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1月29日，美國前國務卿亨利·基辛格在康涅狄格州的家中去世，享年100歲。作為一位享譽全球、為中美關系做出重大貢獻的百歲老人，基辛格曾說：“我喜歡中國人民，我對中國文化印象深刻，我相信中美關系依賴于一種理解，即兩國具有為世界帶來和平與發展的獨特能力。中國和美國之間和平的關系、合作的關系對世界的和平與發展至關重要。”

同時，基辛格是一個對前沿技術十分敏銳的人。剛剛出版的《人工智能時代與人類價值》是于2023年出版的《人工智能時代與人類未來》的續作，也是他臨終前的遺作，由他本人和谷歌前首席執行官Eric Schmidt以及微軟前首席研究和戰略官Craig Mundie合著。二位合著者對他的評價是：“他在 90 多歲高齡時仍能對錯綜復雜的人工智能問題加以精準把握，沒有什么比這更令人震撼的了。”

在《人工智能時代與人類價值》中，基辛格深刻分析了人工智能對于國際政治體系帶來的影響。那么，在基辛格這樣一個既深刻了解中美關系歷史的深厚底蘊，又對緊跟前沿技術的政治家看來，AI意味著什么，又會對中美關系能產生怎樣的影響？

人工智能將重塑世界秩序

人類諸文明中最為人所熟知的安排是威斯特伐利亞體系。然而主權民族國家概念僅有幾百年歷史。這一概念產生于構成17 世紀中葉《威斯特伐利亞和約》的一系列條約。該體系不是理所應當的社會組織單元，可能也不適合人工智能時代。海量虛假信息和自動分辨識別導致人們不再相信這種安排。

人工智能也許會對各國政府的權力提出深層挑戰。心理上的迷失和躲避現實的可能使問題變得更加復雜。另一種可能是，人工智能很有可能會重新確定競爭各方在當今體系內的相對地位。如果人工智能的力量主要靠民族國家自己約束，人類有可能被迫走向一種霸權式的靜態平衡，或是走向人工智能賦能的民族國家達成的一種新平衡。不過這也可能會催化一次脫胎換骨的轉換，走向一個全新體系。在新體系中，各國政府將被迫放棄自己在全球政治結構中的核心角色。

AI是人類社會的雙刃劍

人工智能的先驅們可能低估了他們所引發的經濟和政治挑戰所涵蓋的范圍。沒錯，人工智能幾乎無所不能。

前所未有的信息處理能力可以讓人工智能實現真正高效的決策中央化。或許這會加深社會精英對管控的擔心。不過這些系統的不透明性，以及在沒有人干預的情況下這些系統的運作也許可以優化的念頭會減輕社會精英對管控的擔心。假以時日，外加經驗，人類的管控有可能會顯得更像是一種負擔，而不是一種必要。18 世紀的歐洲領導人在把管控權拱手讓給無形的自私人性力量時，最初也許膽戰心驚。21 世紀的領導人也許將不得不又一次在一個以全新形式囊括了大眾智識的系統前低下自己驕傲的頭。

從重新矯正軍事戰略到重構外交，人工智能將成為世界秩序中的一個關鍵因素。零恐懼、零偏袒的人工智能為客觀的戰略決策引入了一種新的可能。但是，為參戰者與和平締造者所用的這一新的客觀性應該維護人類智慧的主體性。人類智慧的主體性對于負責任地使用武力至關重要。人工智能主要揭示了人類的生存現狀，而不是又發現了新的未知。用于戰爭的人工智能將把人類的善惡兩面清楚地呈現在世人面前。人工智能既可以是沖突的手段，又可以是終止沖突的設計師。

倘若人工智能成為一個實際上自主的政治、外交和軍事實體群體，古老的均勢勢必會被一種毫無規則可言的新失衡取代。民族國家在國際上達成的一致乃是過去幾百年里取得的一種脆弱平衡，其內部變幻無常。國際社會協調一致之所以得以保持，原因之一是參與者的內在力量勢均力敵。一個嚴重不對稱的世界，比如某些國家比其他國家更快地把人工智能引入了政治層面決策，會遠比今日世界更難預卜。人類中的有些人面臨的軍事和外交對手或許是一個高度人工智能賦能的國家，抑或就是人工智能。

在此情況下，有可能人類看似自身難保的過河泥菩薩，遑論與人工智能較量了。這一過渡性秩序也許會目擊人類社會的內爆和完全失控的外部沖突爆發。

人工智能加劇全球的權力博弈

如今，先進人工智能的絕大部分收益和幾乎獨有的控制權都掌握在極少數人手中。他們會放棄自己的優勢嗎？如果他們這樣做了——而且當更多的利益和更多的控制權在國家層面共享時——那么要求將兩者全球化的呼聲就會立即響起。

一個國家會將其主權財富轉化為全人類的共同利益嗎？有些人可能會說，一旦這個世界不再是零和博弈，將其視為犧牲的心理障礙就會消失。但這是以一種尚未實現的轉變為前提的，這種轉變似乎與今天的現狀背道而馳，而且如果要實現這種轉變，它就必須是人類選擇的產物。

各國在探尋確保人工智能技術安全的辦法的同時，還全神貫注于如何“贏得人工智能競賽”。在一定程度上這種做法可以理解。文化、歷史、交流和觀點加在一起為當今世界大國打造了一種外交環境，加深了各方的不安全感和猜疑。作為未來世界的一個首要特征，人工智能在一個已經動蕩不安的組合體中降低了爆發沖突的門檻。在這種組合體中，每一方都認為，新增的點滴戰術優勢有可能對自己的長遠利益起決定作用。

倘若每一個人類社會都跟著維護自身生存的直覺走，都想最大限度地擴充單邊實力，勢必會引發敵對雙方的軍隊和情報機構展開一場迄今人類聞所未聞的心理戰。從今天起，直至首個超級智能降臨前的數年、數月、數周和數天內，事關人類生存的安全困境始終等待著我們。對于即將擁有此種能力的任何人類行為體，首要愿望也許是設法確保自己生存的延續。任何這樣一個行為體或許還會想當然地認為，同樣身處變幻莫測的環境、面對同樣利害的競爭對手也會考慮類似做法。

目前人類也許還沒有走到這一步，但應未雨綢繆，為管理人工智能時代事關人類生存的競爭及連帶的種種風險做好準備。一個實力二流卻不容小覷的行為體，無論是不達目的誓不罷休，還是孤注一擲，都會緊盯人工智能佼佼者。倘若這個二流行為體察覺到，更強大的對手很快會獲得一種碾軋一切的能力，哪怕是它看走了眼，也許會先發制人使用電子或常規武器攻擊對方，從而引發一輪難以想象的升級和報復。相互毀滅的可能性隨之螺旋式上升。

不確定性給了我們一線希望，至少是目前。含糊不清可以是培育對話的沃土。由于不確知今天做出的人工智能決策或許會讓哪一國或哪一個集團搶占先機或處于不利地位，全球領導人有一個機會窗口在人類共存的基礎上開展討論。

中美必須合作才能有效管控AI

對全球科學界而言，當務之急是找到可以在每一個人工智能系統中加入內在安全保障的技術手段。各國和國際組織一旦達成共識，就必須為監督、執行和應對危機建立新的政治結構。這需要解決兩個而不是一個“對齊問題”：一個是人類價值觀和意圖與人工智能行動在技術層面的對齊，另一個是人與人之間在外交層面的對齊。

在2023年9月與清華大學教授錢穎一的對話中，基辛格談到，人工智能是一個新的因素，使得目前形勢變得更復雜，所以他希望中美之間一定會在人工智能時代引領全球治理體系，并納入其他國家的意見。

“人工智能技術的發展必須得到有效的管控。這可以從中美兩國開始合作。面對更加復雜的形勢，中國和美國應該更多地進行對話，這樣才能共同發展好科技，為人類社會造福。但也必須讓世界上其他國家參與制定全球治理體系的規則，這樣才能采取安全的措施——最終結果應該是形成類似國際原子能機構的某種國際機構。

“中國和美國必須合作，基于信任進行合作，同時不應該讓任何一方處在更有利的地位。這種國際之間、國家之間的溝通交流，才能讓人工智能技術得到更好的、合理的應用。

“我們需要認識到這個體系的復雜性。因為取得好的成果的話，會給人類帶來巨大的好處。

“我們希望能共同擁有這樣一個目標，使得中美一起攜手解決一系列全球面臨的挑戰和困擾，這樣全球能建立一個全新的當代的全球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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