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 冰鎮紅茶62

李約瑟難題如同一面多棱鏡，折射出中國文明發展軌跡中的無數謎團。

當我們追問"為何科學革命未在中國發生"時，答案或許就隱藏在透明的玻璃與晦澀的八股文之間——前者代表物質條件的決定性作用，后者象征思想體系的深層禁錮。

這兩種看似不相干的因素，實際上構成了阻礙中國科技突破的雙重枷鎖。

中國古代科舉制度將知識精英的注意力牢牢鎖定在四書五經的闡釋與八股文的寫作上。

這種制度設計精巧地實現了雙重目的：既為帝國選拔了行政人才，又將知識分子的創造力導向無害的文學修辭領域。

明代科舉考生需背誦，‘四書’（《大學》、《中庸》、《論語》、《孟子》）、和“五經”（《詩》、《書》、《禮》、《易》、《春秋》），且必須"恪守傳注"（清代就明確規定朱熹對“四書”做的注也是考試范圍），不允許任何個人見解，只有在考試的時候，寫程文和策論時才有自己的見解[1]。

在這種環境下，《九章算術》與《天工開物》注定只能淪為邊緣讀物。知識分子的思想被嚴格限定在道德哲學與人際關系的框架內，對自然界的系統性探究成為一種"不入流"的業余愛好。

正如朱熹所言："格物"最終是為了"致知"，而"知"的核心是道德真理而非自然規律。

這種知識體系的自我封閉性，使中國學界失去了產生伽利略、牛頓的思想土壤。即使牛頓穿越到中國，他也只能考狀元。

反觀歐洲文藝復興時期的知識解放，其突破性不僅體現在思想層面，更有一系列關鍵物質技術作為支撐。

1450年前后古登堡發明的金屬活字印刷術，在50年內使歐洲書籍數量從約3萬冊激增至1200萬冊。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歐洲拼音文字的特性使活字印刷效率遠超中文系統——一套拉丁文字模僅需約100個字符，而中文至少需要3000常用字才能滿足基本印刷需求。

這種技術差異導致16世紀歐洲人均書籍擁有量已達中國的30倍，知識傳播成本與效率的懸殊差距由此可見。

更根本的是，歐洲印刷革命打破了教會對知識的壟斷，使哥白尼的《天體運行論》(1543年)等"異端思想"得以迅速傳播。

當利瑪竇等傳教士將歐幾里得《幾何原本》帶入中國時(1607年)，他們帶來的不僅是一本數學著作，更是一套建立在公理演繹基礎上的思維方式，這種思維與中國傳統的類比推理模式形成鮮明對比。

在物質技術層面，透明玻璃的發明與應用構成了歐洲科學革命的關鍵轉折點。約12世紀威尼斯工匠發展的透明玻璃制造技術，到16世紀已能生產光學性能穩定的鏡片。

伽利略1609年改進的望遠鏡放大率達30倍，足以觀測木星衛星；列文虎克1674年用顯微鏡發現細菌，打開了微觀世界的大門。

這些觀察工具的革命性意義在于：它們使科學家能夠超越人類感官局限，直接驗證或否定理論假設。

相比之下，中國雖早在戰國時期就能制造玻璃(如湖北江陵出土的玻璃珠)，但始終未發展出透明玻璃制造技術。

明代《天工開物》記載的玻璃"令色白"，其實仍為半透明狀，無法滿足精密光學需求。

沒有透明玻璃，就難以發展出基于實驗觀察的現代物理學、化學與生物學——培根所倡導的"實驗科學"將失去最基本的物質基礎。

更深層的問題在于，中國古代技術發展與理論研究之間存在難以逾越的鴻溝。被譽為"中國17世紀工藝百科全書"的《天工開物》，詳細記載了農業、手工業等130多項生產技術，但作者宋應星在序言中坦言："丐大業文人，棄擲案頭，此書于功名進取毫不相關也。"

這種理論與實踐的割裂，與歐洲文藝復興時期達·芬奇同時研究藝術與解剖、伽利略兼修數學與實驗形成強烈反差。

中國工匠積累的豐富經驗未能上升為系統理論，文人學者的抽象思考又缺乏實驗驗證，兩者間的良性循環始終未能建立。

當牛頓用棱鏡分解陽光(1666年)時，中國學者還在爭論"陽燧取火"的陰陽原理。

這種認知方式的根本差異，不僅源于思想傳統，更是特定物質條件下知識生產方式的歷史結果。

解開李約瑟難題的鑰匙，或許正在于認識到物質與精神因素如何相互纏繞，共同塑造了文明的發展路徑。

中國并非缺乏技術創造力——四大發明足以為證——但科舉制度的思想禁錮與透明玻璃等技術工具的缺失，形成了一種歷史性的"雙重鎖定"效應。

這種效應使中國難以自發產生基于數學描述、實驗驗證與理論修正的現代科學范式。

當19世紀西方列強用堅船利炮叩開中國大門時，我們才痛苦地意識到：八股文寫得再工整，也抵不過幾何學指導下的彈道計算；四書五經背得再嫻熟，也解釋不了顯微鏡下的細胞分裂。

歷史的啟示在于：科學革命的產生需要思想解放與物質基礎的雙重突破。今天中國科技實力的快速提升，某種程度上正是打破了這雙重枷鎖的結果——既擺脫了教條主義思維束縛，又掌握了先進的實驗工具與研究方法。

回望李約瑟難題，我們不應陷入文明優劣的簡單比較，而應理解不同文明面對自然奧秘時的多元探索路徑，以及這些路徑交匯融合的復雜歷史進程。

歷史清晰地表明，現代科學誕生于歐洲，這是無可辯駁的事實。然而當下卻有人熱衷于否定歐洲歷史，甚至污名化為"偽史"。

殊不知，若沒有這些被他們否定的歷史基礎，歐洲科學革命就無從談起，我們今天享受的一切科技成果也將成為無源之水。這種認知的荒謬性，暴露了其邏輯鏈條的根本斷裂。

同樣的邏輯缺陷也體現在"登月造假論"中。質疑者僅憑幾張照片和視頻中的所謂"漏洞"，就輕率得出登月是騙局的結論。

他們選擇性忽視了一個基本事實：阿波羅計劃是在全球矚目下進行的實時歷史事件，包括中國在內的各國政要和科學家都在密切關注。

當時最渴望揭穿美國騙局的，莫過于與之競爭的蘇聯——這個同樣具備頂尖航天技術的國家為何沒能發現所謂"造假證據"？

若真如這些民間"偵探"所言，蘇聯科學家都不如他們慧眼如炬，那么今日中國航天工程為何不聘請這些"天才"來指導登月計劃？

答案不言自明：真正的科學探索需要嚴謹的證據和邏輯，而非自以為是的陰謀幻想。

參考資料

[1] 古代科舉考試背熟《四書五經》便可金榜題名？事實上這是異想天開 三原史君2023-06-26 09:06廣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