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接上回。

就這樣，專案組將唐文章、譚介錦、李貝空三人帶到警局，　經過與三個受害人的調查消息的匯總得知，三人都曾經有過逛妓院嫖娼的行為。專案組于是就判斷三人的生活軌跡中的結合點就是妓院，換句話說，他們的行蹤之所以被女盜所知，應該是與此有關的。

接著又讓三人辨認這個叫車文艷的女子是不是作案人，可問題是，唐文章說“就是這個女人”，而譚介錦則說“不像”，另一個李貝空則無法確定，三個人看法完全不一致讓警方十分意外。

專案組就想讓受害人和嫌疑女子直接接觸，不想陳引娣再次前來公安局報告，說她已經回想起那個“似曾相識”的女子是誰，這個女子是她有一次去看望居住在南市大境閣康樂里的姐姐時，在弄堂口偶然遇到的。當時那女子正好坐著一輛黑色雪佛蘭轎車從外面開到弄堂口，開車的是一個三十多歲的男子，該男子還為坐車的女子拉開車門，女子下車后兩人握手道別。

專案組立即帶著陳引娣趕往康樂里調查，周圍的鄰居一聽外貌描述，就說這個女的好像名叫“阿麗”，住在該弄17號前客堂樓上。陳引娣這個時候又對警察表示，他前幾天看見的那個提著“杭州籃”買菜的女人跟“阿麗”不是同一人，她倆就是長得很像，區別就是“阿麗”長的很白。

　　專案組于是當即兵分兩路，一路傳訊車文艷，與其當面接觸，了解其最近的活動情況，另一路去調查“阿麗”其人。兩路的調查結果很快反饋回來，車文艷沒有作案時間，而“阿麗”確有其人，但此刻已經失蹤。

　　“阿麗”租當時該弄17號劉家前客堂二樓，當時租房不簽合同，房東對租客的來歷并不了解，入住后自稱“阿麗”，房東和鄰居也就這樣稱呼她。該女從不拖欠房租，逢年過節還會給房東送一份禮物，所以房東一家對她頗有好感。至于“阿麗”是干什么的，自然和他無干，可讓房東奇怪的是，阿麗的的作息時間也是一天一個樣，沒有規律可循，可自1948年底搬離后，沒人知道她的去向。

至于逛妓院的事情，唐文章先后找過三個小姐，分別是“順風香”的一對雙胞胎姐妹，姐姐稱“大香”，妹妹稱“小香”。后來唐文章又迷上了一個叫“春燕歡”小姐，而且還給她包了下來，這種關系一直維持到去年11月唐文章查出患了梅毒。

　“大眾盒廠”老板譚介錦，他包的小姐本名叫顏俊萍，藝名“小詩仙”。后來因為被人發現，譚介錦也只好放棄。李貝空的想好是“東閣飛仙”的小姐，二人的關系持續了一年多。

　于是，專案組決定據此展開調查，“春燕歡”、“小詩仙”、“東閣飛仙”三女，應該說三女不可能是直接對三個受害搶劫的“巾幗團”成員，很有可能的是，是三個人向其他人提供了唐文章、譚介錦、李貝空三人的情況，然后，指使他人作案。

鑒于作案者是女性，根據小姐們的交往圈子，那三個打著“巾幗團”旗號的女案犯，很有可能也是小姐，或者曾經從事過這一行。為便于開展工作，專案組向領導要求增派了兩名女警。

　專案組長宋寶道開始了解那三家妓院老板的基本情況——

　　“鶯燕院”的老板名叫周金鳳，江蘇鹽城人氏，其夫系糞把頭，夫婦倆均是青幫分子，“群芳館”的老板名叫劉仙蓮，“一貫道”骨干，其夫原是“黃道會”成員，已于抗戰后病死。“妙香閣”的老板名叫戚妙香，未婚，以前當過國民黨警察局的女警察，系國民黨員，宋寶道派了三名刑警前往三妓院管轄地黃浦分局，并傳訊周金鳳、劉仙蓮、戚妙香進行問詢，話題主要是那三個小姐問題。這里要指出的是，當時妓院還是合法經營。

從三個老板分別陳述的情況來看，“春燕歡”、“小詩仙”、“東閣飛仙”都有涉案疑點，她們三人不但互相認識，而且來自同一個地方——浦東奉賢，是由同一個人叫沈王廷介紹給三家妓院的。那人名叫沈王廷，而此時沈王廷已經病亡。

　　三個來自同一地方的女子，跟三個互不相識的嫖客打得火熱，熟知三男的相關信息，然后，這三個嫖客遭到了搶劫，損失甚大。據此推論，“巾幗團”實施搶劫犯罪的信息來源，只能是這三個小姐。但三人并不具備策劃作案的現實條件。

　　專案組認為最大的可能就是，三個小姐向“巾幗團”提供了三個受害人的相關信息，但僅限于她們所知曉的三嫖客的財產情況、家庭住址、從事職業、家庭成員等，至于他們日常活動，則因已經斷絕交往毫不知情。“巾幗團”則開始對三人進行進行調查，查摸到他們的活動規律后下手作案。

6月16日，戚妙香被派出所傳喚。專案組長宋寶道告訴她，“妙香閣”已在警方的嚴密監控之中，你不必干涉她的任何行動，有什么情況，比如她要外出、收到信件電報、接聽電話等等，只要隨時向大門對面煙紙店柜臺上送張紙條報告就行了。按照我們說的去辦，將來處理你的歷史問題時可以作為立功行為予以考慮。

　　當天午后，最近一直大門不出二門不邁的“東閣飛仙”忽然出門了，女警裘寶瑛隨后暗中尾隨，“東閣飛仙”進了相隔五六十米的妓院“群芳館”，入內逗留了五六分鐘后出來后又返回“妙香閣”。裘寶瑛尾隨“東閣飛仙”返回“妙香閣”，警察許仁俊則守候在“群芳館”前。片刻，只見“小詩仙”匆匆出門，步行數十米，進了另一家妓院“鶯燕院”。

　　許仁俊在門外守候，這時，另一刑警龔滔騎著自行車趕來配合。十來分鐘后，“小詩仙”、“春燕歡”雙雙出門，出了會樂里后叫了一輛三輪車，沿四馬路往西而去。許仁俊、龔滔隨即上了自行車，兩人這一跟，一直跟到大西路，進了一條名喚“明華坊”的弄堂，見二人叩開了19號的大門。在里面停留十來分鐘后，兩人出門，在大西路上叫了兩輛黃包車，一人上了一輛，返回四馬路會樂里。明華坊19號隨即被專案組監控。稍后，“小詩仙”、“春燕歡”、“東閣飛仙”即被專案組拘捕。三人在警方問詢下坦白了一切。

　原來　“小詩仙”、“春燕歡”、“東閣飛仙”，與直接進行搶劫作案的女盜祝小年、南好花、錢菊芬都是父母雙亡的孤兒，童年時被當時活躍在浦東的一個江湖上人稱“飛天嘯”的雜耍班班主徐永藍收養，進行嚴酷的訓練，企圖把她們打造成“角兒”。抗戰爆發后，沒法兒正常運營下去，只好散伙。于是便把班子里六個十二歲至十八歲的女孩兒托付給師父沈王廷。

　　沈王廷則把“小詩仙”、“春燕歡”、“東閣飛仙”賣入了妓院，此后，原“陸家班”的六個女孩兒就分別成了戲子和小姐。這樣到了抗戰勝利后的第二年，“陸家班”的班主病死了，戲班子只好解散。祝小年、南好花、錢菊芬姐兒三個沒有其他謀生手段，只好去老城隍廟批了些梨膏糖，開了家只有一個門面的小店鋪，出售糖果、香煙之類，賺一些小錢謀生。有時生意不好，手頭拮據，揭不開鍋，就向三個小姐妹求助。

　可祝小年、南好花、錢菊芬三人總花三個好姐妹的賣身錢也不好意思，于是六人就打算聯手搶劫嫖客，于是六個人仿效小說中的情節，給自己這個團伙起了個名字——“巾幗團”，還佯稱系雙槍王八妹的衛士，以增加威懾力。

　　祝小年三人學的是雜耍和刀馬旦，練過武功，在同齡女子中算得上“身手不凡”，膽子又大，打定主意后，即用三個小姐提供的活動經費著手準備：一面輪流監視三個目標，一面準備匕首，又從道具行（即戲劇用品商店）購買了演現代戲所用的道具手槍，還自己動手繡制了“巾幗團”的絲帕。作案時間是經過精心考慮的，選在5月27日上海解放當天。

為的是利用解放伊始社會混亂作掩護。全部作案過程包括贓物的選擇、拋棄等，都是經過精心策劃的;作案機會的選擇具有相當的靈活性，她們對三個目標跟蹤時，伺機決定幾時動手，這種不確定性對于苦主來說更加突然，保證了她們的作案成功率。

　　最終三人被一網打盡，贓物、贓款和作案工具也一并繳獲。到案后，三女盜對所犯罪行供認不諱。1949年9月3日，上海市軍管會對該案進行了宣判，分別判處祝小年、南好花、錢菊芬三人無期徒刑，三個小姐顏俊萍、彭維珍、桑茂盛分別獲刑七年。

我是清水阿嬌，歷史的守望者。期待你的關注和點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