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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語：

當地時間4月2日，美國總統特朗普悍然宣布實施“對等關稅”，利用國內法律對所有貿易伙伴加征關稅。這一行徑不僅公然違反世界貿易組織最惠國待遇原則，更直接沖擊了世貿組織多邊運行機制。自宣布“對等關稅”以來，特朗普政府一邊持續提升關稅水平，一邊又保留與各國單獨談判的空間，企圖通過“交易藝術”，最大化脅迫各國對美讓步，將自身發展代價轉移至別國，以緩解美國國內的財政赤字困境及制造業空心化等棘手問題。

美國不斷揮舞的關稅大棒，將給全球多邊貿易體系帶來怎樣的沖擊？中美關稅戰與貿易戰將走向何方？作為全球重要貿易大國，在世界貿易規則岌岌可危之際，中國應發揮怎樣的角色與作用？

4月12日，IPP就上述問題采訪了香港城市大學法學院教授（終身教職）王江雨。在訪談中，王江雨教授深入分析了特朗普對等“關稅政策”對全球經濟秩序、中美關系以及中國國內發展的影響，并提出了極具前瞻性的見解。

為便于讀者閱讀，IPP評論今日將率先推出采訪的前半部分。更多精彩內容將于稍后推出，敬請各位讀者耐心期待。

香港城市大學法學院教授（終身教職）王江雨（圖：劉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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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4月2日，美國總統特朗普依據《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IEEPA），以美國商品貿易逆差巨大為由，宣布國家緊急狀態，并實施前所未有的“對等關稅”政策，對全球貿易格局產生重大影響。從國際經濟法的角度，您如何理解對等關稅？

王江雨：從國際經濟法的角度來看，“對等關稅”這一概念在以往的國際經濟體系以及國際貿易法體系的認知中是不存在的，就是說現有國際經濟法規則體系，本身既不認可也不鼓勵所謂“對等關稅”，不僅沒有給這個概念提供法理基礎，更是毫不含糊地禁止這種做法。

特朗普口中的“對等關稅”到底是什么意思？對此我們只能先望文生義。

美國政治新聞網4月4日分析稱，特朗普在宣布國家緊急狀態后被允許利用《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IEEPA）“調查、監管、禁止進口或出口行為”，但法律并未賦予其使用關稅手段的權力。圖源：新華社

假設存在兩個國家A國和B國，按照“對等關稅”的字面意思，如果A國對B國征收多少關稅，那么B國就應對A國征收相同數額的關稅。然而，特朗普以“對等關稅”的名義對其他國家征收的關稅，并非真正意義上的“數字對等”的關稅。實際上，特朗普的關稅是根據其他國家對美國的貿易逆差計算出來的，具有很強的隨意性和報復性。因此，他所謂的“對等關稅”也并非真正的“對等”關稅。

以越南為例，特朗普對越南施加46%的所謂對等關稅。再看韓國和日本，特朗普也對這兩個國家施加了百分之二十幾的名義上的對等關稅。但實際上，韓國和日本與美國之間 都存在自由貿易協定，其平均關稅幾乎沒多少，接近零關稅。如果按照真正的對等關稅來計算，特朗普對韓國和日本征收的關稅本應接近于 零。

但特朗普是基于貿易逆差的算法來確定對等關稅的，而并非我們所說的算術平均意義上的對等關稅。越南雖然是一個快速發展的重要商品出口國，但越南自己也并沒有對美國的產品施加高達46%以上的關稅。由此可見，特朗普所施加的對等關稅在國際經濟法的框架下顯得十分奇特，是一種與傳統國際貿易規則相悖的行為。

越南對美國的貿易順差位居全球第三，僅次于中國和墨西哥，越南每年向美國出口價值超過1,000億美元的商品，包括耐克(Nike)運動鞋和消費電子產品等。圖源：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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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您看來，應該如何理解此次美國特朗普政府施加“對等關稅對”全球經濟體系所帶來的影響？

王江雨：特朗普政府此次以“對等貿易”、“對等關稅”為名發起的這場針對全球、尤其是針對中國的貿易戰，可以說是國際經濟發展史上、尤其是二戰之后國際經濟發展史上一個極具顛覆性的事件。盡管以往也出現過各種“貿易戰”，但與如今這場規模巨大、甚至到了荒謬程度的貿易戰相比，之前的那些都只能算作是“游擊戰”。

具體而言，特朗普發起的這場貿易戰，其顛覆性和危害性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自由貿易理念遭到沖擊。

特朗普的對等關稅政策幾乎完全顛覆了二戰之后國際社會所普遍認同并奉行的自由貿易理念。自由貿易理念是自由主義國際經濟秩序的核心。盡管各國可能對這一理念的接受和認可程度有所不同，但不可否認的是，二戰之后，尤其是冷戰之后，大多數國家都生活在以自由貿易為內核的自由主義國際經濟秩序的體系之中，中國更是這個體系的受益者。

中國改革開放后融入這一體系，憑借自身的比較優勢以及中國人民的辛勤努力，迅速崛起為出口大國、生產大國和制造業大國。 很顯然，中國的發展成就離不開參與世界性的分工體系——只有通過分工合作，中國的比較優勢才能得以發揮，產品才能走向國際市場，也能從世界市場獲取所需的物質、人力和科技資源，從而實現經濟的良性循環。中國的經驗恰恰體現了該體系的重要性。

而該體系的基本框架、原則以及法律規則都是二戰之后建立起來的，美國在其中發揮了奠基者的作用，這就是我們熟知的“布雷頓森林體系”。

“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建立是人類歷史上的偉大制度創造。1944年，二戰接近尾聲，美國羅斯福總統希望建立一個全新的國際秩序，與以往的秩序截然不同。這個秩序的建立為人類帶 來了長達近七八十年的相對和平時期，雖然期間有冷戰存在，但冷戰并非世界性的大戰，它只是兩個陣營之間的對峙。雙方都試圖通過削弱對方的意識形態和物質實力來贏得競爭，而沒有引發全球性的戰爭，區域性的沖突也未對世界和平造成根本性破壞。

自布雷頓森林體系建立以來，美國的貿易邏輯 從最初的固定匯率體系和美元與黃金掛鉤，到1971年美元脫鉤黃金，再到后來的自由貿易與保護主義政策交替變化 。圖源 ：Wikimedia Commons

布雷頓森林體系在政治上與聯合國體系相互呼應，在經濟領域確立了自由貿易的基本原則，強調非歧視原則，這是其核心所在。非歧視原則又分為“最惠國待遇”原則和“國民待遇”原則。簡單來說，一個國家可以有自己的關稅稅率，比如30%或5%，但必須對所有國家一視同仁，不能對不同國家采取不同的關稅標準。同時，本國的企業、貨物和服務與外國的相應主體也應受到同等對待。基于此，各國發揮比較優勢，促進經濟發展。

第二個危害是違背和削弱了自由貿易原則。

二戰之后的自由主義國際經濟秩序從未要求對等關稅，它的基本精神是“協定關稅，一視同仁”，強調合作協商和非歧視待遇。協定關稅意味著各國可以通過協商確定關稅水平和貿易壁壘，只要其他國家同意，就可以維持一定程度的限制。而非歧視待遇則要求一旦協商確定，就必須對所有國家一視同仁，給予相同的待遇。這種制度安排充分考慮了各國發展階段、資源稟賦和經濟體制的差異，給予各國一定的彈性空間。

然而，特朗普的對等關稅政策從根本上挑戰和顛覆了傳統的自由貿易理念。他以貿易逆差為由，單方面施加高額關稅，完全不顧及國際規則及其中的協商機制。這種做法不僅違背了自由貿易的基本原則，還破壞了國際經貿秩序的法治基礎。國際法的實施很大程度上依賴于各國的信仰和遵守，一旦像美國這樣的大國公然破壞規則，其他國家也會紛紛效仿，國際經濟秩序將必然陷入混亂無序。

第三個危害是對全球經濟體系構成嚴重破壞。特朗普的關稅政策對全球經濟體系的破壞是多方面的。首先，它改變了二戰之后保障人類和平與經濟發展的自由貿易理念。其次，這種大規模、高烈度的破壞行為使得國際經濟秩序的規則受到嚴重沖擊。美國作為世界貿易組織的創始成員國，公然違反規則，采取單方面行動，這種行為對世界貿易組織的合法性構成了嚴重挑戰。

從經濟角度來看，高關稅的實施必然導致國際貿易活動大幅減少，消費品價格上升，通貨膨脹成為必然。雖然短期內施加高關稅的國家可能會獲得一定的財政收益，但從長期來看，這種做法無異于飲鴆止渴。高關稅會縮小貿易規模，減少稅基，最終導致財政收入下降。

此外，試圖通過高關稅恢復制造業的做法也難以奏效。美國制造業的流失并非一朝一夕形成的，而是長期經濟結構調整的結果。特朗普試圖通過簡單粗暴的高關稅政策來振興制造業，不僅違背了自由貿易原則，也忽視了制造業發展的復雜性和長期性。

當地時間10日,美聯儲的一名高級官員表示,美國總統特朗普的關稅政策將導致美國通脹上升和經濟衰退的風險“顯著增加”。圖源：新華社

四是忽視了美國制造業問題的本質與“制造業回流”策略上的失誤。

美國制造業的流失并非僅僅是全球化導致的，而是經濟結構調整和產業發展選擇的結果。美國歷任政府并未將制造業流失視為嚴重問題，因為他們認為通過服務業和金融創新可以獲取更高的利潤。然而，特朗普及其團隊卻將制造業的流失視為對美國霸權地位的威脅，試圖通過高關稅政策來恢復制造業。這種做法不僅違背了自由貿易原則，也忽視了制造業發展的復雜性和長期性。

從策略上講，特朗普突然而至的高關稅政策是一種短視行為。制造業的發展需要長期的規劃和投入，不可能一蹴而就。通過高關稅試圖在短時間內恢復制造業，只會導致貿易關系惡化，經濟秩序混亂。相比之下，采取逐步推進的策略，針對特定行業給予刺激措施，或許會更有效。當然，單方面施加關稅仍會違反國際經濟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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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特朗普政府施加對等關稅，會對中國造成何種影響？

王江雨：顯然，特朗普的主要矛頭已經對準了中國。這不再是一個猜想，而是現實。

他發動的關稅戰原本是針對全球的，對所有國家都征收基準稅率10%，在此基礎上，有的國家多一點，有的國家少一點，但基本都在百分之十幾、幾十的水平。

然而，他針對中國的情況大家都知道，一開始是先征收了兩個10%的關稅。關于芬太尼問題，他在競選時就說要對中國征收10%，競選后又單獨對中國加征了10%，變成了20%。當時中國政府并沒有采取特別猛烈的報復措施，只是對特定的美國產品加征了一定關稅，并在出口上做了一些管制。所以，對第一輪美國的加稅，中國的反應還是相當溫和和克制的。

中國當時顯然是想留下足夠的回旋余地，給特朗普足夠的面子，對與他進行對等會談還是有一定期望的。從國際關系上“人情世故”的常理來講，我們也希望留下一定的回旋空間。

但事實證明，當時這種期望可以說是“我本將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溝渠”。我們可能把特朗普想得太好了，他或許把這種一時的溫和克制理解為中國軟弱的表現——這也是觀察中美博弈中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這幾天我密集閱讀了美國的主要媒體報紙，也關注了主要新聞媒體的討論，發現很多美國人，尤其是特朗普政府的官員，抱有一個很偏執且根深蒂固的理念，那就是認為中國經濟岌岌可危。 他們認為中國就業成問題 ，經濟增長速度也提不上來，整個經濟不景氣，處于“一碰就碎”的局面。所以他們認為只要稍微施壓，中國就會馬上低聲下氣去求饒。他們有這種執念，這個執念多多少少影響著整個團隊的決策。

我想這是他們自己的問題：他們的決策是不理性的、不科學的、不明智的、不合理的。在這種理念的支持下，他們又對中國加征了34%的關稅。當特朗普開始加征34%的關稅時，我想從中國方面來講，已經不再抱有任何幻想了。34%的關稅之后，中國進行了報復，特朗普又加征了50%的關稅，加到了84%，綜合稅率達到104%。 中國政府也毫不含糊，在幾個小時之內果斷進行了報復，也加征了50%的關稅。前面的34%加上50%，達到了84%。

這一舉動在很大程度上觸痛了特朗普和他的團隊。他們沒想到中國敢進行如此毅然決然的報復，可以說是暴跳如雷。特朗普在推特上歇斯底里地宣稱中國已經慌了，不知所措。但中國已經堅定地加了兩輪關稅，分別跟了34%和50%，怎么會不知所措呢？然后特朗普最新一輪加征關稅達到了125%，中國政府在一天之后也把關稅加到了125%。

我想，中國政府的這種強硬姿態也超出了很多人的預料，某種程度上也超出了我的預料。我的看法當然和中方回應的基本原則和認知是一致的，然而我當時認為加到84%以后，加上特朗普第一任時候我們給他加的平均20%關稅，就是對美關稅已經加到100%之后，再加其實已經沒有太大的經濟和市場意義了。

再解釋一下，中國現在加的84%和后來的125%，實際上指的是針對特朗普第二任期的措施所加征的關稅。比如我們對美國加征的84%，最后再加到125%，這是基于什么呢？是基于特朗普第一任期時，雙方已經互加關稅到了平均20%——特朗普第一任的時候，第一輪貿易戰的結果是中國對美國的平均關稅是20%多，美國對中國的平均關稅是19%多，差不多是20%。所以，中國最新一輪的回擊就意味著，我給你加到125%，再加上第一任的20%左右，總共也是145%。

中國國務院關稅稅則委員會的通知里把道理也說得非常清楚：鑒于這么高的關稅，美國產品在中國市場上已經沒有了可接受度，沒有所謂的市場競爭能力。基本上不會再有人買了，除非你是有剛需的壟斷性供應商，否則在中國市場不會再銷售你的產品。如果再往上加，加到150%、200%、300%，已經沒有意義了，因為你已經賣不出去了。所以中國政府說，我給你加到125%，就是說第二輪你加到125%，我也給你加到125%，然后我們基本上實現對等關稅。但我不會再跟你玩這種毫無意義的游戲了，就是我在關稅的賽道上就“不跟你再玩了”。我可以另開賽道，比如可以在服務貿易方面進行報復，可以通過國債進行報復。

這就是對目前雙方這一輪關稅戰主要過程的基本梳理。

國務院關稅稅則委員會：對原產于美國的進口商品加征關稅稅率提高至125%。圖源：關稅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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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您談談，我國應該如何應對美國特朗普政府施加的關稅？

王江雨：從這一輪關稅戰中，我們可以看到，對美國不能再抱有任何善意的幻想。美國對中國的態度是獨特的，是不能和其他國家比擬的。美國認為中國是唯一的競爭對手，唯一需要“滅之而后快”的對手（當然這里的“滅”是指遏制中國的發展勢頭，使其相對于美國“貧弱化”），和其他國家的關系要服務于這個目標。

你看這次，特朗普對中國施加了125%的關稅，卻將其他國家的全球性關稅取消，單獨針對中國。事實證明，無論中國怎么做，美國都會針對中國。對其他國家，美國可以選擇性地針對或不針對。只要針對其他國家會損害其自身利益，美國就會暫時放過其他國家。

但中美關系是獨特的，中國無論怎么做都換不來特朗普政府的仁慈。因此，我們不能再對美國的對華政策抱有任何幻想，特朗普政府打壓中國、遏制中國發展的決心是明確的，這一點不能裝作看不見。

4月9日下午特朗普宣布，暫緩征收高額的對等關稅，在接下來90天內，只征收相同的10%“基準關稅”。但對中國的104%的關稅不僅沒取消，還加碼到125%。圖源：新華社

所以對美國的打壓大棒，中國必須采取報復措施，這在策略上不僅是基于博弈論告訴我們的基本斗爭策略和技巧，也是出于現實的需要，不存在別的選擇。有一些觀點認為中國應該服軟，向美國交“投名狀”，但這種觀點的假設是不成立的。2008年以后，美國決策層對中國的態度已經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全國性的、不分階層的、不分地域的、不分黨派的遏制中國成為了共識。

就中國而言，肯定不想與美國交惡，也不想與美國對抗，但中國的應對措施不能建立在“只要服軟，美國就會放過中國”的假設上。這種假設是站不住腳的，因為美國已經決心針對中國，無論中國如何示弱，美國都不會放過中國。美國對中國的態度就是：“投降吧，而我將毫不寬恕”。

從博弈論的角度來看，中美之間的博弈不是一錘子買賣，而是長期的、重復的博弈。博弈論已經證明，在重復博弈中，最好的應對策略是“以牙還牙”。“以牙還牙”不僅可以展示自身的實力和決心，還能讓對方有所忌憚。

“以牙還牙”還是一種有效的威懾手段。通過有來有往的、以牙還牙的博弈，中國首先可以爭取平等談判的機會。最終，雙方都會認識到彼此的實力，包括合作帶來的好處和對抗可能造成的傷害，并在動態博弈中計算成本和利益，最終形成一個新的平衡。通過幾輪博弈，雙方會開出自己的要價。在此基礎上談判，可以形成一個新的穩定平衡。

在這一輪的博弈中，中國政府所采取的手段是完全正確的。至于中美未來會發展到什么程度，中美之間的經貿關系未來會發展到什么程度，以及對整個國際經貿局勢和國際經濟體系的影響，我的看法是最后還是要談判的。雖然“溝通比不溝通好，談判比不談判好”聽起來像是泛泛而談但永遠政治正確的無用話語，但我們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在很多情況下，你連一個平等談判的機會都是爭不來的，比如對方不想談判，只想占便宜的時候。

特朗普的“交易藝術”就是抬高要價，然后一頓“亂棒猛打”，最后還是給你一個條件稍微好一點但仍然很高的要價。把你亂棒一頓猛打之后，一般對手就會驚慌失措，不知道怎么辦了，然后他再提出一個比原來的要價稍微低一點的，你就痛哭流涕、感恩戴德地接受了。但這種手段只能對付那些弱者，強大的博弈對手很可能不認這一套。

通過這種有來有往的、以牙還牙的博弈，中國首先要爭取到一個平等談判的機會。如果最后要形成穩定的局面，還是要經過談判，讓大家都認識到彼此的實力。

這個實力包括兩個方面：一是你能給我帶來的好處，與你合作、共存、談判達成協議你能給我的好處；二是沒有協議的話，互相對打可能給我造成的傷害。把這兩個結合起來，是考慮怎么談判、給你開出什么條件的因素。經過幾輪博弈、“互相傷害”之后，大家都知道了對方的實力，知道了對方的能力，然后會開出自己的要價，最后形成一個新的穩定平衡。這是對雙方博弈走向的一個最基本的分析框架。

至于具體會怎么做， 我有一些最基本的猜想。比如大家把關稅互相降低一點，因為現在的關稅水平是匪夷所思的。中國對美國的關稅實際上也高達145%了，美國對中國的關稅實際上還是要高出20%的。

所以，談判的第一個具體目標是大家互相把關稅都降一點。比如大家都愿意降到平均20%或30%，甚至更低一些。在這方面，也許中國可以允許美國有高一點的關稅，但不能高得太離譜。

而且，在這方面做出讓步，是要換來別的東西的。 比如中國可以加大對美國產品的采購，中國也可以同意去除一部分在世界貿易組織法里所謂的“非關稅壁壘”，比如美國指責中國的國有企業補貼、政府參與等，這些都可以有所調整。但是，如果換不來美國對中國的很多出口管制方面的緩解，換不來美國對中國很多企業制裁的解除，那也是不行的。因為畢竟美國還是世界上頭號科技發達國家，我們還是能從美國買到一些好東西的。

反過來，這對美國也有好處，因為中美貿易赤字，中國對美國貿易順差這么大的一個原因是中國想買美國很多好東西卻買不到，美國不賣。能買的都買了，你有比較優勢的產品我應買盡買，但還有很多高科技產品，有一些技術美國是不賣給中國的。所以，這方面美國對中國的制裁，出口的高科技限制等等，是必須拿掉相當一部分的。否則換不來什么。 如果美國只是說你把你的關稅拿掉，我也拿掉一部分，然后你也要買我的東西，然后我就不會再給你再加太高的關稅了，這個也是不行的，也是不夠的。

另外，大家可以共同制定一些規則，比如知識產權、人工智能、國有企業的補貼、世界貿易組織的改革等等。

最理想的狀態是中美互相同意零關稅，從全球的福祉角度來講，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但美國是不會答應的，因為特朗普的最主要的目標是靠關稅來收錢，然后通過高關稅來帶動制造業的回流。

如果中美在互相全免關稅的情況下，美國會感到自己是沒有比較優勢的。其實，在第一輪貿易戰開始之前，中國對美國的平均關稅大概就是7%或8%左右，美國對中國的平均關稅是3%或4%左右。所以，即使是在那個時候，美國也覺得自己是沒有比較優勢的。但如果關稅都降為0的話，特朗普設定的初始目標就很難實現了。

采訪｜劉佳 IPP副研究員

IPP公共關系與傳播中心

審校 | 劉 深

排版 | 周浩鍇

終審 | 劉金程

受訪人

嘉賓簡介：王江雨教授現任香港城市大學法學院教授（終身教職），并擔任中國法與比較法研究中心主任。他在國際法學界享有盛譽，是SSCI期刊《亞太法律評論》（Asia Pacific Law Review）的主編，同時也是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的《中國比較法學刊》（The Chinese Journal of Comparative Law）的共同主編。 王教授的研究領域廣泛，涵蓋國際經濟法、國際法與國際關系、比較公司證券法以及法律與發展學。他在國際和中國的法學及貿易期刊上發表了數十篇文章，并出版了若干專著，為法學研究做出了杰出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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