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古代，新朝為前朝修史是確立自身正統性的重要手段。然而，元朝卻在滅宋近70年后，直到其統治末期（至正三年，1343年）才倉促完成《遼史》《金史》《宋史》的編纂。

元朝滅金、宋后，面臨一個棘手問題：如何定位遼、金、宋三朝的歷史地位？這一問題直接關系到元朝自身的合法性。根據儒家傳統，天命只能歸于一個正統王朝，但遼、金、宋長期并立，元朝繼承誰的天命？這一問題引發了長達數十年的爭議。

以宋為正統認為，元朝應該以宋朝法統，將宋立為正統，遼和金應該被視為割據政權。此派多為南方漢人儒士，強調南宋為華夏正統。

以遼、金為北史的認為遼、金統治北方更久，且金朝滅北宋，應分宋為北宋、南宋，與遼、金并列。此派多為北方士族，受金朝文化影響較深。

還有一派認為，遼、金和宋三國皆非正統，宋遼金時期屬于分裂時代，元朝直接繼承三者，而非某一特定王朝。

自忽必烈時期開始，歷經仁宗、文宗等朝，如何修史始終懸而未決。元廷擔心任何一方觀點都會激化南北矛盾，危及統治穩定，因此修史工作一再擱置。

在元朝實行四等人制，南人（原南宋漢人）地位最低，而北方漢人（原金朝臣民）與蒙古貴族關系更近。修史涉及對宋、金的評價，本質是南北文化認同的博弈。若獨尊宋，則北方士族不滿。若抬高金，則南方漢人反彈。這種矛盾使元廷難以決斷。

直到至正三年（1343年），元朝已深陷危機：黃河水患、財政崩潰、紅巾軍起義（劉福通“反元復宋”）此起彼伏。為挽救合法性，元順帝與丞相脫脫決定以修史為政治工具，達成三重目的：

宣示正統，凝聚人心

通過承認遼、金、宋三朝均為正統，元朝以“合承三國”的姿態，將自身塑造為超越漢人王朝的大一統繼承者，緩解南北對立。

汲取治亂經驗

三朝興亡的教訓可為元廷提供應對危機的策略，如金朝的漢化改革、宋朝的士大夫政治等。

轉移社會矛盾

修史工程招募大量儒士，既能安撫漢人精英，又可借機清理“反元復宋”的歷史話語權。

最終，脫脫以“三國各與正統，各系其年號”的折中方案，強行終結爭議。這一方案回避了天命歸屬的核心問題，卻為快速成書提供了政治基礎。

盡管爭議拖延數十年，三史實際編纂僅用兩年半（《宋史》耗時最長）。

元滅宋時，忽必烈采納耶律楚材建議，保護江南典籍，加之遼、金文獻因時間較近得以留存，為修史提供了豐富素材。

自忽必烈時期起，王鶚等人已著手整理遼、金舊史，雖未成書，但積累了部分底稿。

三史內容冗雜重復（如《宋史》列傳多達2000余人），體例混亂，甚至存在“一人多傳”“事件缺漏”等問題，被后世詬病為“二十四史中最劣”。

與唐代修八史（《梁書》《陳書》《北齊書》《周書》《隋書》《晉書》《南史》《北史》，這八史占二十四史的三分之一)相比，元朝的處理更具妥協性：唐代通過肯定南北朝各政權地位，淡化華夷之辨，服務于大一統；而元朝的三史同修，則是多元文化碰撞下的權宜之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