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啟超的閱讀史》 南方日報出版社供圖

　　在中國近代歷史的波瀾壯闊之中，從廣東茶坑小村走向世界的梁啟超，兼具作家與學者的雙重身份。他以文為刃，以書為舟，憑借充滿激情的筆觸點燃無數青年的心靈。其閱讀經歷不僅塑造了獨特的思想風貌與文體風格，亦映射出晚清至民國，中國知識界由封閉趨向開放的變遷史。透過梁啟超的閱讀史，可洞見一位思想巨擘的精神世界，亦可管窺近代中國文化的演進脈絡。

　　梁啟超的閱讀生涯始于家學熏陶。他自幼聰穎，承襲傳統士人教育，童年遍讀《三字經》《千字文》《論語》《孟子》等典籍。青年時期，西學東漸，梁啟超的閱讀遂超越八股制藝范疇。拜師康有為后，梁啟超研習《公羊傳》《綱鑒易知錄》《瀛環志略》，受今文經學與變法思潮影響，轉向經世致用之學，不再囿于科舉文章，立志于社會改革與制度變革。

　　與此同時，西學典籍拓寬了梁啟超的視野。盧梭、孟德斯鳩、邊沁、斯賓塞等西方學者的著作，使梁啟超深受民主自由觀念的啟發；福澤諭吉、內村鑒三等日本學者的論著，則令其開始探尋東亞現代化的路徑。

　　如果說童蒙幼訓奠定了梁啟超一生為人為文的底色，那么青年時期的廣泛閱讀則建構了其后半生的思想體系。他對社會變革的探索、對文學革新的思考，皆在這一時期臻于成熟。可以說，是青年時期的博覽群書、遍閱中西，促使梁啟超由一個傳統士子成長為具有世界眼光的現代知識人。

　　中國傳統學問注重“通人”的培養。閱讀的對象與范圍并不局限于現代專門化分科體系中的某一門類，因而，“學問”（讀）與“文章”（寫）亦難以簡單剝離。“閱讀”不僅僅是一種個人行為，其意義也不僅僅只在閱讀者個體身上發生作用。

　　梁啟超的閱讀，既有“專家”之深，兼具“通人”之博，其知識體系橫跨歷史、哲學、政治、法律、經濟、社會學諸領域，始終保持兼收并蓄之姿。閱讀并非只為獲取書本知識，亦是培養問題意識的途徑。梁啟超的閱讀始終圍繞現實問題，關切國運，思考變革，他既在書籍中尋求解答，又于閱讀中塑造自我。廣泛涉獵中西典籍，變更了梁啟超的行文風格，其文辭不復傳統士大夫駢儷之風，而趨向簡練流暢，更富現代感，這也令其思想更易為時人接受。

　　閱讀不僅塑造了梁啟超的個人思想體系，亦促其以著述影響一代青年。從《變法通議》至《飲冰室合集》，從《中國歷史研究法》至《新民說》，皆為閱讀所化之思想結晶。

　　以《新民說》為例，梁啟超在書中提出“新民”概念，強調國民素質提升為國家變革的前提。而在《少年中國說》中，梁啟超對青年寄予厚望，“制出將來之少年中國者，則中國少年之責任也”。無數青年在其激勵下，立志創造一個屬于新人的新世界，為中國的富強不懈求索。青年如何獨立、如何自由、如何進步，閱讀便是其中一途，正如梁啟超在萬木草堂征捐圖書啟示中的殷殷勸導：“學也者，非可以向壁而造，捕風而譚也，則必讀書。”

　　19世紀末的中國，閱讀即冒險，甚至是革命。彼時科舉舊制猶存，士子多受束縛，但尚為青年的梁啟超已展現非凡的魄力與眼界，掙脫舊學樊籬，投身更廣闊的知識世界。他在閱讀中汲取新知，探索社會變革方略。戊戌變法失敗后，梁啟超流亡日本，閱讀觸角更為廣闊。除研習西方政治哲學，亦深入考察日本憲政、教育、產業政策。其不滿足于知識攝取，更關注知識如何轉化為行動，為中國探尋新路。

　　梁啟超的閱讀方式，至今發人深省。其閱讀有三大特征：一者，重體系，兼涉舊學與西學，融通古今，構建橫跨中西的知識網絡；二者，存問題意識，閱讀非僅限于知識累積，而是對現實的回應；三者，現實關懷，非為書而讀書，而以閱讀為法，反思歷史，探求未來。

　　今天，在信息爆炸之際，深度閱讀與獨立思考愈顯珍貴。碎片化閱讀泛濫，系統學習與深刻思考漸失，使知識積累趨于表層，思想亦難臻深邃。梁啟超曾言：“人生在勤，不索何獲？”閱讀亦然，唯有持之以恒，方能厚積薄發。當代青年應借助科技之便，更高效地獲取知識，培養獨立思考的能力，使閱讀真正成為塑造自我、變革世界的力量。

　　《梁啟超的閱讀史》是一個嘗試，這本小書詳細勾勒了梁啟超的閱讀軌跡，從幼學啟蒙，到涉獵中西，從東渡日本，再到精研法門，梁啟超的閱讀與思想之間究竟發生了怎樣復雜的互動，又對其文學創作產生了怎樣的影響？本書希冀從閱讀史這一角度講述其生命的一個側面，還原一個更真實、立體的梁啟超。梁啟超的時代雖已遠去，但他讀過的書、讀書的方法，對一百年后的青年仍具有借鑒意義。

　　在這個快速變化的時代，我們仍然需要像梁啟超那樣的閱讀者，仍然需要那些愿意在書本中探尋思想深度的新青年。

　　（作者系暨南大學文學院中國現當代文學博士研究生，《梁啟超的閱讀史》作者）

來源：中國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