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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丨燕博士

近日，三河市因為“商戶招牌禁用紅、藍、黑三色”的行政指令而引起了很大的爭議。媒體和自媒體紛紛進行了批評。最新的消息是，地方紀委宣布介入調查。這使得問題開始錯上加錯，所以有必要就此多談一點。

其實一個地方的行政部門或者行政領導，就城市發展的某個細節進行指導、指點，再到指指點點，最終用長官意志統一標準，比如統一門頭、統一顏色，這種事情在國內各地并不少見，不過很多城市的這種做法未被曝光而已。

類似現象之所以廣受批評，而且一冒頭就引發群體的反感，根源在于在民主法治成為發展主流的社會里，人們厭惡過于集中的市長權力對于多元社會生活的直接干涉，并進行標準的統一，所以，其本質是權力意志和民主民意的沖突。

一、事件暴露出的中西部“市長困境”

但是這個城市現象的背后，隱藏了一個當下中西部城市正在面臨的一個“西部市長困境”。之所以強調是中西部的困境，因為更多發生在中西部地區，而東部變得少見了。

這種困境在于：經濟欠發達的中西部地區，想模仿東部地區曾經大刀闊斧推動跨越式發展的做法，卻在當下遭遇了已經成長起來的網絡輿論的嚴厲狙擊。而這種輿論狙擊和輿論監督，又開始受到上級部門的極大認可，這意味著市長做法常常不得不緊急剎車。

對于中西部城市來說，城市樣貌的改觀，不僅僅是個城市發展的問題，更深的意義在于，通過城市的推倒重建和推陳出新，以物理的變化來倒逼多年來故步自封的城市精神面貌和深層觀念的改變，從而推動思想的解放，打破傳統思維的約束，最終推動改革開放的深入開展。也為招商引資和改善營商環境，打下觀念的基礎。

在這個過程中，市長的作用是很大的。尤其在中西部地區，城市文化和民眾觀念常常較為傳統，如果市長敢為人先、有所作為，必能帶動地方的發展。他們在追求政績、追求上級和社會認可的激勵下，常常會以大手筆對城市進行改造，常常帶來城市面貌為之一變，市民的精神領域也如春風拂過。猶如將一輛老車重新套上馬鞍，推上馬路繼續前進。至于類似統一店頭、統一顏色等類似做法，我的看法是，這種做法固然不太妥當，但是如果城市能夠帶來更大的好處，輿論適當進行批評、地方干部知錯就改就好。這是整體和局部、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區別。

但是在中國城市發展的浪潮中，類似曾經的宿遷的仇和、大同的耿彥波那樣的強勢市長，已經不可能再出現了，后果就是，很多城市快速進步的可能性，也因此消失了。

一方面，是法治建設開始強化，權力被收進法治和輿論監督的籠子，一舉一動都追求有章可循；另一方面，是公共輿論空間變得發達，市長的權力行為一旦有所逾越，會在第一時間遭遇輿論的迎頭痛擊。就是說，一旦發展進入正軌，所有權力行為將被套上籠頭，城市因此失去了狂飆突進、野蠻生長的時代機遇。

不能否認中國城市化過程中，強勢市長留下的深刻印記。就以仇和曾經主政過的宿遷市和沭陽縣來說，更多百姓依然感念老領導當年大刀闊斧的改革，在很多方面奠定了今天發展的物質基礎和觀念基礎。即便仇和當年受到了《南方周末》等傳統媒體的聚焦，也引發了批評，不過在傳統媒體時代，危機的管理是簡單的，很容易通過上級和官方的支持而安然度過。

但是在今天，在網絡輿論監督之下，強勢的市長已經很難出現了，即便出現，也會遭遇輿論的群起而攻之。

二、中國網絡空間里特殊的輿論環境

但是中國在進入新媒體時代之后，傳統媒體衰落了，自媒體時代來臨了。這帶來了媒體領域的巨大變化，也深刻地改變了中國輿論格局。一個影響、制衡和制約中國社會發展的關鍵因素出現了，這就是公共輿論的監督力量。

最主要的變化在于，傳統媒體以支持和肯定的輿論宣傳的影響力，大為降低，而以監督和批評為主的自媒體，他們的影響力出現爆炸性的增長。在改革開放和城市化工業化過程中，權益未受關注的弱勢群體，幾乎都被新媒體和自媒體吸引了過去，并成為后者的粉絲，新媒體平臺和自媒體內容上，展示了更多的負面信息、群體憤怒和情緒化的發泄。這就是中國過去數十年的網絡輿情的發展現實和輿論后果。

新媒體和自媒體發展到今天，已經推動中國的網絡空間，成長為了一個巨大的公共輿論空間。這本身就是中國進步的一個實實在在的成果。這個公共輿論空間，在以前也有，但是在傳統媒體時代，是個有限空間，空間里存在的幾方力量，主要是政府部門、主流媒體和極少數的公眾人物，他們生產并決定了社會輿論。這種輿論主要是官方的觀點，也因此是單一的，也易于管理的。

但是今天的以網絡為載體的公共輿論空間，已經實現了極大的擴容，傳統媒體時代的輿論各方，依然留在空間里，但是涌進了更多的內容生產主體，而且其復雜斑駁程度，超乎所有想象，如挾粉絲群體占山為王的各種意見領袖、直播網紅、數千萬的自媒體、國際組織、境外媒體、駐華使領館、學貫東西思想多元的學者、境外水軍……凡此種種，不一而足。中國網絡空間不再是中國人的空間，而成了一個國際化的空間，除了交流工具的簡體中文是傳統的，其余所有的東西都是新的、全球性的。毫不夸張地說，中國改革開放的疆域，在現實的國境之外，還有一個更大的超越了國境線的網絡空間。

這個空間還有一個特點，那就是雖然空間涵蓋了中國地理國土，地不分東南西北，人不分男女老少都在其中，也存在發展較為懸殊的東中西部的梯次發展格局，但是網民都共享了一些統一的網絡思想，如網絡民主觀念、法治觀念、“弱者即正義”觀念、權力監督觀念等。即便是發展落后地區的網民，也理解并接受了這樣的觀念。這使得網絡居高臨下的網絡輿論監督成為可能，成為對于現實社會的降維打擊武器。

在這樣的空間里，每個人都在生產觀點，從而形成了一個巨大的意見市場。意見有古有今、有中有外、有對有錯、有左有右、有上有下、有敵有我……每種意見都試圖在爭奪網民心智和認知，從而形成了觀點的博弈。一旦某種意見和觀念收獲越來越多的粉絲，它的影響力就越來越大，當達到一定規模的時候，它就成為一種網絡輿論。與之制衡的網絡輿論也常常隨之出現，也會開始吸引粉絲，當足夠大的時候，就會出現粉絲群體的決戰和決裂，社會撕裂就出現了。由此可知，這個空間里面的輿論博弈，是相當激烈的，主流媒體的輿論引導的難度何其之大，網絡治理和社會治理的難度也是可想而知的。中國當下已經成型的這種網絡輿論環境，是非常特殊的，既有別于其他國家，更有別于傳統社會，是中國社會各種特色因素共同促成的結果。

網絡空間的治理，一直挑戰重重。經過多年的探索性的網絡治理，到今天可以說取得了初步的有利的治理局面。我的看法是，這種局面可以部分地概括為，網絡輿情的合理合法地位受到了確認，網絡監督獲得承認，并被納入體制內的日常工作渠道；正能量為主、兼容并蓄成為輿論的治理風格，但是政治安全、社會秩序、主流價值觀和意識形態安全不容挑戰，也構成了網絡治理不容沖撞的底線和紅線；支持主流媒體實施媒介融合和創新發展，并在十年之后繼之以系統性變革為發展話語，持續推動正能量、主旋律占領思想和輿論制高點等。

三、特朗普如何助力中國完成了網絡治理？

在網絡治理的過程中，中美激烈的國運競爭，意外促成了網絡治理出現巨大利好，但也因此出現“雙刃劍”效應。

在特朗普2016年首次上臺、并在2018年前后對中國企業進行極限施壓之后，激發了中國網民強烈的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熱潮，這種熱潮不光形成了網民同仇敵愾的輿論格局，也極大地壓制了網絡右派、投降派、中立派的勢力，“公知”群體就此沉默，投降派失去民意基礎，中立派空間變得狹窄，常常被迫左傾以策安全。愛國成為主流，連帶傳統媒體的“理中客”風格成為網民嘲諷的靶子。

網絡就此變成愛國思潮的星辰大海和萬里坦途，愛國流量洶涌澎湃，愛國大V聞風而動，肆意收割。天時地利人和，諸多要素無不具備，這使得網絡形勢一馬平川，網絡治理一帆風順。官民攜手，共同完成了網絡治理的向好發展。

備受關注的意識形態領域，也變得越來越有利。

數十年的高速發展，數億人解決溫飽問題并轉向發展問題，已經推動中國站在了世界道義的制高點上。再加疫情防控中的突出表現，“兩種制度”的競爭中出現“東學西漸”的轉向。最近兩年來，中國在高科技領域接連取得突破，各種國之重器接連曝出，表面看是中國數十年的科技規劃開始收獲成果，背后是國家發展和國運勢頭不可阻擋，已經進入了科技實力陸續爆發的階段，并在deepseek橫空出世之際達到了新高度。Deepseek的深層意義在于，不光打翻了美國的AI霸權和國運押注，也間接地瓦解了拜登苦心孤詣建立的西方價值觀聯盟和意識形態防線。

至此意識形態安全問題已經基本解決，意識形態“東升西降”基本成型。特朗普及其政府對華的各種嚴厲做法，背后是二戰之后，美國在全球意識形態領域首次整體轉入守勢，出現了對于意識形態安全的極大擔憂。

四、愛國流量導致了巨大的“雙刃劍效應”

但是上述網絡形勢出現了“雙刃劍效應”，并帶來了深遠的發展隱憂。

這種愛國主義熱情的大爆發背后，出現了極端的民族主義情緒和民粹主義思潮的合流，再加社交軟件的深入人心和主流輿論引導的乏力，今天中國網民的社會心理和群體情緒，處于激情和憤怒疊加的不穩定狀態，在愛國主義爆發的同時，網絡輿情出現了持續反腐、要求社會公平的強烈訴求。任何社會的基層社會和普遍心理一旦被動員、被激烈情緒喚醒，本身就成為一種不穩定的社會根源。這使得官方希望持續深入推動改革開放、支持民營經濟繁榮發展的愿景，相當程度上遭遇了來自網絡群體情緒的重重阻力。

值得反思的是，在開展針對美國施壓的輿論宣傳工作過程中，媒體和自媒體不恰當地使用了喚起民族情緒和群體憤怒、對于信息真相實施片面傳播等輿論武器，導致了民粹主義的大面積蔓延和自媒體“仇美反日”情緒的過重渲染，由此塑造了很多網民的閱讀習慣和閱讀心理，重塑了網民群體的情感認知。后果表現之一，就是任何個體只要打著愛國主義的旗號，就能吸引粉絲關注，然后在網絡通行無阻，為荒謬反智行為披上愛國合理外衣。網絡流量魚龍混雜，泥沙俱下，為反智主義和民粹主義成長留下空間。發生在南京的“戰馬行動”、出現在杭州的網紅“鐵頭”，莫不如此。

去年出現的幾起極端事件和報復社會事件，背后的社會根源和網絡根源極為復雜，但是類似極端行為和作為愛國流量“副產品”的反智主義，如何脫得了干系？極端行為是反智主義和極端民族主義的邏輯結果。如何正本清源，在愛國流量洶涌的時候，將其引導到理性愛國、科學發展的軌道上，現在看來是個極大的挑戰。

綜上所述，今天的網絡形勢，既有積極有利的一面，而且是主要的一面，也有風險挑戰的一面，具有可能影響深遠的隱憂。

但是無論如何，網絡公共輿論空間的出現，都可以看做是中國數十年的經濟社會發展和網絡輿情洗禮留下的重要成果。即便在這個空間里充滿了各種風險挑戰，但是它畢竟提供了這樣一種可能性：

各種觀點和意見上網，進入這個公共空間，在多方博弈之下，最終持續一兩個優勢性的觀點和意見，從而成為網絡輿論，從而客觀上成為網絡民意的表達形式。這種網絡輿論并無對錯之分，但是它背后站著相當規模的網民群體，這使得它具有了代表性，成為政策制定、輿論引導、社會治理的一個民意坐標。這在傳統社會和線下社會，是很難出現的一個社會成果，可以視為網絡時代給中國帶來的時代紅利之一。

五、中西部市長的出路何在？

網絡公共輿論空間的一個重要武器，就是網絡輿論監督。尤其是來自中西部的市長們，正日益成為這種網絡輿論監督的重要對象。不像東部地區的同僚們，已經在過去數十年的輿情洗禮中接受了足夠的教訓。

中西部的市長們和其治下的網民，往往在網絡認知上出現一定的偏差。如上文所言，欠發達地區的網民，和發達地區的網民已經共享了很多網絡先進思想，如監督權力思想、民生思想等，但是與此形成對比的是，官員一旦掌握了權力，尤其是握有重要權力的市長和領導干部們，反倒在這個認知上變得被動落后，成為認知中的薄弱環節。或許權力在一定程度上，真的會蒙蔽心智，傷害人的心智。一旦大權在握，中西部的市長們因為推動城市發展的雄心，同時又缺乏輿論監督的觀照意識，或者缺乏敬畏之心，常常大刀闊斧地推動工作，甚至權力變得任性，常常和網絡輿論監督遭遇短兵相接。

問題還在于，今天的網絡輿情和網絡輿論監督，其正當性、合法合理性已經獲得體制的認可。任何一件網絡輿情爆發后，相關部門都會全力以赴，認真處理，必要時問責干部和負責人，希望盡快安撫民心，挽回民意，消除負面影響，從而在網民和市長、輿情和權力的博弈中，前者獲得了實實在在的優勢地位。

這就是當下的“西部市長困境”，一方面要出成績、要有城市發展亮點，為此以只爭朝夕、時不我待的精神開展了工作，又常常發現下屬官員思想觀念跟不上形勢、跟不上雄心勃勃的市長理念，一些市長就難免急躁冒進，給部下下達嚴厲指令和不切實際的指標，結果就導致了“破門亮燈”“統一門頭”“統一顏色”等做法；另一方面，網民時時刻刻都在巡查著現實社會的角角落落，一旦發現有悖道德直覺和樸素情感的權力亂作為事件，網絡輿論監督就快速啟動程序，以負面流量直逼地方城頭，以“黑云壓城城欲摧”之勢，倒逼地方盡快修正路線，改正錯誤。

所以說，“中西部市長困境”，是在網絡輿情發展到今天之后，權力遭遇了嚴厲的輿論監督的結果。一些大刀闊斧、大拆大建的發展措施可能被約束，一些寄托了政績理想的大型項目可能會擱置，城市可能會因此失去某些發展的先機和機遇，也給一些市長留下施政的遺憾。這是由東、中、西部的網絡輿情洗禮的差異性所決定的，輿情爆發規律，在時間上存在先后順序、在空間上存在梯次格局。這導致了這樣的時空景觀：已經走過輿情暴風雨洗禮階段的東部地區，開始了更高層面的轉型，而正在陷入輿情風暴漩渦的中西部地區，市長們正處于權力政績和輿論監督的夾縫中，苦苦掙扎。

但是中西部因此只能裹腳不前了嗎？顯然不是的。解鈴還須系鈴人，化危為機的鑰匙，依然握在權力的手里。如前所述，權力指令“統一顏色”引發眾怒的根源，在于網民和市民感受自己被無視，本質是民意和權力的沖突。這給我們的啟示是，市長在出臺一個政策之前，需要增加一道民主的“保險帶”，就是問計于民，政出于民，通過專家座談、居民代表、社區利益相關者等民主環節，將權力意志最大程度地化為民生民意，獲得他們的認可。一旦獲得大多數的通過，政策就獲得了合法合理性，即便輿論再來炮轟，你也不用怕了，只要做好解釋溝通工作即可。

問題在于，如何在中西部市長的決策思維里增加這樣一道“民主程序”和風險審查，反倒是個難題。從實際看，這更多是來自網絡輿情的倒逼，很少有自覺增加這個民主的環節的。

六、為何說紀委出面反倒惡化了事態發展？

但是在三河市的事件中，當地方的紀委部門出面之后，我的看法是，這會將事情導向更為不利的一面。

我在此前的文字中反復表達過一個觀點，那就是紀委部門作為權威部門、實權部門，每次官宣調查行為，都是一個重大的新聞時刻，都是眾所矚目的焦點事件，也是一個重要權力的行使路演過程，本身也會引起圍觀和監督。這個權力擁有巨大的影響力，每次行使都需要慎之又慎，不能為了迎合當下網民心理需求，而隨時祭出權力之劍，這會導致嚴重的社會后果。

即便統一門頭、統一顏色遭受了輿論的紛紛批評，但是它終究屬于公共政策范圍，是在發展過程中出現的一種失當欠妥行為，也可能是一種審美偏差行為，需要嚴格將其限定在政策批評、輿論批評、以公共批評督促其改善的范圍之內，它并沒有嚴重到應該受到紀委調查的程度。當然，如果有確鑿的證據證明其中有不當利益的輸送和其它權力腐敗行為，那紀委是需要調查的。如果在沒有證據之前，直接官宣介入調查，我認為是有失紀委工作的嚴肅性的。

紀委宣布介入調查，網民自然會歡迎的，但是后果也是嚴重的。這樣一來，地方政策的權威性和公信力立即歸零，社會心理的“破窗效應”導致地方負責人接下來工作難以推進，甚至“腐敗落馬”的社會期待心理會出現自我推動、自我實現的結果。重要的是，這會導致“寒蟬效應”，不干事不出事、多干事多出事成為一種心理導向和重要教訓，其他領導干部會覺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或者就此躺平也未可知。這對中西部發展，是個負向引導。

所以總結起來，那就是面對地方不妥當的政策，今天的網絡輿論肯定會進行輿論的監督，這將倒逼各地的領導干部吸取教訓，提高輿情素養。這得益于中國網絡出現了公共輿論空間。但是在政策輿論領域，紀委部門行使權力，反倒需要慎之又慎。

作者簡介：

1. 燕志華 博士（yandaxia66）

2. 資深媒體人/紫金傳媒智庫研究員/輿情管理顧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