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本文收入李澤厚：《中國現代思想史論》，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8年版，刪節版本，由北京大學中文系博士生劉啟民整理，轉自“同代人”。

五四運動包含兩個性質不相同的運動，一個是新文化運動，一個是學生愛國反帝運動。眾多論著常?；\統地歌頌它們，較少注意二者的復雜關系及由此而來的思想發展和歷史后果。本文試圖對此作些初步探討。

一、啟蒙與救亡的相互促進

1915年9月陳獨秀創辦《青年》（2卷起改名《新青年》）雜志，在《敬告青年》這實際的發刊辭中，以中西文化對比的方式，抨擊了各種傳統觀念，提出“自主的而非奴隸的”、“進步的而非保守的”、“進取的而非退隱的”、“世界的而非鎖國的"、“實利的而非虛文的”、“科學的而非想象的”六項主張，鼓吹“科學與人權并重”，這即是不久后提出“賽先生”（科學）與“德先生”（民主）的先聲。《新青年》以披荊斬棘之姿，雷霆萬鈞之勢，陸續發表了易白沙、高一涵、胡適、吳虞、劉半衣、魯迅、李大釗、錢玄同、沈尹默、周作人等人的各種論說和白話詩文，第一次全面地、猛烈地、直接地抨擊了孔子和傳統道德，第一次大規模地、公開地、激烈地反對傳統文藝，強調必須以口頭語言（白話）來進行創作。以道德革命和文學革命為內容和口號的新文化運動，洶涌澎湃地開展起來。

這在中國數千年的文化史上是劃時代的。如此激烈否定傳統、追求全盤西化，在近現代世界史上也是極為少見的。但值得注意的是，這個運動就其實質說，至少在其發展初期，卻又只是上一階段譚嗣同、嚴復、梁啟超的歷史工作的繼續。譚嗣同對封建綱常的沉痛攻擊，嚴復于中西文化的尖銳對比，梁啟超所大力提倡的“新民”，就都是用“西學”（西方近代文化）反“中學”（中國傳統文化）的啟蒙運動。新文化運動與它們并無根本的不同，甚在形式主張上（例如上述陳獨秀提出的六項標準與梁啟超的許多論說）也相當接近或相似。那么，為什么新文化運動會有空前的氣勢、作用和影響呢？

當然，量變為質。新文化運動的啟蒙要求和主張的徹底性與全面性，為譚、嚴、梁階段所不可比擬。它以與傳統徹底決裂的激烈新姿態和新方式，帶來了新的性質。而它之所以能在當時作為一個“運動”而興起，獲得廣泛的注意和傳播，則又是特定歷史環境的具體產物。

我在《中國近代思想史論》中曾認為，“每個時代都有它自己中心的一環，都有這種為時代所規定的特色所在?！诮袊@一環就是關于社會政治問題的討論：燃眉之急的中國近代緊張的民族矛盾和階級斗爭……把注意和力量大都集中投放在當前急迫的社會政治問題的研究討論和實踐活動中?！辈⒅赋鰪淖兎ǎňS新運動）到革命（推翻清朝），政治斗爭始終是先進知識群興奮的焦點。其他一切，包括啟蒙和文化，很少有暇顧忌。例如鄒容《革命軍》中的民主啟蒙思想并沒有得到重視和普及，完全淹沒在呼號革命的軍事斗爭中。孫中山在辛亥后贈以“大將軍”的美謚，倒正好是這樣一個象征。宋恕《六齋卑議》中反宋明理學的突出的啟蒙思想，更被擠到角落里面，幾乎至今無人注意。

辛亥之后，盡管并沒有多少真實的進步，但歷史畢竟翻開了新頁。皇帝沒有了，“學而優則仕”的舊封建路途不再那么正規，但政局一塌糊涂，思想異?；靵y，控制相對放松，意識形態似乎成了空白。一方面，舊的體制、規范、觀念、風習、信仰、道路……都由于皇權崩潰，開始或毀壞或動搖或日益腐爛；另方面，正因為此，強大的保守頑固勢力便不斷掀起尊孔讀經、宣揚復辟的浪潮，想牽引局面恢復或倒退到“前清”時代去。對知識者特別是年輕的知識一代來說，國家和個人的前景何在？路途何在？渺茫之外，別無可說。

上一代革命者的熱忱衰退了。除了一些仍圍繞在孫中山的身旁，做些力不從心、效果不大的政治、軍事斗爭外，很大一批消沉下來。范愛農、呂緯甫、魏連芟……是魯迅塑造的這種典型形象，具有很深刻的代表性。連魯迅本人也沉默幾乎十年，以讀佛經、拓碑刻、抄嵇康來排遣時日。正是在這萬馬齊喑、悶得透不出氣來的黑暗王國里，陳獨秀率先喊出了民主與科學。

這一呼喊是中國先進知識者們深思熟慮，經過重新長久考慮思索的結果。陳獨秀在1916年春發表了兩篇非常重要的論文。其中說：

……吾國年來政象，惟有黨派運動，而無國民運動也?！怀鲇诙鄶祰裰\動，其事每不易成就；即成就矣，而亦無與于國民根本之進步。

今之所謂共和、所謂立憲者，乃少數政黨之主張，多數國民不見有若何切身利害之感而有所取舍也?！椪味怀鲇诙鄶祰裰杂X、多數國民之自動，惟曰仰望善良政府、賢人政治，其卑屈陋劣，與奴隸之希冀主恩、小民之希冀圣君賢相施行仁政，無以異也……

這里強調提出了“多數國民之運動”問題。也就是說，以前的洋務、變法、革命，最多也只是運動群眾去實現反帝或反清朝的目的；結果“多數國民”并沒有得到民主權利，也沒有自覺的民主要求，自然讓極少數人主持宰割。民國號稱“共和”、“立憲”，招牌雖異，實質仍同。人民仍然不過是盼望好皇帝和清官，仍不過是“希冀圣君賢相施行仁政”而已。這怎么能談得上政治進步國家富強呢？所以，首要的問題便不是別的什么，而只能是喚起民眾的覺悟，來自覺自動地爭取民主。那么，“覺悟”什么呢？陳獨秀接著說：

儒者三綱之說為吾倫理政治之大原……近世西洋之道德政治，乃以自由、平等、獨立之說為大原……此東西文化之一大分水嶺也……此而不能覺悟，則前之所謂覺悟者，非徹底之覺悟，蓋猶在徜徉迷離之境。吾敢斷言日，倫理之覺悟為最后覺悟之覺悟。

這也就是新文化運動之所以要打倒舊道德提倡新道德的理論論據。即要改變中國的面貌，以前的變法、革命都不行，必須首先要“多數國民”產生與“儒者三綱之說”的傳統觀念相決裂，轉而接受西方的“自由、平等、獨立之說”的“最后覺悟之覺悟”，才有可能。從而，主張徹底扔棄固有傳統、全盤輸入西方文化，便成為新文化運動基本特征之一。有的研究者因而稱之為“全盤性的反傳統主義”。所以，與上一階段譚、嚴、梁相比較，不但其反傳統文化的徹底性大不相同，而且更重要的是，這時先進的知識者整個興奮的焦點不再集中在政治上，而是集中在文化上了。陳獨秀便曾明白無誤地宣稱，他辦《青年》雜志，“批評時政，非其旨也”，以此要求與當時其他一些報刊明確區別開來。新文化運動中的許多主角人物，與上一階段康、梁、孫、黃也不同，他們或終其生或一開頭并非重要政治人物。陳獨秀、胡適、魯迅、李大釗、錢玄同、吳虞、劉半衣、易白沙、周作人以及傅斯年、羅家倫等人，均大體如此。他們是一批職業的教授、學者、學生，即純粹的近代知識分子。

復雜性卻在，盡管新文化運動的自我意識并非政治，而是文化。它的目的是國民性的改造，是舊傳統的摧毀。它把社會進步的基礎放在意識形態的思想改造上，放在民主啟蒙工作上。但從一開頭，其中便明確包含著或暗中潛埋著政治的因素和要素。如上引陳獨秀的話，這個通過“最后覺悟之覺悟”所要達到的目標，仍然是指向國家、社會和群體的改造和進步。即是說，啟蒙的目標，文化的改造，傳統的扔棄，仍是為了國家、民族，仍是為了改變中國的政局和社會的面貌。它仍然既沒有脫離中國士大夫“以天下為已任”的固有傳統，也沒有脫離中國近代的反抗外侮，追求富強的救亡主線。扔棄傳統（以儒學為代表的舊文化舊道德）、打碎偶像（孔子）、全盤西化、民主啟蒙，都仍然是為了使中國富強起來，使中國社會進步起來，使中國不再受外國列強的欺侮壓迫，使廣大人民生活得更好一些……所有這些就并不是為了爭個人的“天賦權利”——純然個體主義的自由、獨立、平等。所以，當把這種本來建立在個體主義基礎上的西方文化介紹輸入，以抨擊傳統打倒孔子時，卻不自覺地遇上自己本來就有的上述集體主義的意識和無意識，遇上了這種仍然異常關懷國事民瘼的社會政治的意識和無意識傳統。

例如，五四前后之激烈抨擊孔子，重要原因之一，便是因為自袁世凱到張勛都用孔子做他們搞政治復辟活動的工具?！懊駠哪甑臅r候，復古主義披靡一世，什么忠孝節義，什么八德的建議案，連篇累牘地披露出來，到后來便有帝制的結果?？梢娺@種頑舊的思想，與惡濁的政治往往相因而至”?！拔铱傆X得中國圣人與皇帝有些關系，洪憲皇帝出現以前，先有尊孔祭天的事；南海圣人與辮子大帥同時來京，就發生皇帝回任的事；現在又有人拼命在圣人上做工夫，我很駭怕，我很替中華民國擔憂”，“中國一部歷史，是鄉愿與大盜結合的記錄。大盜不結合鄉愿，做不成皇帝；鄉愿不結合大盜，做不成圣人。所以我說，真皇帝是大盜的代表，圣人是鄉愿的代表。到了現在，那些皇帝與圣人的靈魂，搗復辟尊孔的鬼，自不用提，就是這些跋扈的武人，無聊的政客，哪個不是大盜與鄉愿的化身呢！”此外，這批舊學深厚、飽讀詩書的知識者之所以能如此徹底否定傳統，接受西方文化，又仍然與自己文化中缺少宗教因素，不受盲目信仰束縛，積極追求改善自己（“自強”、“日新”）、一切以理性的考慮作標準和依歸有關。即不管傳統的、外來的，都要由人們的理智來裁定、判決、選擇、使用，這種實用理性正是中國人數千年來適應環境而生存發展的基本精神。它最早成熟在先秦各家的社會政治哲學中，而在孔學儒家傳統中表露得最為充分。所以，有趣的是，這些反孔批儒的戰士卻又仍然在自覺不自覺地承續著自己的優良的傳統，承續著關心國事民瘼、積極人世、以天下為己任的儒學傳統。

以上種種，使得這種以啟蒙為目標以批判舊傳統為特色的新文化運動，在適當條件下遇上批判舊政權的政治運動時，兩者便極易一拍即合，彼此支援，而造成浩大的聲勢。五四運動正是這樣。啟蒙性的新文化運動開展不久就碰上了救亡性的反帝政治運動，二者很快合流在一起了。

學生愛國運動更有其由來久遠的傳統。由于中國士大夫素來有上述“天下興亡，匹夫有責”，關懷國事民瘼的觀念意識和倫理精神，從漢代的大學生運動，到清末的甲午公車上書，和辛丑后留日學生的投身革命，都可以說是五四學生運動的前驅和榜樣。民國以來接踵而至的喪權辱國，極為痛苦地刻印在共和國第一代年輕的知識學生的心中。早在1918年，與新文化運動并列，學生們便有各種愛國救亡團體的組織。例如與“新潮社”、《新潮》雜志同時的國民社和《國民》雜志，后者用的便仍然是文言文，而著重于宣傳反帝救國。中國知識分子們始終在關切著國家大事。到歐戰結束和巴黎和會時，原以為“公理戰勝強權”，中國將有出頭之日；不料反遭列強欺壓，德占青島的主權竟被轉讓給日本，而政府賣國，準備簽字。是可忍孰不可忍？1919年5月4日終于爆發了“外抗強權，內除國賊”、火燒趙家樓、痛打章宗祥這種從未曾有的學生“鬧事”。

以專注于文化批判始、仍然復歸到政治斗爭終。啟蒙的主題、科學民主的主題又一次與救亡、愛國的主題相碰撞、糾纏、同步。中國近現代歷史總是這樣。不同于以前的是，這次既同步又碰撞帶來了較長時期的復雜關系。

首先，啟蒙沒有立刻被救亡所湮沒；相反，在一個短暫時期內，啟蒙借救亡運動而聲勢大漲，不脛而走。救亡把啟蒙帶到了各處，由北京、上海而中小城鎮。其次，啟蒙又反過來給救亡提供了思想、人才和隊伍。從北京到各地，那些在愛國反帝運動中打前鋒作貢獻的，大都正是最初接受了新文化運動啟蒙的青年學生。這兩個運動的結合，使它們相得益彰，大大突破了原來的影響范圍，終于造成了對整個中國知識界和知識分子的大震撼。

一方面，例如，“（1918年7月）學生救國會籌備出版一份定期刊物，取名叫做《國民》雜志……它只注意反軍閥、抗日的政治活動，沒有盡力白話文的宣傳，所以在當時新文化運動的狂瀾中不為人注意”?！拔逅倪\動發生后，全國各地學生紛紛起而響應援助，罷課游行的潮流自北至南，沿京津線而津浦線而寧滬線，終抵廣州。上海學生所起作用極為重大，6月1、2、3日北京政府正在連日大捕講演學生，上海學生想盡方法運動罷工罷市，終于獲得先施、永安兩大公司的同情出而領導罷市，于是上海全市罷工罷市，而罷工罷市的潮流遂自南至北，沿滬寧線而津浦線；到了天津罷市，北京政府大為震動，深恐北京罷市旦夕實現，只得下令罷免曹章陸三人……”

另一方面，例如，“自民六至民七，文學革命的問題雖已漸為社會人士所注意，然究競還限于一部分知識分子，未能普及到全國。至民八，發生了轟轟烈烈的五四運動。五四運動在文學上的影響很大。文學運動隨著五四運動的高潮而擴大，而進展。在五四時期，白話報紙風起云涌，各地學生團體的小報紙，形式略仿陳獨秀所主編的每周評論，至少有四百種。白話的雜志也出了不少，如《少年中國》、《解放與改造》、《新中國》等。性質與《新青年》有些相近，所登載的文章大都是介紹西洋文化、攻擊封建思想。還有許多日報的副刊也都改登白話作品，較為重要的，北方有《晨報副刊》，南方有《民國日報》的《覺悟》、《時事新報》的《學燈》，對于社會發生了很大的影響?！?/p>

學生愛國運動在政治上的空前勝利，當然沖擊了舊政府和政府所維護的舊傳統的權威感和控制性，使啟蒙能凱歌行進。從當時的文獻和之后的各種回憶錄看，都是說，五四學生主動之后，青年們思想和行為大為解放，他們得到了空前鼓舞，于是努力于沖決各種傳統網羅，“介紹西洋文化，攻擊封建思想”，以取得自己個體的“自由、獨立和平等”。本來，以西方的個人主義來取代中國傳統的封建集體主義，就是陳獨秀1916年開始倡導新文化運動的主題。

“舉一切倫理、道德、政治、法律、社會之所向往，國家之所祈求，擁護個人自由權利與幸福而已。思想言論之自由，謀個性之發展也，法律之前，個人平等也。個人之自由權利，載諸憲章，國法不得而剝奪之，所謂人權是也……此純粹個人主義之大精神也?！D善因，是在以個人本位主義易家族本位主義”。“法律上之平等人權；倫理上之獨立人恪，學術上之破除迷信，思想自由，此二者為歐美文明進化之根本原因”。

要變易“家族本位主義”，否定傳統綱常，首先便是反“孝”。因為，皇帝既然沒有了，幾千年的“忠君”已經談不上了，至少在理論上名義上。但是，民國以來不斷演出的復辟丑劇又證明“忠”綱猶在。這“忠”綱正是由“孝”綱所支撐的。從而，當時這些知識者抨擊“孝”便有這兩方面的論證，一是啟蒙性的，即追求個體從大家庭中沖決解放出來，以取得自由平等獨立的權利和地位。一是政治性的，即揭露“孝”是“忠”的基礎。這兩者性質并不全同，批判時卻緊密地連在一起，未加分割。

詳考孔子之學說……莫不以孝為起點；所以“教”字從孝?！笾页急赜谛⒆又T，君與父無異也。……孝之范圍，無所不包，家族制度之與專制政治，遂膠固而不可以分析?！蛐⒅x不立，則忠之說無附。家庭之專制既解，君主之壓力亦散。

孔子所謂修身，不是使人完成他的個性，乃是使人犧牲他的個性。犧牲個性的第一步就是盡“孝”。君臣關系的“忠”，完全是父子關系的“孝”的放大體。因為君主專制制度完全是父權中心的大家族制度的發達體。

前者發表在五四前，后者發表在五四后；前者是一般民主主義者的論述，后者是接受了馬克思主義之后的解釋。但二者在攻擊儒家理學的“孝”是“犧牲個性”、維護家族，是專制政制的基礎，相當一致。前者從一般民主主義出發，也抨擊孔學孝道的反動政治作用，后者從馬克思主義觀點出發，也指出對個性的扼殺。兩者重點顯然都在指出孔學“邇之事父遠之事君”等儒學基本命題（三綱五倫）有內在聯系。這實際也仍然是譚嗣同在《仁學》中大罵“荀學”、痛責“名教”扼殺人性和為君主服務的批判的繼續和發展。不同的是：（一）徹底性激烈性大增，特點是直接抨擊“至圣先師”孔子。易白沙在1916年發表的《孔子平議》中說“孔子尊君權，漫無限制，易演成思想專制之弊”，孔子“為獨夫民賊作百世之傀儡”，“孔子弟子均抱有帝王思想”。痛罵孔夫子，打倒孔家店，這當然是驚世駭俗、嚇人聞聽的空前創舉。（二）在政治批判和個性解放的雙重性中，后者的成分比以前畢竟遠為突出，并演變成實踐的行動，使青年一代知識者的行為模式開始有所變異易。這一點非常重要。

個人應從家族制度中解放出來，這在康有為構思《大同書》時便已非常明確，但康卻深恐先進的觀念變而為實際的行動，所以秘而不宣。老一輩的先進知識者，不僅嚴復、林紓、梁啟超等人，就是魯迅、胡適等人，其觀念意識與行為模式也仍然有著很大的距離，對家族制度和傳統家庭可以進行激烈的批判否定，但在行為上仍然在一定程度上遵循著對父母、兄弟、妻子的傳統規范和要求，以致列文森(Joseph R. levenson)認為他們是理智上面向未來（西方），情感上回顧傳統（中國）。實際上這里涉及的是一個更為復雜的文化心理結構問題。這個結構的改造轉換，僅憑觀念的變化，是并不能真正實現的。必須有行為模式真正改變。

五四及以后的年青一代，開始勇猛地作這種改變。其中最為常見的是，個體從舊傳統家庭中的出走。其原因并非經濟或政治，多數是婚姻自主問題，特別是女青年反抗“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追求戀愛自由而抗婚而自殺而出走。充滿在當時新聞、論說、文學中的，便經常是這一主題。婦女解放可以作為社會解放的某種尺度。在五四以后，新一代知識婦女由觀念革新所帶來的行為改變，正具有這種意義。它是個性解放問題，同時卻又是政治性問題。因為它所引起的反應正是政治性的壓制、干擾、打擊、破壞，它激起的是保守派、衛道者的攻擊、誣蔑、丑化、迫害。從胡適提倡易卜生的《傀儡家庭》的巨大反響到魯迅為女師大風潮痛斥章士釗、楊蔭榆，都反映了這一特色。可見，即使過了五四之后，中國的啟蒙運動仍然注定了與政治斗爭密切關連。就在一些遠離北京的外地和一些似乎非常細小的問題上，也如此。

如果說，施存統在浙江寫了篇《非孝》，而引起“‘非孔’、‘非孝’，那就大逆不道，這還了得！……一時真鬧得滿城風雨。不久《浙江新潮》被反動政府通令査禁，校長經子淵也就被迫離校，陳望道、夏丏尊也都離去了”。這還只是觀念的犯禁的話；那么，自由戀愛、女子出走，便成為行為的越軌，更是輿論攻擊、政治迫害的對象了。五國學生運動的勝利推動了這一個體主義的啟蒙運動的深入發展，啟蒙運動的深入發展又引起更嚴重的政治斗爭。先進者和反動派雙方都自覺不自覺地遵循了這個客觀的趨勢和規律，毛澤東在長沙發動的思想運動，也是以被逼出嫁、轎中自刎的新娘作為政治直傳的自覺主題的。

而由觀念變遷、宣揚西化，到開始從實踐中改變行為、創造模式，正是五四新一代青年的特征之一。

除了個體反抗之外，當時另一頗具特色的行為模式，是青年一代自發地相互聯系，通過構成團體、組織來追求真理和實踐某種理想。當時各種“同聲相應同氣相求”的小社團組織紛紛成立，如毛澤東的“新民學會”（1918年4月），王光祈的“少年中國學會”（1919年7月）、周恩來的“覺悟社”（1919年9月），以及“新潮社”（1918年11月）、“國民社”（1918年10月）、“工學會”、“共學會”……等等。這些小組織小團體的“宗旨”不一，大多相當模糊籠統，如“以砥礪品行、研究學術為宗旨”（新民學會）等等，但在這模糊籠統中，卻又有一種共同的傾向，這就是對新的理想社會或社會理想的一種實踐性的向往和追求。這一點也非常重要。當時青年是面向未來作樂觀的眺望，希望去實現那種理想的完美社會，并不是對黑暗現實作絕望的反抗而已。他們還沒有現代主義那種荒謬感、孤獨癥、無可依舊感，他們還不是為反而反，不是純批判性或破壞性的搗毀，而勿寧是在追求某些肯定性的理想。這當然與當時的時代和現實有關，同時又仍然是中國民族某種傳統的表現。這也正是當時先進青年為什么要結成團體，為什么各種社會主義在他們之中會風行一時的原因?！俺丝茖W社會主義即馬克思主義之外，還有空想社會主義、基爾特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修正主義、新村主義、泛勞動主義、工讀主義以及合作主義，而無政府主義中還有什么無政府個人主義、無政府共產主義、無政府工團主義、社會的無政府上義、團體的無政府主義等等，都打著‘社會主義’旗號，蜂擁而來。”

“蜂擁而來”表示了其可接受性，之所以接受，則說明當時青年向往一種真正完美的理想社會，即不但要超過當時黑暗落后的中國現實社會，而且要超過當時雖先進卻弊病百端的西方資本社會。有如李維漢所回憶，“我們讀了那些無政府主義和宣傳社會主義的書刊，對于書中描繪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美妙遠景，對于那種沒有人剝削人、人壓迫人、人人勞動、人人讀書、平等自由的境界，覺得非常新鮮美好，覺得這就應該是我們奮斗的目標”。

社會主義的美妙理想不僅召喚著他們去革新觀念，扔棄傳統，打碎偶像，而且還使著急的青年們（年輕人一般比較性急）立即要求實踐，立即由他們自己去設計、組織、建立這個理想的社會，這種事例中最突出的，便是五四后轟動一時，吸引了不少青年，有蔡元培、李大釗、陳獨秀積極幫助，有毛澤東、惲代英等人熱情支持的“工讀互助團”。

“工讀互助團”是由當時最著名的組織和影響最大的“少年中國學會”的領導人王光祈所倡辦的。它的《旨趣書》中說：

打破勞心勞力的界限，使社會上勞力的工人都去求學，要求高深學問的人、求學的人都去做勞力的工。

我們天天在文字上鼓吹改革社會，從未有改革社會的實際運動，這種互助組織便是我們實際運動的起點。

應該說，這兩種行為模式——從家庭出走的個體反抗，和組織理想社會的群體意識，都沒有行得通。娜拉走后怎樣？魯迅當時便尖銳地提出了這個問題。不是回到舊規范的懷抱，便是像子君那樣的悲慘死去，或者進入政界商界，成為社會上的某種花瓶。就是男性的娜拉，命運也好不了多少，連指導和積極參加五四運動的《新青年》一伙和《新潮》一伙不也都“或被黑暗吞噬，或自身成了黒暗的一部分”、“有的高升，有的退隱”么？他們與魯迅所看見的辛亥的革命一代并無太大的差別?？梢杂行碌膮尉暩Α⑽哼B芟……

二 救亡壓倒啟蒙

個體反抗并無出路，群體理想的現實構建又失敗，那么，出路究竟何在？明顯的答案之一便是：

我從此覺悟，要拿工讀互助團為改造社會的手段，是不可能的，要想拿社會來改造以前試驗新生活，是不可能的。要想用和平的漸進的方法來改造社會的一部分，也是一樣的不可能的。那么怎么樣呢？就是，改造社會要用急進的激烈的方法，鉆進社會里去，從根本上謀全體之改造。（施存統）

繞了一個圈，從新文化運動的著重啟蒙開始，又回到進行具體、激烈的政治改革中。政治，并且是徹底改造社會的革命性的政治，又成了焦點所在。如前所說，陳獨秀不但完全改變了“批評時政非其旨也”的初衷，而且還突出地強調，“你談政治也罷，不談政治也罷，除非逃在深山人跡絕對不到的地方，政治總會尋著你的”。不復是“蓋倫理問題不解決，則政治學術皆枝葉問題”，而是“用革命的手段建設勞動階級（即生產階級）的國家，創造那禁止對內對外一切掠奪的政治法律，為現代社會第一需要”。

這就可以理解，“十月革命一聲炮響”，俄羅斯布爾什維克革命的成功，使得這些本以宣傳西方民主自由、以啟蒙民眾為要務的新文化運動的領導者陳獨秀、李大釗，以及這個運動的積極參加者毛澤東、蔡和森、周恩來、瞿秋白、惲代英、瞿秋白等人，如此迅速地轉而接受馬克思列寧主義。其具體原因便正是由于馬克思列寧主義有一個一切問題根本解決的共產主義理想社會，而革命后的俄羅斯似乎已經在開始實現它：

……沒有巴力門（議會），沒有大總統，沒有總理，沒有內閣，沒有立法部，沒有統治者，但有勞工聯合的會議，什么事都歸他們決定。一切產業都歸在那產業里做工的人所有，此外不許更有所有權。……這是Bolsheviki的主義。這是二十世紀世界革命的新信條。

這不與“工讀互助團”的思想非常接近么？小團體的平和實驗失敗了，大社會的革命改造卻可以成功，這似乎證明著馬克思列寧勝過其他一切社會主義，更不用說勝過西方資本主義的自由平等博愛的陳舊理想了。這個社會主義是“科學”的，有其深刻的理論依據，李大釗最先接受了它，井把它介紹給中國知識界。李大釗在1919年5月、11月的《新青年》6卷5、6號上發表長文《我的馬克思主義觀》，相當全面地敘述了馬克思主義。在以后與胡適《問題與主義》的論戰中，李又說明：

依馬克思的唯物史觀，社會上法律、政治、倫理等精神的構造，都是表面的構造。他的下面，有經濟的構造做他們一切的基礎。經濟組織一有變動，他們都跟著變動。換一句話說，就是經濟問題的解決，是根本解決。經濟問題一旦解決，什么政治問題、法律問題、家族制度問題、女子解放問題、工人解放問題，都可以解決。可是，專取這唯物史觀（又稱歷史的唯物主義）的第一說，只信這經濟的變動是必然的，是不能免的，而于他的第二說，就是階級斗爭說，了不注意，絲毫不去用這個學理做工具，為工人聯合的實際運動，那經濟的革命，恐怕永遠不能實現……

陳獨秀不久也強調區分了空想社會主義與科學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也指出，“在全社會底一種經濟組織、生產制度未推翻以前，一個人或一團體決沒有單獨改造底余地。試問福利耶以來的新村運動，像北京工讀互助團及惲君的《未來的夢》等類，是否真是癡人說夢？”所有這些，說明原以倫理覺悟為“最后覺悟”的文化斗士，這時卻要求用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斗爭學說來組織群眾，進行革命的政治斗爭，推翻舊制度，以取得經濟問題的根本解決”，只有這樣，其他一切才可迎刃而解。再不是“倫理的覺悟”而是階級斗爭的覺悟成了首要和“最后的覺悟”了。從而，一切問題、所有出路便集中在這個發動組織工人群眾進行階級斗爭的焦點上。承認或拒絕、積極參加或退避拒絕階級斗爭，就日益成為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和非馬克思主義、中國共產黨和非共產黨的一條基本劃分界限。這條界限與其說是由“學理”上爭論或論證得出的結論，毋寧說更是當時社會生活所造成的歷史結果。國家和個人的出路在哪里？如何能解決這么多的一大堆社會問題，性急的年輕人一般很難滿足于“多研究些問題”和點滴改良，何況這種研究和主張改良并沒帶來多少成效，于是求“根本解決”——進行階級斗爭便自然地成了更富有吸引力的方向。形勢比人強，盡管杜威、羅素來華講演，也轟動一時，但急進的青年卻更多地接受了那點非常簡單幼稚的馬克思主義的知識，組成或加入中國共產黨，一批批地走向了工廠、礦山和農村，進行“階級斗爭”。

對馬克思主義的這種接受是經過一番自愿的思想斗爭的。在馬克思主義占領他們之前，許多急進青年們都接受過、信仰過、熱衷過無政府主義。

但是，不久之后，無論是在國內或在法國勤工儉學青年中，就發生了馬克思主義與無政府主義的大論戰。本文不打算論述這場論爭。但以為最值得注意的是，馬克思主義之所以戰勝無政府主義，與其說是在理論上弄清了兩者的社會理想和革命原則貌似而實非的差異，還不如說主要是由于馬克思列寧主義有一套切實可行已見成效（十月革命）的具體行動方案和革命的戰略策略。正是這些，符合了急迫追求實效的當時青年們的現實要求和中國實用理性的無意識心理傳統。而馬克思主義戰勝無政府主義的結果，便是對階級斗爭和無產階級專政理論的強調和實行。蔡和森說：

和森為極端馬克思派，極端主張：唯物史觀，階級戰爭，無產階級專政。所以對于初期的社會主義，烏托邦的共產主義，不識時務穿著理想的繡花衣裳的無政府主義，專主經濟行動的工團主義、調和勞資以延長資本政治的吉爾特社會主義以及修正派的社會主義，一律排斥批評，不留余地。以為這些東西都是阻礙世界革命的障礙物……而尤其深惡痛絕參雜中產階級思潮的修正派、專恃議院行動的改良派、動言特別情形特別背景以及專恃經濟變化說的投機派，以為叛逆社會黨、愛國社會黨都是這些東西的產物。

這當然不止是馬克思主義，而且正是列寧主義。列寧主義是在對各種社會黨和修正主義激烈的批判中產生的。它的一個主要特征是建黨，即建立一支有鐵的紀律的、全黨服從中央的、以職業革命家為核心和領導所組成的隊伍。陳獨秀在國內、蔡和森在國外不約而同地達到了“在中國建立共產黨”這一結論。

以后的一切不必再詳加敘述。在共產黨的黨旗下，一大批知識青年領導工農取得了中國革命的勝利。在這個歷盡艱難的勝利斗爭中，從建黨一開始到抗日戰爭勝利前夕的延安整風，都不斷地在理論上和實踐中徹底否定了無政府主義鼓吹的那種絕對個人主義，也否定了自由主義所倡導所追求的種種個體自由、個性解放等屬于資本主義啟蒙思想體系中的許多東西。而這些否定和批判主要都是救亡——革命——戰爭的現實要求，而并非真正學理上的選擇。總之，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接受、傳播和發展，主要是當時中國現實斗爭的需要，而不是在書齋中透徹分析研究了西方自由主義理論學術所得的結果。這是因為建黨以后，面臨的便是十分緊迫激烈的政治軍事斗爭和革命戰爭，使人們來不及作任何理論思想上的深入研究，便走上行動舞臺。反對帝國主義和反動軍閥的長期的革命戰爭，把其他一切都擠在非常次要和從屬的地位；更不用說從理論上和實際中對個體自由個性解放之類問題的研究和宣傳了。五四時期啟蒙與救亡并行不悖相得益彰的局面并沒有延續多久，時代的危亡局勢和劇烈的現實斗爭，迫使政治救亡的主題又一次全面壓倒了思想啟蒙的主題。

所有這些，都表明救亡的局勢、國家的利益、人民的饑餓痛苦，壓倒了一切，壓倒了知識者或知識群對自由、平等、民主、民權和各種美妙理想的追求和需要，壓倒了對個體尊嚴、個人權利的注視和尊重。國家獨立富強，人民吃飽穿暖，不再受外國侵略者的欺壓侮辱，這個頭號主旋律總是那樣地刺激人心，縈繞人耳，使五四前后所謂“從宇宙觀到人生觀，從個人理想到人類的未來”這種種啟蒙所特有的思索、困惑、煩惱，使所謂“從孔教問題、婦女問題一直到勞動問題、社會改造問題；從文字上的文學問題一直到人生觀的改造問題，都在這一時期興起，縈繞著新時代的中國社會思想”，都很快地被擱置在一旁，已經沒有閑暇沒有工夫來仔細思考、研究、討論它們了。五卅運動、北伐戰爭，然后是十年內戰、抗日戰爭，好幾代知識青年紛紛投入這個救亡的革命潮流中，都在由愛國而革命這條道路上貢獻出自己，并且長期是處在軍事斗爭和戰爭形勢下。

在如此嚴峻、艱苦、長期的政治軍事斗爭中，在所謂你死我活的階級、民族大搏斗中，它要求的當然不是自由民主等啟蒙宣傳，也不會鼓勵或提倡個人自由人格尊嚴之類的思想，相反，它突出的是一切服從于反帝的革命斗爭，是鋼鐵的紀律、統一的意志和集體的力量。任何個人的權利、個性的自由、個體的獨立尊嚴等等，相形之下，都變得渺小而不切實際。個體的我在這里是渺小的，它消失了。斯諾曾記述說：

事實是因為他們許多人實在都不記得這些私人的細情。當我開始搜集傳記材料的時候，我屢次發現：共產黨員能夠說出一切在青年時代所發生的事情，但只要他和紅軍一接觸之后，他就把他自己丟開了。如果你不重復地問他，你不會聽見任何關于他自己的事情的。他們能夠無限制地談論每次戰斗的日期和情形，以及幾百幾千個曾經來往過，而從未聽見說過的地方；但這些事情好像只集體地對他們有意義。不是因為當做個人的他們，在那里做成了歷史，而只是因為他們的紅軍到過了那里。在這紅軍后面，有一種意識形態的整個的有機的力量，而為著這種意識形態，他們是在斗爭著。這是一個有興趣的發現，但因此使我的報告更加困難了。

這的確是一個重要的有趣的發現。從進步的青年學生到紅軍指戰員，從北京、上海、長沙等大中城市到井岡山、鄂豫西、延安的窮鄉僻壤，從知識者追求真理的個體主義到浴血戰斗的工農集體主義；并且，長期地緊密地處在農民出身的指戰員和農民群眾所包圍所簇擁所共同戰斗的環境中，這一轉變不也是很自然的嗎？

中國共產黨在1927年便指出，“國民革命應該首先是一個農民革命”。毛澤東、斯大林也再三說過，民族問題實質上是農民問題，中國革命實質上是一場以農民為主力的革命戰爭。這場戰爭經過千辛萬苦勝利了，而作為這些戰爭的好些領導者、參加者的知識分子們，也在現實中為這場戰爭所征服。具有長久傳統的農民小生產者的某些意識形態和心理結構，不但擠走了原有那一點可憐的民主啟蒙觀念，而且這種農民意識和傳統的文化心理結構還自覺不自覺地滲進了剛學來的馬克思主義思想中。特別是現實斗爭任務要求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和在各種方面（包括文化和文藝領域）強調民族形式的形勢之下。所以，無論是北伐初期或抗戰初期的民主啟蒙之類的運動，就都未能持久，而很快被以農民戰爭為主體的革命要求和現實斗爭所掩蓋和淹沒了。

1949年中國革命的成功，曾經帶來整個社會和整個民族的文化心理結構的大震蕩，某些沿襲千百年之久的陳規陋習被滌除。例如，男女在經濟上、政治上、觀念上和家務勞動上的空前平等，至少在知識界和機關干部中，已相當現實地實現。這當然是對數千年陳舊傳統的大突破，同時甚至超過了好些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敖夥拧币辉~在掃蕩種種舊社會的和觀念上的污泥濁水中，確曾有過豐富的心理含義。

但是，就在當時，當以社會發展史的必然規律和馬克思主義的集體主義的世界觀和行為規約來取代傳統的舊意識形態時，封建主義的“集體主義”卻又已經在改頭換面地悄悄地開始滲入。否定差異、泯滅個性的平均主義，權限不清、一切都管的家長制，發號施令、惟我獨尊的“一言堂”，嚴格注意尊卑秩序的等級制，對現代科技教育的忽視和低估，對西方資本主義文化的排拒，隨著這場“實質上是農民革命”的巨大勝利，在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或無產階級集體主義名義下，被自覺不自覺地在整個社會以及知識者中漫延開來，統治了人們的生活和意識。以“批判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個人主義”為特征之一的整風或思想改造運動，在革命戰爭時期曾大收實效；在和平建設時期的一再進行，就反而阻礙或放松了對比資本主義更落后的封建主義的警惕和反對。特別從五十年代中后期到“文化大革命”，封建主義越來越兇猛地假借著社會主義的名義來大反資本主義，高揚虛偽的道德旗幟，大講犧牲精神，宣稱“個人主義乃萬惡之源”，要求人人“斗私批修”做舜堯，這便終于把中國意識推到封建傳統全面復活的絕境。以致“四人幫”倒臺之后，“人的發現”、“人的覺醒”、“人的哲學”的吶喊又聲震一時。五四的啟蒙要求、科學與民主、人權和真理，似乎仍然具有那么大的吸引力量而重新被人發現和呼吁，“拿來主義”甚至“全盤西化”又一次被提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