in Organizational Change: The Case of Canadian Law Firms”）。論文中首次使用的“institutional sedimentation”概念吸引了我們的注意。阿爾伯塔大學商學院是新制度主義研究的一個中心，可惜該學院的研究者并沒有把這個概念理論化（他們的一個主要創新點在于發展制度邏輯理論）。我們借用“institutional sedimentation”的概念，將其翻譯為“制度積淀”，并嘗試做一些理論化的工作。

三、數據和方法的選擇

制度像光一樣看不見摸不著。牛頓借助透明的棱鏡分析出可見的光譜，制度的多重作用也可以借助某些“棱鏡”來加以分析，對于受涂爾干影響的社會學家來說，儀式活動是研究制度和制度化的“棱鏡”。柏格森、羅伯特·貝拉（Robert N. Bellah）、小威廉·休厄爾（William H. Sewell）等社會學家都曾透過儀式活動觀察文化和社會的變遷。大學組織中有豐富的儀式活動，如開學和畢業典禮、校慶慶典等。我們嘗試了校史館、校史出版物、回憶錄等“棱鏡”，最后考慮到信息的豐富性和權威性，我們使用校慶中校長的講話來作為主要數據來進行編碼處理。校長講話通常是校慶儀式中的主要子儀式，以正式文本的方式凝練出大學發展的重要歷史節點、人物、事件，是大學管理者集體創作的結果，在組織層面具有很強的合法性，并且是公開信息，易于獲得。校慶校長講話的形式較為統一，也適合進行跨校比較。

編碼由文章的三位作者分別進行然后做比較和匯總。這項研究采用分析歸納法和溯因分析法，這很難在定性分析的計算軟件中實現，加之數據庫不算很大，最終我們采用了人工編碼。限于篇幅，我們在正式發表稿中沒有加入做扎根理論分析的編碼表格。

圖4 編碼過程和研究發現（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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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扎根理論分析對數據處理過程的呈現形式，我們借鑒了《在歸納研究中尋求質性嚴謹性：關于喬亞方法的筆記》（“Seeking Qualitative Rigor in Inductive Research: Notes on the Gioia Methodology”）這篇論文。韓亦、鄭恩營過去都主要用定量方法做研究，本文則使用定性研究方法，這來自查爾斯·瑞根（Charles Ragin）教授給韓亦的授課教導：研究目的決定研究方法。我們的首要研究目的是發現新機制、提煉新理論。因此，定性研究方法特別是扎根理論方法是合適的手段。

圖5 研究目的和研究方法選擇——瑞根教授的研究方法教材中的一個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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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發現新的組織演進機制并將其理論化

文章以大學組織為例，提煉出制度積淀理論和幾個理論命題。我們的初衷并不只是研究大學，而是希望這個理論能和新制度主義理論一樣，始于大學研究但能夠推廣到研究其他類型的組織。新制度主義理論被應用到關于企業、政府和其他組織的研究中，研究者對導致制度同形的強制、規范和模仿機制的關注度也在提升，有人已經看到這三種機制只是粗線條的描述（例見W.理查德·斯科特的《制度與組織》一書）。制度分析的研究需要進一步細化和創新，才能發現新的機制。

除了即時反應式的強烈影響，制度的影響力量也會以一種潤物細無聲的方式進行。例如，文明的滴定、制度的積淀、觀念的滲析都可以成為制度影響個體、組織和社會的方式。大學歷史傳統帶來的多重印記可能就是這樣的方式，這在大學中恰恰是常規的人際和代際影響機制。我們在論文中重點分析了這個常見卻容易被忽視的組織內部的制度機制。

拙作通過一個理論化研究，希望吸引國內社會學研究者參與對新制度主義理論的創新。鑒于質性研究在我國社會學研究中的普遍性，我們也希望通過這個研究來引起研究者對運用扎根理論方法的興趣。

五、致謝

華中師范大學社會學院優良的學術氛圍讓我們的研究得以順利進行。文章的發表是學術交流的開始而不是結束，我們有幸能把這項研究發表在《社會學研究》，匿名審稿人的專業意見讓本文改進很多。責任編輯何鈞力的嚴謹細致讓我們受益匪淺。文章曾在華中科技大學教育科學研究院匯報，得到張俊超、魏署光、王小青、覃琳等老師的啟發幫助。文章亦曾在南開大學社會學院匯報，得到尉建文、于佳煖等老師的批評幫助。文章初稿在中國社會學會2023年學術年會文化社會學分論壇上宣講，得到復旦大學周怡老師的精準點評。對以上和文中提及的所有國內外師友，在此謹表謝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