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步概念是啟蒙運動的產物，自18世紀以來，這種樂觀的信念被人們普遍接受，并被拓展到人類生活的所有領域，科學領域自然是這種信念的最堅定捍衛者。

近代科學的400年間一次次偉大的科學發現鞏固與強化了這種信念，美國經濟學家索洛（Robert Merton Solow）更是用實證的方法指出，在剝離資本和勞動對經濟增長貢獻后的剩余部分完全是由技術進步帶來的。

因此，全方位審視科學進步的發展路徑與模式，實現科技進步加速，逐漸成為當下科技管理部門的關切，這也是制定高質量科技政策的基礎。要實現這一目標，至少應思考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科學是通過緩慢的積累還是激進的革命模式實現進步的？

筆者認為，科學沿著進化與革命交替出現的方式發展，在宏觀上呈現為“間斷性平衡”的特點，即科學進步主要以逐漸進化為主，科學革命則是稀少的。

第二，小科學時代和大科學時代的科學進步模式有何區別？

二戰以后，科學完成了從小科學到大科學的轉變，知識生產的復雜性快速增加，科學主體也完成了從個人英雄主義向集體合作的轉變，如16世紀哥白尼的日心說，17世紀牛頓的萬有引力定律，到20世紀初普朗克與愛因斯坦的量子力學與相對論等。

而大科學時代，科學進步嚴重依賴資源，科學成就大多呈現為由國家或機構主導的跨部門集體合作取得，如“曼哈頓工程”、“阿波羅登月計劃”、中國的“兩彈一星”以及“人類基因組計劃”等。這些資源包括政策支持、經濟投入、配置儀器設備、培育人才以及構建友好科研生態等，這些都是小科學時代所不具備的，甚至是不需要的。

當知識生產鏈條越來越長也越來越復雜時，協同就越發困難，這也可能是大科學時代不容易出現科學革命的深層原因之一。

第三，當下應如何構建短期改革路徑以及制定相應的科技政策來推動科學進步？

筆者認為科學進步正呈現以下趨勢：其一，在常規科學時期，科學是按照漸進模式發展，而大科學時代，常規科學的持續時間將縮短，科學革命的頻率將加快；其二，人類獲取新知識的能力也在增強，借助各種儀器設備技術的強大功能，原有范式快速到達其內在的邊界與天花板（知識的縱向拓展）。

在這些趨勢中，科技管理可側重創建優良科研生態系統，清除科研規范系統的“藤壺效應”。

由于當下的知識生產是集體合作的產物，而全世界在科技領域尚未形成一套公認的成熟且完備的集體行為組織范式，為了規避這種困境，各種評價體系與激勵機制日趨復雜，規范層層嵌套與累加，最后導致科研生態系統出現不堪重負的“藤壺效應”，筆者認為這很大程度扼殺了科技建制與科技共同體的活力與創造力。

筆者建議：清除各種不合理規范和不合時宜的繁文縟節，增加科技倫理等符合時代發展的新規范——2018年以來推出的破四唯/破五唯就屬于清除藤壺行動的代表舉措；同時，應堅持長期主義，提供穩定的政策與資源支持，推進制度與組織創新，快速形成比較優勢。

以往的研究已經證明，哪里率先形成最優科研生態環境，哪里就更容易促進科技進步，甚至會出現科學革命。

對于中國科技界而言，充分利用已有知識與創新優勢，最大限度地縮短常規科學時間，加快科學進步的間斷性平衡的頻率與進程，以期盡早引發科學革命的到來。

文章來源于《世界科學》雜志第2期“卷首語”欄目，是《“科學進步”到底意味著什么？》一文的點評。李俠，上海交通大學科學史與科學文化研究院院長。文章觀點不代表主辦機構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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