暮春時節，清晨的陽光灑在連州市星子鎮四方村連片的玉竹田上，村民們扛著鋤頭在田間勞作，有說有笑，一幅生機盎然的景象。

“胡法官您早啊！”正在田間忙碌的王阿伯接到了連州市人民法院星子法庭法官胡健科的回訪電話，他抹抹汗，笑容一下在臉上綻開了，“我重新種下的玉竹已經抽出十幾公分高的葉子了，我剛在還說呢，這事多虧了您！”

就在幾個月前，王阿伯還整日蹲在田埂上對著泡爛的玉竹根莖發愁……

一夜之間

十余畝玉竹變“水田”

王阿伯是土生土長的星子鎮四方村人，種的3畝玉竹是家里的主要收入來源。

村子里和王阿伯一樣以種植玉竹為生計的村民還有不少，每到收成時，這片田地就像沸騰的黃金海洋，泥土芬芳中翻涌著致富希望。

然而，2024年4月的一天早上，王阿伯剛到自家田地，就發現自己和其他十幾戶村民種植的十余畝玉竹被水淹了，瞬間感覺天都塌了。

“肯定是水利工程公司在這里修路引起的大水，我們找公司說理去！”王阿伯和村民們怒氣沖沖地找到了水利工程公司負責人。

“這幾天一直在下雨，你們有什么證據證明是我們施工導致的？”水利工程公司負責人指著被水淹的農田，無辜的語氣中帶著幾分氣憤。

“以往下雨，我們的農田都不會淹......”王阿伯義正詞嚴地說道。

經過八九個月的溝通協商，雙方依舊爭執不下。憤懣不平的王阿伯和村民們決定到星子法庭尋求幫助。

用心定分

找尋調和最優解

今年2月中旬，王阿伯等14位村民遞交的起訴書來到了星子法庭法官胡健科的案頭。

14份起訴書里要求的賠償數額少的幾千，多的一萬，金額都不算大，但卻是村民們日夜惦記的辛苦收成。

然而，僅憑村民提交的照片等證據，無法直接認定玉竹被水淹是由水利工程施工引起。

那么，水利工程公司這邊又有怎樣的說法？胡健科撥通了公司負責人的電話。

“胡法官，那幾天連續下大雨，我們也不能確定農田水浸跟施工有沒有直接關系，但現在工程已被迫停工，我們也想早點把問題解決。”公司負責人滿是焦慮地表示。

一邊是村民們維權心切，一邊是公司工程的工期壓力，如果按照司法程序走，對玉竹的損失進行鑒定，時間一長將是兩敗俱傷。

怎樣定分才能接近“最優解”？

經過一番思考，胡健科認定：“調解才能更快找到雙方利益平衡點，才能更好實現止爭。”

調解止爭

當場兌現賠償款

第二天，胡健科便組織雙方當事人到四方村委會開展調解，并邀請村支書參與調解。

剛開始時，雙方對賠償金額爭論不休。

“我種了那么久的玉竹全被淹了，沒了收成不說，還得挖掉才能重新種，誤工費、人工費和玉竹損失都要算，你們要給我們雙倍賠償！”村民們面紅耳赤、氣憤不已。

“我們提出的賠償金已經是極限了，不可能再多了！”水利工程公司負責人寸步不讓。

“大家都冷靜冷靜，今天是來解決問題的，不是來吵架的。”眼看調解的節奏被多次打亂，胡健科從鑒定程序所需時長、鑒定費用、訴訟成本等方面入手釋法明理，“玉竹被淹已是既成事實，但你們主張要雙倍賠償人工費、誤工費是沒有法律依據的。”

“村民們，我們現在最緊要的是要盡快拿回賠償款，盡快耕種，來彌補損失。”村支書也在一旁繼續動之以情、曉之以理。

夕陽漸漸西沉，余輝灑在調解室的窗戶上，經過三個多小時的調解，村民們和公司雖還未達成一致意見，但雙方均有了調解意向，案子朝著止爭邁出關鍵一步。

2月下旬，胡健科再次組織雙方到庭調解，從法理、事理、情理角度釋法說理，“不如大家在起訴書的金額基礎上各讓一步，怎么樣？”

“我們今天就是帶著錢過來的，只要方案合理，我們愿意賠。”水利工程公司負責人首先拿出了調解誠意。

“我們也想盡快拿到賠償，重新開始種植，就按法官說的辦吧。”村民也說出了內心想法。

最終，雙方達成一致調解意見，水利工程公司當場兌付7萬余元現金賠償款，村民們喜笑顏開，公司負責人如釋重負。

該案從立案到履行完畢僅用時17天。如今，村民們新種的玉竹已在農田里迎風搖曳，水利工程公司的施工現場也機器轟鳴。

“不論案件大小，只有將心比心，在兼顧法理、事理、情理之中尋求最優解，把雙方當事人的利益維護到位，才能真正實現定分止爭。”回想該案始末，胡健科感觸良深。

今年以來，連州法院堅持和發揚新時代“楓橋經驗”，積極融入“1+6+N”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工作體系建設，做實“調解優先、分層遞進、司法兜底”的解紛機制，以“糾紛到我為止”的追求，讓矛盾糾紛以最少程序實質化解，第一季度民事案件調解結案263件，調解率達40%。

來源：清遠中院 連州法院

審核：黃慧辰

編校：余淑嫻

采寫：何祥振 楊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