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1997年，臘月二十八，我開著小車回到闊別了近7年的故鄉。

　　鎮子上的年味已經濃了，街邊掛滿了紅燈籠，攤販的吆喝聲此起彼伏。

　　我把車停在老劉煙酒店門口，玻璃上貼著的"恭喜發財"四個金字有些褪色，卻讓我感到親切。

　　"老劉，來一條紅塔山。"我搓著凍僵的手走進店里，暖氣混著煙草味撲面而來。

　　柜臺后面站起來的卻不是老劉，而是一個戴老花鏡的陌生老頭。

　　"老劉去年把店盤給我了，"他笑著解釋，"您要的紅塔山，現在賣85一條。"

　　我正掏錢，余光瞥見角落里擺著一臺老式蝴蝶牌縫紉機，咔嗒咔嗒的聲音規律地響著。

　　縫紉機旁坐著個穿藏藍色棉襖的女人，佝僂著背，頭發隨意地扎在腦后。

　　她腳邊堆著待改的褲子和衣服，手指在布料間靈活地穿梭。

　　不知怎的，那瘦削的側影讓我心頭一跳。

　　當她抬頭用牙齒咬斷線頭時，我手里的鈔票差點掉在地上——那是張芳。

　　我的高中同桌張芳。

　　7年沒見的張芳！

　　她比記憶里瘦了太多，眼角的皺紋像被風干的橘子皮，但那雙杏眼還是那么亮。

　　我鬼使神差地走過去，喊了聲："張芳？"

　　縫紉機的聲音戛然而止。

　　她猛地抬頭，手里的布料滑到地上。

　　"李——李強？"她的聲音有些發抖，慌忙彎腰去撿布料時，發梢擦過我的褲腿，帶著淡淡的肥皂香。

　　"真是你啊，"我蹲下來幫她撿，"我回來過年，沒想到在這兒碰上。"

　　她的手指在布料上蜷縮了一下，指甲縫里有些許線頭。

　　"嗯，我在這給人改衣服。"她聲音很輕，像怕驚動什么似的，"你......還好嗎？"

　　"還行，我在溫州做點小生意，賣五金配件。"我注意到她無名指上的金戒指已經發暗，"你呢？"

　　"還行。"她低頭整理線軸，"我閨女現在7歲了，上小學二年級，成績不錯。"

　　縫紉機又響起來，但節奏明顯亂了，針腳歪歪扭扭的。

　　02

　　我想起最后一次見她，是1990年夏天，她穿著碎花連衣裙站在村口的老槐樹下，頭發上別著新摘的梔子花。

　　那時我剛退伍回來，她紅著眼睛告訴我她訂婚了，對象是鄰村開拖拉機的周家小子。

　　我在聽到那個消息后，悲痛地離開家鄉，然后去了溫州扎根——

　　"我兒子也上小學了，皮得很。"我掏出錢包，故意讓里面的全家福露出來。

　　照片上妻子笑得溫婉，那是經人介紹認識的溫州本地姑娘。

　　這時，一個胖女人推門進來，拎著條需要改腰的褲子。

　　張芳立刻站起身，臉上堆出熟練的笑容："王嬸，這就給您改，十分鐘就好。"

　　我識趣地退到一旁，看著她麻利地量尺寸、畫粉線。

　　陽光從窗戶斜射進來，照著她發間幾根刺眼的白絲。

　　恍惚間，我仿佛又看見那個在課桌下偷偷給我塞煮雞蛋的姑娘，她總把雞蛋殼染成紅色，說是吉利。

　　"改好了，三塊錢。"張芳的聲音把我拉回現實。

　　胖女人嘟囔著"又漲價"，但還是掏了錢。

　　等顧客離開，張芳轉向我："你忙你的去吧，我這活多......"

　　"好，那——再見。"我走到門口又回頭，看見她正望著我的背影出神，見我看她，慌忙低頭踩起縫紉機。

　　發動車子時，收音機里正好放著《戀曲1990》。

　　我搖下車窗，讓冷風吹散眼眶的熱意。

　　后視鏡里，煙酒店的玻璃窗越來越小，最終消失在拐角。

　　03

　　1998年的春天來得特別晚。

　　三月的冷雨下了整整一周，我的五金店生意清淡，索性提前關門回住處。

　　剛拐進巷子，就看見郵遞員老陳在敲我的門。

　　"李強！有你的信，從你老家來的！"老陳揮舞著那個泛黃的信封。

　　我一眼認出信封上歪歪扭扭的字跡——是王建軍，我高中最鐵的哥們。

　　信里說他去縣里辦事，在汽車站碰見了張芳。

　　"她瘦得不成樣子，背著個舊書包，說是去省城醫院。我問她怎么了也不說，就塞給我這個信封讓轉交給你。"

　　信封里只有一張黑白照片，是我們高中畢業那年在操場邊的合影。

　　照片背面用鉛筆寫了一行小字："強子，我要走了。對不起。"

　　我盯著那行字看了很久，直到雨水從屋檐滴到紙上，暈開了"走"字的最后一筆。

　　第二天一早，我買了回老家的車票。

　　王建軍在車站接我，直接把我拉到了縣醫院。

　　走廊消毒水的氣味里，他告訴我張芳查出了子宮肌瘤，需要手術。

　　"她男人去年開拖拉機翻溝里摔斷了腰，家里欠了一屁股債。這次手術費要八千——"

　　病房里，張芳正在疊一套病號服，看見我們時明顯愣住了。

　　她比上次見面更瘦，病號服空蕩蕩地掛在身上。

　　"你們......怎么來了？"看到我們，張芳一臉愕然。

　　"為什么不早說？"我把裝著錢的信封塞到她手里，"先治病，其他的以后再說。"

　　她像被燙到似的縮回手，信封掉在地上。

　　"不用，我......我借到錢了。"她的聲音越來越小，最后幾乎聽不見。

　　王建軍突然紅了眼眶："芳子，都這時候了你還瞞著！強子有權利知道！"

　　他轉向我，"當年她嫁人是因為她爹查出肝癌，需要彩禮錢治病。周家答應出五千，條件是馬上定婚。"

　　張芳的眼淚終于掉下來，砸在白色被單上。

　　"我爹只多活了半年......后來聽說你在溫州過得不錯，我就......就放心了......"

　　我撿起信封，發現她的行李已經收拾好了——一個褪色的帆布包，里面裝著洗漱用品和幾件舊衣服。

　　窗外的雨還在下，打在玻璃上像無數細小的敲門聲。

　　"錢你拿著，"我把信封塞進她的包里，"就當......就當是補給你的嫁妝。"

　　她終于哭出聲來，瘦弱的肩膀劇烈顫抖。

　　我輕輕抱住她，聞到她頭發上廉價的洗發水味道。

　　十九歲那年夏天，我應征入伍前夜，她也是這么在我懷里哭濕了整個肩膀。

　　后來我去收費窗口幫張芳付了手術費，但沒等她出院就回了溫州。

　　妻子問我為什么眼睛紅紅的，我說是淋雨感冒了。

　　1999年秋天，我收到張芳寄來的包裹，里面是件手工做的棉襖和一沓整整齊齊的鈔票，正好八千塊。

　　我看到那些錢，眼睛又一次濕潤了。

　　03

　　2005年春節，我回了趟老家。

　　期間，我每天都要去鎮上，特意路過那家煙店。

　　旁邊的縫紉機還在，可是踩縫紉機的人，卻沒有見到。

　　直到大年初九，在我即將回程的前一天，我開著車去鎮上給父母買些生活用品時，又路過那家煙酒店。

　　這天，終于有人坐在縫紉機后面了。但不是張芳！

　　她是個扎馬尾的年輕姑娘。

　　我仔仔細細地看了她好幾眼，發現她跟張芳有幾分神似。

　　難道，這就是她的女兒？

　　我下了車，走進煙酒店打聽，“你是張芳的女兒嗎？”

　　"嗯。我媽腰不好，這幾天還在家里養病，我來替她踩幾天縫紉機。"姑娘笑著說，"叔叔，您要改衣服嗎？我手藝也不差。"

　　“不啦，我隨便問問。”我搖搖頭，買了包煙就離開了。

　　走出門時，天空飄起細雨。

　　我點燃一支煙，看著白霧混著水汽消散在空氣里。

　　有些故事就像這煙，明明看得見抓不住，最后連味道都會淡去。

　　但記憶里的那個姑娘永遠十八歲，穿著洗得發白的藍布衫，在課桌下偷偷碰我的手指。

　　她眼睛亮晶晶地說："強子，等你退伍回來，我給你做身新衣裳。"

　　雨越下越大，我掐滅煙頭走向停車場。

　　發動機轟鳴聲中，收音機又響起了《戀曲1990》的旋律。

　　這一次，我跟著哼了起來，心里某個地方終于輕輕放下了什么。

　　雨水順著小貨車的擋風玻璃蜿蜒而下，雨刷器發出單調的"咯吱"聲。

　　我握著方向盤，視線卻總忍不住往后視鏡瞟——煙酒店已經看不見了，但張芳低頭踩縫紉機的樣子在我腦海里揮之不去。

　　這時，收音機里換了首歌：《晚秋》。

　　我伸手想換臺，卻在這時看見路邊有個瘦小的身影在雨中艱難地蹬著自行車。

　　那輛老式鳳凰自行車的后座上綁著個大紙箱，被雨水淋得發軟，眼看就要散架。

　　我鬼使神差地踩了剎車。

　　"需要幫忙嗎？"我搖下車窗喊道。

　　那人回頭，濕漉漉的劉海貼在額頭上——是張芳的女兒。

　　她不做生意了？

　　我有些詫異。

　　但轉念一想：或許是因為快晌午了，她要回家里吃飯了吧？

　　那姑娘警惕地看著我，自行車在泥濘的路面上左右搖晃。

　　"不用了，謝謝叔叔。"她的聲音像極了張芳，只是少了那份怯懦。

　　"我是你媽媽的老同學，"我干脆下車，指了指正在塌陷的紙箱，"這箱子撐不到家了。"

　　雨點打在我的襯衫上，很快就洇出一片深色。

　　那女孩猶豫了片刻，終于點了點頭。

　　我幫她把箱子放進后座，自行車則放進車子尾廂（廂門打開，就能放下自行車）。

　　"你是要回周家溝吧？我順路。"我撒了個謊。實際上我的家在相反方向。

　　“嗯。”女孩點點頭，坐進了副駕駛。

　　我注意到她的頭發已經打濕了，怕她著涼，我趕緊找了條毛巾遞給她。

　　"你叫什么名字？"

　　"周小雨。"她擦著頭發，眼睛盯著前方，"叔叔，你真是我媽同學？"

　　"當然，不然我怎么知道你住在周家溝？"我笑了笑，"我是高中同桌，你媽那時候成績可好了，尤其是代數。"

你媽的

　　"真的？"她終于轉頭看我，眼睛里閃著光，"我媽現在還算賬特別快，連計算器都不用。"

　　雨小了些，擋風玻璃上的水珠被夕陽映成了金色。

　　我又問，“你呢，現在還讀書嗎？成績怎么樣？”

　　“嗯。讀高三了。”周小雨點點頭，又道，“成績馬馬虎虎。”

　　都高三了？

　　"要高考了吧？想考哪所大學？"我微笑著，忍不住問道。

　　"浙大。"她不假思索地說，然后又補充道，"如果分數夠的話。"

　　"你媽肯定很高興。"

　　小雨的表情突然黯淡下來："她不想讓我去那么遠......說杭州消費高，家里......"

　　她沒說完，但我懂了。

　　我想起張芳佝僂著背踩縫紉機的樣子，想起她粗糙的手指和發暗的金戒指。

　　八千塊錢的手術費，她一分不差地還給了我，可自己過得這么......

　　"叔叔，"小雨突然開口，"你認識一個叫王建軍的叔叔嗎？"

　　我心頭一跳："認識，他是我最好的朋友。"

　　"上個月他來我家，給了我媽一個信封。"小雨咬了咬嘴唇，"我媽看完就哭了，然后連著三天沒去出攤。我問她怎么了，她只說......說對不起一個人。"

　　我的手緊緊握住方向盤，指節發白。

　　王建軍這個多管閑事的家伙，肯定又去跟張芳說了什么。

　　"到了。"小雨指著前面的路口。

　　雨已經停了，前面就是周家溝村的村口了。

　　我幫她把東西搬下來，那個濕透的紙箱徹底散了，露出里面一匹淡藍色的布料。

　　"這是......？"

　　"我媽答應給我們班同學做的畢業禮服。"小雨撫摸著布料，聲音輕得像嘆息，"她眼睛越來越不好了，醫生說再這樣做針線活會瞎的......可她不肯停。"

　　我的心像被一只無形的手攥緊了。

　　張芳，那個曾經在煤油燈下給我縫補軍裝的姑娘，如今要把眼睛熬瞎了給別人做衣服。

　　"小雨，"我從錢包里掏出一張名片，"考上浙大的話，聯系我。我在杭州有朋友，能幫你找勤工儉學的機會。"

　　她猶豫著接過名片，突然瞪大眼睛："你是......李強叔叔？"

　　我愣住了："你媽提起過我？"

　　"她有個鐵盒子......"小雨話說到一半突然捂住嘴，"沒什么，謝謝叔叔送我。"

　　她匆忙搬起布料往村里跑去。

　　我站在原地，突然明白過來——鐵盒子。

　　就像我抽屜深處那個餅干盒，里面裝著泛黃的信紙和一張畢業合影。

　　04

　　初十這天上午，我去了鎮子西邊的公墓。

　　山上的松樹被前一天的大雨洗得青翠欲滴，空氣中彌漫著泥土和草木的清香。

　　我在墓園門口買了束白菊花，輕車熟路地找到了那個位置——張大山的墓。

　　墓碑前已經放了一束新鮮的野花，沾著雨水。

　　我蹲下身，把白菊放在旁邊。

　　墓碑上積了些灰，我用袖子擦了擦照片——張芳的父親，那個總是板著臉的鄉村教師，現在永遠定格在這張嚴肅的黑白照片里。

　　"張老師，"我輕聲說，"小雨如果考上浙大了，您在天之靈一定會很高興吧？"

　　風穿過松林，發出沙沙的響聲。

　　我點了支煙插在香爐里，青煙裊裊上升。

　　當年就是這個倔老頭查出肝癌后，逼著張芳嫁給了能出彩禮錢的周家。

　　我本該恨他的，可看著墓碑前那束不知是誰采的野花，心里只剩下一片平靜。

　　下山后，我又開車去了趟鎮里。

　　因為下午我就要走了，我還想去看看那個煙酒店。

　　不，應該說是去看看，有沒有那個熟悉的身影吧！

　　透過玻璃窗，我看見小雨正坐在縫紉機前，笨拙地踩著踏板。

　　一個中年婦女在旁邊指導她，時不時彎腰調整布料——那是張芳，她什么時候回來的？

　　我停下車，卻沒有進去。

　　只見張芳接過縫紉機的位置，動作明顯比女兒熟練得多。

　　小雨托著腮在旁邊看，時不時伸手幫媽媽捋一下散落的頭發。

　　雨又開始下了，輕輕敲打著車頂。

　　我摸出手機，撥通了王建軍的電話。

　　"喂，強子？"

　　"我問你，你給張芳的信封里裝了啥？"

　　電話那頭沉默了幾秒："......我把你當年寫給她的信還回去了。就是那封，你退伍前寄出但她沒收的那封。"

　　記憶如潮水般涌來。

　　1990年夏天，我退伍前一個月，給張芳寄了封長信，里面夾著我在部隊攢下的兩千塊錢。

　　我想告訴她，等我回去就娶她，錢可以先給她爸治病。

　　可信被原封不動退了回來，上面蓋著"到期退回"的郵戳。

　　"她......說什么了？"

　　"她什么都沒說，就是哭。"王建軍嘆了口氣，"強子，都過去這么多年了......"

　　"我知道。"我打斷他，"小雨要考浙大，你幫我留意著點。"

　　"那丫頭告訴你了？張芳不同意她去，說......"

　　"她會同意的。"我看著窗內溫暖的燈光，"你幫我轉告張芳，就說......杭州的桂花開了。"

　　掛掉電話，我最后看了一眼煙酒店。

　　張芳正走到窗前拉窗簾，有那么一瞬間，我仿佛看見她抬頭看向我的方向。

　　但雨幕太密了，我們之間隔著二十年的時光和無數個陰差陽錯的選擇。

　　車子緩緩啟動，收音機里不知何時又放起了《戀曲1990》。

　　這一次，我沒有換臺，而是跟著哼完了整首歌。

　　雨水沖刷著擋風玻璃，也沖刷著那些泛黃的記憶。

　　有些故事注定沒有結局，有些人只能是過客。但那些真實存在過的溫暖，就像雨天車窗上的霧氣，雖然終會消散，卻曾經那么清晰地存在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