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偉元、高鶚在乾隆五十六年（1791）出版《紅樓夢》的時候，不但補足了原來缺失的八十回以后部分，也對其前八十回文本做了局部修改。他們的補綴方法是什么，又為什么要追改前八十回呢？周汝昌認為此二人是出于特殊的政治目的，對原著進行了“別有肺腸”的歪曲，他說：

我們已然看到，《紅樓夢》在清代中葉的出現，是對封建制度的一個極大沖擊，它的“大逆不道”的異端思想和明目張膽的暴露丑惡黑暗，非常不利于當時的統治，因此大為他們注目和仇恨……怎么辦？統治主子對付反抗的奴隸，到殘酷迫害不能奏效時，便轉向乞靈于奴才。由于曹雪芹是內務府包衣人，所以便需要一個也是同一旗籍的忠實奴才，替他出力。這便找到了才子高鶚，干脆將八十回后原稿毀去，另行續貂。 高鶚的續書，絕非“消閑解悶”的勾當，也不是“試遣愚衷”的事業，他從事于此，完全是為了適應統治者的需要。從他的續書中反映出來的思想體系來看，這種東西實際上是為其封建統治主子的利益服務的。（周汝昌《議高續書》）

我記得多年以前看過一部古裝電視劇《鐵齒銅牙紀曉嵐》，其中有一個單元，就是對這段《紅樓夢》成書史的演繹，雖然具體劇情已記不太清楚，但可以肯定大體上采取了周氏的觀點。

胡適手書曹雪芹自題詩

我們可以說程、高對原作者缺乏足夠的尊重，思想境界、文氣筆力也有所不逮。但說他們有如此深曲的居心，則令人難以置信；而且若說他們凡改皆壞，可能也有失公允。事實上為程高本說好話的，代不乏人。最極端的是蘇雪林，她認為曹雪芹的原著本來“平庸傖俗”，“若非高鶚等為之伐毛洗髓，大加修改，此書如何可以見人？故此曹雪芹在文學史上之地位，應完全予以撤銷，改予高鶚始為公道”（蘇雪林1960年8月9日致勞干信）。胡適在給蘇雪林的信中，雖然批評了她充滿火氣的言論，但他也始終是程高本（尤其是程乙本）的支持者，理由是，在程、高的修改下，《紅樓夢》文白夾雜的色彩淡化了，近一步靠攏了成熟的語體文——眾所周知，“白話水平”是胡適文學評價的一個重要維度。后來的白先勇也是程高本的有力支持者。

“他人有心，予忖度之”，程、高是以編輯的心態改寫《紅樓夢》的前八十回的。編輯為什么會改動作者的文字？無非覺得原作不妥當，或者有不易為官方、社會，尤其是預設讀者群所接受的思想觀念（高鶚的思想比曹雪芹古板，是非常明顯的）；或者語言有錯訛，令人費解。現代編輯修改同時代作者的文本，是一個與作者“相與定文”的過程，校樣須得到作者的首肯；然對已經作古而無從“商量”的作者，編輯一般是不作修改的；對傳世經典，更是不會擅動，這是一個職業操守的問題。但在程偉元、高鶚的時代，書業對待“小說”這種文體，是不可能具有這種尊重態度與“文獻意識”的；由于時代相去不遠，他們對曹雪芹自然也只有“平視”， 而預料不到我們后世的“仰視”程度。所以，他們覺得不佳、不順處就以己意“徑改”了——其改潤程度似不足以從根本上“歪曲”掉原作的靈魂，更不會讓原本“平庸傖俗”的文本發生脫胎換骨的變化。不夠細心的普通讀者，甚至未必能發現人民文學出版社基于程高本（程乙本）的1953版《紅樓夢》，與基于脂評本（庚辰本）的1982版有什么不同。

《周汝昌致嚴中書信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022版

胡適將《紅樓夢》估計得過低，他認為這是一部“自然主義”的作品，“見解和文學技術當然都不會高明到哪兒去”（胡適1960年11月20日致蘇雪林信），最大的不幸是“既沒有經過作者自己的最后仔細修改，又沒有經過長時間的流傳”（胡適1961年1月17日致蘇雪林、高陽信）。這樣看來，《紅樓夢》不但是可以改的，而且是應該改的，程、高的行為不僅不是一種破壞，甚或可以說是一種“成全”。（胡適在前揭信中，還舉了《水滸傳》的例子，很清楚地表達出了這個觀點：中國的章回小說，通常是在流傳的過程中，越改越好的。《水滸傳》之“幸”，就在于它經歷過長期的流傳；《紅樓夢》的“不幸”，也正在于其“層累疊加”的程度很是不夠。）周汝昌又未免將《紅樓夢》的整合度看得過于神奇，他說“雪芹真書，本分兩扇，好比一部冊頁的一張對開，分則左右對半，合則前后一體，其折縫正在當中，似斷折而又實聯整”（周汝昌《曹雪芹獨特的結構學》），“由此大格局法則即產生了全書大對稱的情節結構與文筆手法的藝術特點特色，與世上所有小說不相類同”，則《紅樓夢》有著異常嚴格的幾何結構，程、高連全書應該有的章回數都沒有猜對，遑論捕捉其“真精神”，合理補改自然無從談起。

要筆者說，《紅樓夢》的字句篇章，有如中國古典畫論里常說的“密不容針，疏可走馬”，既有經過苦心經營而確如榫卯般不可移易之處，又時不時露出有意無意的脫略，所以自有其“可改”與“不可改”。

先說《紅樓夢》里的“不可改”。我很服膺的王安憶在《小說家的十三堂課》里提到過對越劇電影《紅樓夢》的兩個批評。

第一，黛玉剛進賈府時，鳳姐有幾句恭維話：“天下真有這樣標致人物，我今兒才算見了！況且這通身的氣派，竟不像老祖宗的外孫女兒，竟是個嫡親的孫女……”這是很漂亮的話，對塑造王熙鳳這個人物形象有重要作用。為什么她要說不像老太太的外孫女兒，倒像是嫡親孫女兒呢？因為外孫女兒是外系的，孫女兒是直系的。這話表面上是恭維林黛玉，內里則是恭維老太太的。越劇則把這幾句話編成了一段唱：“……哪像個老祖宗膝前的外孫女，分明是玉天仙離了蓬萊島。”雖然也是恭維，可是恭維錯了對象，就犯了大錯誤。

第二，是轉述吳組緗的意見。吳說，原作里有一個關鍵的情節，順序被改編者弄顛倒了，這一顛倒整個意思就都錯了。那就是寶玉為了戲子琪官挨了父親的打，挨打之后，黛玉去看望他，很是傷心，就說了一句：“你從此可都改了吧。”寶玉回答：“你放心，別說這樣話。我便為這些人死了，也是情愿的。”吳組緗認為這話實際上是寶玉一次真正的袒露心跡，話中的“這些人”說的是琪官之類，指的卻是包括林黛玉在內的心靈知交。這話林黛玉聽懂了，認可了，從此之后便平靜下來，再也沒有鬧過別扭。（全書中的寶黛口角，據統計一共發生了十二次，全部落在林黛玉奔父喪回來到寶玉挨打這十數回的區間中。）而在越劇《紅樓夢》里，這探傷的一出，卻被安排到《葬花》前面去了，于是在寶玉說過此話之后，又發生了他們吵嘴的過節。吳先生認為這是大大地把曹雪芹誤解了，缺乏對中國傳統社會人情物理的領會，辜負了原著寫實情節的嚴格與縝密。

這種寫作特點，王安憶概括為“嚴絲合縫，特別密實，針插不進，水潑不進”。文藝批評上有種說法，“形式即內容”，如果作品的“形式”被更改了，“內容”不可能保持不變。而小說這種敘事文學的生命，正在于其順序、節奏。《紅樓夢》中寫得最密實最精彩的，恰是上述寶、黛感情急速推進的十數回，這里的情節次序是萬萬挪移不得的。

再說《紅樓夢》的“疏闊”。書中的時間線和主要人物的年齡問題，一直是紅學家們爭論的焦點。尤其是林黛玉進賈府時的年齡，對我們準確理解文本而言，絕非細枝末節。如石問之《林黛玉進賈府年齡問題再探》一文中的分析：

就《紅樓夢》中寶玉、黛玉和寶釵三人而言，書中至少提供了三套年齡體系：一套是第二回確立的林黛玉進賈府年齡，寶玉七至八歲，黛玉六至七歲。一套是第二十二回、二十三回和二十五回確立的入住大觀園年齡，寶釵十五歲，寶玉十三歲。還有一套是第四回確立的……對應的寶釵、寶玉分別是十三歲左右和十一歲左右，相應的黛玉年齡應該是十歲左右……真正的難題在于無論是第三回的內容描寫還是人物形象等方面，根本無法與一個六歲多的孩子相匹配……寶玉十一二歲這樣一個年齡，才具有與第五回中的夢遺、第六回中的“初試云雨情”等故事情節相吻合的可能性，只有這樣，整個故事才具有基本的合理性。

石問之《玉石分明——紅樓夢文本辨》，浙江古籍出版社2022年版

李漁在《閑情偶記》中說：“編戲有如縫衣，其初則以完全者剪碎，其后又以剪碎者湊成。剪碎易，湊成難，湊成之工，全在針線緊密。”而對于古代文學作品中極其常見的“針線不密”，批評家們又有一個經常用到的回護之詞，就是“雪里芭蕉”。意思是，藝術是“寫意”的，芭蕉本應該生長在炎天里，王維卻把它畫在風雪中，如果一定要把芭蕉替換成梅花，就是取貌遺神的“笨伯”。劉上生在《探驪——從解情回目解味紅樓夢》中說：“曹雪芹創造了一種帶有童性年齡與少年青春特征信息雙重性的藝術筆墨……青梅竹馬，最好童蒙待啟；相知相悅，需要情竇初開……文本顯示，這是一對小兒女的初見，而其少年青春氣息，則是特殊意義的附加。這種特殊意義，就是作者為寶黛愛情設置的前世情緣。我們可以把這種附加稱為敘事的‘溢出性’信息。‘溢出性’信息負荷著寫實筆墨的表意功能。”也就是說小說家在這一關節上并非遺留有技術上的疏忽，而是為了藝術真實，不得不犧牲生活情理上的真實。這自然是一種很具有啟發性的解讀視角。

（清）李漁《閑情偶記》，浙江古籍出版社2018年版

那我們再來看一個絕無必要“寫意”的地方。第十九回“良宵花解語”中，寶玉問襲人前日在她家中所見的一個紅衣女子是誰，襲人說：“那是我兩姨妹子……如今十七了……”由此我們知道，襲人此時的年齡應該不低于十七。而第二十二回中講到鳳姐和賈璉商議給薛寶釵過生日：“聽見薛大妹妹今年十五歲，雖不是整生日，也算得將笄之年。”則此年薛寶釵的年紀亦很明確。然而，第六十三回“壽怡紅群芳開夜宴”中，諸人行酒令掣花簽，襲人的花簽上注：“……坐中同庚者陪一盞。”而“香菱、晴雯、寶釵三人皆與他同庚”，遂與她共飲。這里便出現了顯而易見的敘事破綻。這些文字，在各脂本中都沒有差別。所以以庚辰本為前八十回底本，并盡可能不改的人民文學2022年版《紅樓夢》，也仍然保留了上述矛盾。倒是程乙本，把襲人的“兩姨妹子”改成了“兩姨姐姐”，這一做法化解了矛盾，且無損于敘事藝術，是無可厚非的。所以不管程高本有多少缺點，也不能抹殺這類“小德微善”。類似之處，書中其實是有很多的。所以，我們可以實事求是地講，曹雪芹的行文，也不是處處有深文大義，也可能存在一些單純的、沒有必要的疏漏，這自然與其成稿過程的復雜有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