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背景概述

2023年5月1日，山西大同陽高縣發生了一起備受關注的“訂婚強奸案”。

席某某與女方通過婚介機構認識并訂婚，次日在婚房發生性行為后，女方指控席某某強奸。

2023年12月25日，陽高縣人民法院一審認定席某某犯強奸罪，判處有期徒刑三年，席某某當庭上訴。

2025年4月16日，大同市中級人民法院二審宣判，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這一判決引發了席某某母親鄭女士的強烈不滿，她通過媒體表達對判決的不滿，聲稱兒子冤枉，甚至公開表示“女方脫光跑男方床上，還叫強奸”，試圖為兒子辯護。鄭女士的行為引發了廣泛討論：她是在對抗法律，還是在裹挾輿論？

二、法律層面的分析

根據二審法院的審理，席某某在女方明確反抗的情況下，強行與其發生性行為，構成強奸罪。法院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236條關于強奸罪的規定，結合證據鏈，包括女方提供的身體淤青等物證，認定席某某的行為違背女方意愿，構成犯罪。二審判決維持了一審的三年有期徒刑，表明司法機關在綜合考量證據后，認為一審判決事實清楚、適用法律正確。

鄭女士對判決的不滿主要體現在以下幾點：

公開質疑判決：她在接受媒體采訪時，多次表示兒子無罪，甚至聲稱女方“自愿”發生關系，試圖推翻法院認定的“違背意愿”事實。

提交控訴材料：據報道，鄭女士曾于4月2日向大同市人民檢察院提交材料，請求追責12名辦案人員，稱其存在“玩忽職守”行為。

當庭申訴：二審宣判后，鄭女士當庭提出刑事和民事申訴，表示不接受判決結果。

從法律角度看，鄭女士的上述行為部分屬于合法權利，如提交申訴是公民的法定權利，但其公開質疑司法判決、指責辦案人員的行為，可能構成對司法權威的挑戰。特別是她未經證實的主觀陳述（如“女方脫光到男方床上”），不僅缺乏證據支持，還可能對司法程序造成不當干擾。

此外，試圖通過媒體放大個人觀點，可能被視為對司法公正的潛在壓力。

三、輿論層面的分析

鄭女士通過接受多家媒體采訪，頻繁表達對判決的不滿，試圖通過輿論為兒子爭取“清白”。

她的言論，如“女方自愿”“女方因房產加名問題報案”，直指女方動機不純，意在引發公眾對女方的質疑。

這種策略在一定程度上成功點燃了網絡熱議，尤其是在社交媒體上，部分網友對案件的復雜性表示困惑，甚至對女方的行為提出質疑。

鄭女士的行為是否構成“裹挾輿論”？

鄭女士的言論充滿情緒化色彩，如“兒子冤枉”、“我不會停下來”，容易引發公眾的同情心，進而影響對案件的理性判斷。

她提供的“女方自愿”等說法未經司法認證，卻通過媒體廣泛傳播，可能誤導公眾，形成對女方或司法機關的不利輿論。

在高關注度的案件中，輿論可能對司法程序產生間接壓力。盡管中國司法體系強調獨立審判，但公眾情緒可能影響案件后續申訴或監督程序。

然而，鄭女士的行為也可能被視為一種無奈之舉。

作為母親，她對兒子的處境感到絕望，試圖通過輿論尋求支持。在缺乏法律專業知識的情況下，她可能認為媒體是唯一能放大聲音的渠道。因此，她的“裹挾輿論”可能并非蓄意為之，而是情緒驅動下的非理性行為。

四、觀念的沖突

“訂婚強奸案”之所以引發熱議，與中國社會在性別觀念上的復雜性密切相關。傳統觀念中，訂婚被視為雙方關系的高度確認，部分人可能認為訂婚后的性行為具有某種“合理性”。

然而，現代法律強調性行為的同意原則，任何違背意愿的性行為均可能構成犯罪。這種傳統與現代觀念的沖突，助推了案件的輿論爭議。

五、彩禮與婚姻糾紛

案件的民事部分涉及彩禮糾紛，女方未退還彩禮成為男方家屬的另一焦點。在中國，彩禮不僅是經濟問題，還承載了社會期待和家庭榮譽。鄭女士多次提到彩禮問題，可能意在暗示女方因經濟糾紛“報復”男方。這種敘事在部分公眾中引發共鳴，進一步加劇了輿論的分裂。

六、結論與反思

在高關注度的案件中，公眾情緒容易被點燃，而情緒化的言論可能干擾司法公正。未來，類似案件需要更透明的司法溝通，以減少誤解和對抗。同時，公眾也需提高法律素養，避免被片面信息誤導。

一切要以客觀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

對于鄭女士而言，她的憤怒和不甘可以理解，但通過情緒化言論對抗法律并非明智之舉。法律的正義需要通過程序實現，而非輿論的喧囂。

參考來源：

（1）大同市中級人民法院微信公眾號

（2）新華網

（3）大河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