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3月12日，孫中山先生溘然長逝，為了給這位偉大的革命領袖修建一座與之相匹配的陵墓，眾人全力以赴。而墓碑的書寫重任，落在了素有“近代顏書大家”之稱的譚延闿身上。

在接下來的日子里，譚延闿將自己關在書房，全身心投入到書寫工作中。一筆一劃，他都反復琢磨，力求完美。寫好一張后，他會仔細端詳，哪怕是極其細微的瑕疵，都會讓他不滿意，然后重新再來。

前后算下來，他寫了足足三百多稿。當眾人提議在墓碑上落上他的名字時，譚延闿卻搖了搖頭。為什么譚延闿寫了這么多稿，還不肯落款自己名字？

得到孫中山賞識并重用

1893年，在一處考場外，譚延闿隨著人流穩步邁進考場。這場童生考試，是他踏上仕途的起點，考場內靜謐無聲，只有筆尖摩挲紙張的沙沙聲。譚延闿將平日里的所學所思盡情揮灑在試卷之上。放榜之日，他的名字赫然在列，成功中了秀才，家族上下一片歡騰，鄰里紛紛前來道賀。

十年后，中國迎來了最后一場科舉考試。譚延闿再次踏上考場，此時的他，不僅書法愈發精湛，文采更是斐然出眾。

考場上，他文思泉涌，一篇錦繡文章一揮而就。閱卷官們看到他的答卷時，不禁眼前一亮，連連稱贊：“此人文筆絕佳，書法更是精妙，堪稱一絕，當為進士第一名！”于是，譚延闿被初定為狀元。

然而，命運卻在此處發生了轉折。當朝廷官員看到“譚延闿”這個名字，又得知他來自湖廣地區，臉色驟變。一位官員憂心忡忡地說：“這譚延闿，又來自湖廣，莫不是……咱們可不能讓與叛逆相關之人位居榜首。”

眾人商議一番后，決定將譚延闿貶為二等第三十五名，雖仍賜予進士之名，允許他進入翰林院，可這一轉折，讓譚延闿的滿心歡喜瞬間被潑了冷水。

在官場歷經沉浮后，譚延闿感到身心俱疲，看著朝堂上的種種紛爭與腐朽，他深知無力改變現狀。他坐在書房反復思量后，終于下定決心，長嘆一聲：“這官場已非我能施展之地，罷官回家，或許能尋得一片新的天地。”于是，他辭去官職，回到了湖南老家。

回到湖南的譚延闿，將目光投向了教育事業。他四處奔走，籌集資金，尋找合適的辦學場地。憑借家族在當地的崇高名望，再加上自己進士的功名，譚延闿在湖南極具影響力。

1911年10月，武昌起義的槍聲如一聲驚雷，震撼全國。湖南積極響應，革命形勢風起云涌。在組建湖南軍政府時，眾人一致認為譚延闿在湖南聲望頗高，又有組織領導能力，力邀他擔任參議院長。

有人對他說：“如今革命當頭，湖南需要您這樣的人來引領方向，參議院長之位，非您莫屬。”眾人紛紛附和，于是譚延闿挑起這副重擔，全身心投入到新的工作中。

隨著革命形勢的發展，湖南都督的人選成為關鍵。在一次重要的會議上，各方代表激烈討論，一位代表站起身來，大聲說道：“譚延闿自回鄉以來，為湖南做了諸多實事，在立憲、教育等方面成果顯著，由他擔任都督，定能帶領湖南走向新的篇章。”經過一番討論與權衡，譚延闿最終接過了湖南省都督的重任，站在了湖南革命與發展的最前沿。

確定譚延闿為孫中山寫墓碑

1912年，中華民國初立，譚延闿加入了國民黨，不久之后，袁世凱妄圖復辟帝制，竊取革命果實，國內局勢動蕩不安。譚延闿二次投身革命，與眾多仁人志士并肩作戰。

1922年，譚延闿投奔孫中山。當他第一次與孫中山會面時，孫中山的談吐與見解便深深吸引了他。孫中山談及革命理想時的堅定眼神，對國家未來的宏偉規劃，都讓譚延闿內心深受觸動。

會面結束后，譚延闿感慨萬千，對身邊的人說道：“孫先生的人品、威望和能力，令人欽佩不已，我相信，跟著孫先生，定能為國家尋得光明的出路，我沒跟錯人。”

而孫中山對譚延闿同樣十分賞識，經過一番接觸，他認定譚延闿是一位值得信任的同志。此后，孫中山把許多重要事情都放心地交給譚延闿去處理，還讓他身兼重職，對他器重有加。

孫中山對譚延闿說：“組庵（譚延闿字組庵），黨國大業如今正處于關鍵時期，諸多事務繁雜。你能力出眾，還望能多擔重任，咱們齊心協力，共創未來。”此后，譚延闿身兼眾職，不負所望，盡心盡力為革命事業奔走操勞。

1925年3月12日，孫中山在這一天溘然長逝。噩耗傳出，舉國悲慟，民眾自發走上街頭，面色凝重，沉痛悼念這位偉大的先行者。國民黨迅速行動，成立了治喪委員會，經過商討，決定在南京紫金山為孫中山先生修建陵墓，讓先生的英魂得以安息。

同時，眾人一致決定在墓前豎立一塊紀念碑，用莊重的文字銘記先生的功績。至于碑文內容，很快確定為“中國國民黨葬總理孫先生于此”十三個大字。可由誰來書寫這意義非凡的碑文呢？眾人一時陷入沉思。

這時，有人站起身說道：“論書法造詣和黨內地位，非譚延闿莫屬！他早年師從清代書法家翁同龢，后融合顏真卿、柳公權等大家之長，形成自己獨特的書法風格，被譽為‘民國四大書法家’之一，他的字定能與孫先生的偉大功績相匹配。”

譚延闿聽聞：“能為孫先生書寫碑文，是我無上的光榮，只是責任太過重大，我定當全力以赴，不負大家的信任。”

前后寫了三百多稿，最終不肯落款

當譚延闿接過書寫孫中山先生墓碑碑文這一重任時，只覺千鈞重擔壓在肩頭。他心里清楚，這碑文不僅是幾個字的事兒，它承載著對孫中山先生的無盡緬懷，更象征著革命精神的傳承，意義非凡，容不得一絲差錯。

回到府邸，譚延闿徑直走向書房，看著堆積如山的公文，他稍作思索，喚來秘書。“把我手頭這些事務都安排下去，除了特別緊急的，其他一概先別找我。”秘書面露難色：“可是，這些工作也很重要，您看……”

譚延闿擺了擺手：“這次書寫總理碑文，關乎重大，我必須心無旁騖，其他事情先放一放。”隨后的日子里，譚延闿一心撲在書寫準備上。

一天，他放下手中毛筆，叫來管家：“你即刻派人去上海，務必幫我尋來安徽產的上等宣紙，千萬馬虎不得。”管家領命而去，沒幾日，便帶回了質地優良的宣紙。譚延闿小心翼翼地展開宣紙，輕輕撫摸著那細膩的紙面，眼中滿是滿意。

在他的嚴格要求下，宣紙被一張張裁剪妥當，擺放在書房，六月，譚延闿搬到上海法租界一個安靜的寓所，閉門寫作。書寫碑文時，譚延闿狀況頻發。9月的一天，因連日揮毫，手腕酸痛乏力，在寫“葬”字最后一筆時手一抖，20張精心書寫的宣紙就此作廢。

但他沒有被挫折打倒，而是調整策略，每天清晨早起半小時打太極拳，鍛煉臂力，提升書寫時的穩定性，憑借著這股對藝術的執著，堅持為完成碑文書寫而努力。他花了半年時間，用掉了四百多頁宣紙，終于敲定了三百十七稿作為最終定稿。

當碑文完成，石碑豎立在孫中山先生的陵墓前時，碑上卻不見譚延闿的名字。

他并非忘記，也非疏忽，而是從一開始就沒想過留名。

他認為，這碑是為彰顯黨的精神而立，是對孫中山先生以及偉大革命事業的致敬，個人的聲名在此處微不足道。

這種做法，展現出他作為書法家的謙遜與低調。在書法領域，他造詣極高，本可借此機會留下墨寶印記，可他沒有。他的書法成就不應被這無名的碑文掩蓋，卻因他的選擇，更顯純粹。他的字與碑文內容融為一體，成為對革命精神的無聲書寫，而非個人功績的宣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