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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0日，注定是載入全球藥物研發史冊的一天。

那一天，FDA宣布了一項重大決策：將逐步取消對單克隆抗體療法及其他藥物動物實驗的強制要求，轉而采用“更有效且更具人體相關性”的新方法，比如類器官、器官芯片等。

用動物進行臨床試驗，是FDA持續了近百年的慣例。早在1938年，美國就通過《聯邦食品、藥品和化妝品法案》規定了所有藥物上市前都需要在動物身上先測試安全性，這也成為全球藥物研發遵循的共同規定。但動物臨床試驗也有其缺點，一方面在這個過程中的確存在倫理道德問題，另一方面，動物試驗其實也不能完全反映人體情況。

FDA表示，這次淘汰動物臨床試驗是一場人與動物的雙贏：對于患者來說，用新方法能讓新藥物的研發更高效、更安全。對于動物來說，每年至少有數千只動物免受臨床試驗的折磨。

不過，FDA所圖或許不止這么簡單。往深了看，這場“臨床研究”革命背后，實質是一場激烈的醫藥產業話語權爭奪戰。這場隱秘的爭奪戰，說白了就是要搶占醫藥產業鏈的話語權，誰掌握了這個話語權，誰就能夠賺到更大的利益。

正如圍棋中，擁有“先手棋”的一方，往往能夠搶占棋局主動權。此次，FDA對于臨床試驗的改革，更深的意圖就是想牢牢抓住生物科技標準制定的絕對話語權，讓美國在未來生物制藥競爭中持續保持領先優勢。

01

主動發起的范式切換

歷史上那些能夠率先挑起并完成產業范式切換的，往往都會成為整個產業的顛覆者。

雖然FDA一直在積極推進取消動物臨床試驗，但受限于技術遲遲無法實質性地推進。早在上世紀80年代，FDA就第一次透露出減少動物實驗的主張，本著“3R 原則”：Replacement（替代）、 Reduction（減少）、 Refinement（優化），開始推廣體外試驗作為動物實驗補充的理念。

當然，在此后的幾十年間，這種主張也僅僅停留在鼓勵層面，直到2022年才進入快車道。當年8月，FDA批準了由賽諾菲和類器官芯片公司Hesperos合作的一項臨床試驗，這是全球首個完全基于類器官芯片研究獲得臨床前數據的新藥進入臨床試驗，用于治療兩種罕見的自身免疫性脫髓鞘神經疾病。取代動物臨床試驗才算真正進入到執行層面。

這邊產業剛剛邁出第一步，那邊美國政府就急不可耐地修改法案。2022年9月，美國國會通過的《FDA現代化法案2.0》法案就取消了動物實驗的強制令，算是第一次法案層面推進取消動物臨床事宜，但當時并未制定正式計劃。

本次FDA發布的公告算是對當年法案的落地指引，相比之前更落地、更具體化。現在FDA明白告訴企業，需要達到什么樣的需求和條件。

具體來看，FDA的改革計劃在1～3年短期內，借力全球現有實驗數據，避免重復做動物實驗，把單抗的動物測試時間從6個月縮到3個月，并先試點替代動物實驗。5年長期目標則是，將非動物替代方法數據庫形成默認標準，實在解決不了的科學難題，才允許用動物實驗兜底。這算是徹底將取消動物實驗提到了日程上來。

從明面上來看，FDA做出這個抉擇的確是出于倫理道德與公共衛生的考量。這些年來，動物實驗尤其是活體解剖實驗的道德倫理爭議一直存在。此前，由于動物保護組織的抗議施壓，全球臨床前CRO巨頭查爾斯河就被迫關閉了其在英格蘭的猴子養殖場，全球唯一還在將實驗猴運送至世界各實驗室的法國航空公司也停止了運送。

并且，動物試驗需要昂貴的支出。據《Nature》報道，新藥研發的平均成本約為26億美元。其中臨床前動物實驗成本約占2000萬-5000萬美元。但錢花出去了，效果卻未必能達到，動物臨床試驗在 “預見性” 方面并不是絕對正確。此前一篇發表在《Expert Opinion on Drug Discovery》上的綜述文章指出，對于正在研究的抗癌新藥物，從動物模型研究到臨床評估的成功轉化能力，估計只有8%或更低。

更重要的是，中國是美國實驗用猴最大的出口國。此前，因為新冠疫情突然暴發，相關研究需求陡增，全球實驗用猴供應短缺，中國又發布了禁止出售野生動物的禁令，導致美國生物制藥行業出現了“猴荒”。

可以預見，即便只出于對醫藥產業鏈安全不被猴子“卡脖子”，FDA對于取消臨床試驗的趨勢也會進一步加強，直到他們認為已經收獲到想要的話語權為止。

這種主動推動技術變革的策略，與AI、新能源等領域的“領跑”邏輯一脈相承：通過政策與技術創新綁定，重塑全球產業鏈標準。

02

有人崛起，有人退場

FDA敢于如此果斷地淘汰動物臨床試驗，背后還是離不開美國在AI、類器官、類器官芯片等前沿領域所積攢的硬實力。

類器官是通過干細胞進行自組裝，形成特定器官結構的模擬和器官芯片技術，目標在于體外模擬人體器官的結構和功能。而器官芯片則更進一步，能將體外模型的生理仿真度進一步提升。就像在一塊U盤大小的透明芯片里，裝上迷你版“心臟”“肝臟”或“肺”，能部分模擬人體器官功能，以供藥理研究。

類器官培養最大的優點在于，能在短時間內構建出高度模擬人體內真實情況的體外培養模型。借助這些新技術，單抗等藥物的安全測試周期能壓縮至數月。因此，這也是測試藥物治療癌癥和其他疾病的主流替代選擇。

售價方面，培養單批類器官成本約1000-10000美元，長期培養和分析需要數萬美元，總體而言還是比動物實驗便宜。

不過，由于組裝的復雜性、數據分析相關的困難，此前類器官的發展仍然存在挑戰。然而，AI的興起，使得在大量數據上訓練人工智能算法成為可能，也加速從實驗室研究到臨床應用的轉變。

通過算法優化培養條件、 AI圖像識別自動分析類器官形態、AI預測最佳實驗方案，減少試錯，可以解決類器官培養成功率低、數據分析難實驗成本高的問題。可以說，類器官和器官芯片在AI的加持下如虎添翼，這也加速了FDA推動取消動物試驗的進程。

從長遠看，AI與類器官的崛起，會改變傳統CRO行業的遠期競爭邏輯。雖然眼下動物臨床試驗仍是主流，但長期來看非動物臨床試驗將會逐步崛起。與此同時，FDA作為全球監管領域的風向標，其政策變革往往都會被全球其他國家借鑒、參考。這意味著未來動物臨床試驗的替代，將有可能蔓延到全球。

傳統CRO需要投入巨資，向類器官與AI等技術靠攏。在海外，像查爾斯河這樣的海外CRO巨頭，早在2024年就開始啟動替代方法推進項目，來尋找動物實驗替代方案，可以說他們已經搶跑。

03

一場劇變

新技術會帶來顛覆式的體驗，讓新型公司成長可以繞開傳統巨頭定義的護城河，誕生新的機會。這既可以形容當下的中國新能源汽車行業，也可以預測未來創新藥臨床試驗行業走向。

在某種程度上來說，傳統創新藥臨床試驗與傳統油車研發有著異曲同工之處，兩者都是高風險高投入。油車時代每開發一個新車型都需要大量資金，同時面臨新車型無法成為爆款，巨額資金打水漂的。因此，傳統燃油車更鼓勵路徑依賴，而不鼓勵破壞式創新。

在新藥研發領域也是如此，傳統的創新藥研發，需要承擔“十年十億美元”的巨大風險。而在未來，隨著AI、類器官、類器官芯片等技術的逐步成熟，可能會給臨床試驗帶來顛覆式的改革，這將帶來新機會。

比如，AI制藥依賴高質量數據集與算法優化，類似特斯拉的自動駕駛數據閉環，未來可能出現“藥物開發云平臺”。而在CRO領域，那些積極運用AI、類器官等技術的新型CRO服務效率與質量將快速提高，對傳統模式造成降維打擊。

事實上，在海外已經有不少藥企行動起來，對此布局。自2015年開始，強生、默克、輝瑞、賽諾菲、羅氏等跨國藥企紛紛入局，投資相關初創企業或在新藥研發中引入類器官技術。

在國內，類器官及器官芯片公司整體處于早期發展階段，整體融資也處于早期階段，即便是融資較早的科途醫學、大橡科技、創芯國際，也仍然才進入B輪和Pre-B輪。上市公司方面，百洋醫藥攜手北大醫學共建器官芯片與3D疾病模型聯合實驗室，晶泰控股也已經參與孵化了類器官企業，算是提前預判到了風口。

總體來看，目前類器官相關產品相關技術并不成熟，想要替代動物整個過程還需要循序漸進的，而且這會是長期共存的狀態，類似于新能源汽車與燃油車的境況。

這一次美國的“搶跑”，就是想要占據先手，拉大與其他國家的差距。這種差距類似電動車早期中美歐的技術代際分化，可能導致全球醫藥研發資源的集中化。最終，在這場“新能源戰爭”中，勝出者將是那些能快速整合AI、生物芯片與監管資源的玩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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