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建筑研究專家梁思成先生一貫強調，古代建筑是一個內外融通的整體：所謂“佛殿……是給佛住的，所以佛殿是佛的住宅”。這一住宅并非空無一物，它的結構（大木作）與它的“家具”（小木作）和“居民”，也就是佛像，是相互匹配的。與此同時，梁思成也強調說，中國古代城鎮建筑的規劃，看似雜亂，但其實是有形式有內容，血肉融合的整體。

梁思成先生曾經有一段談到故鄉建筑的話，讀起來非常有意蘊，也有鮮活的感情，我在這里就為你復述一下，可以幫助你形象地理解中國傳統建筑理念，是如何建構了中國人的家鄉意象的：我們家鄉的一角城樓，幾處院落，一座牌坊，一條街市，一列店鋪，以及我們近郊的橋，山前的塔，村中的古墳古碑，村里的短墻與三五茅屋，對于我們都是那么可愛，那么有意思的。它們都曾豐富過我們的生活和思想，成為與我們不可分離的感情內容。中國大陸地區建筑界人士看到，當時正值文化思想界主張復興中國傳統文化研究的高峰，因此它的影響并不局限于建筑界。國人首先找到了某種文化自豪感，對于傳統建筑的韻味和隱含的文化理念，有了全新的認識。日本學者伊東忠太、英國建筑學者博伊德（Andrew Boyd）、瑞典人喜龍仁（O. Siren）等對中國建筑文化的著述。這些西方學者的研究成果，代表了1970年代，國外學術界對中國建筑研究方面的基本認識，不過由于隔膜，一部分難免會對中國建筑的地位有所貶低，或是把它刻意加上一層西方想象中的異國情調。不過，李約瑟在《中國科學技術史》中，使用跨文化比較的方法，對于中國建筑給予了相當高的評價，而《華夏意匠》中的許多觀點，都與《中國科學技術史》一脈相承。

當然，作為資深建筑師兼研究者的李允鉌也對中國傳統建筑的局限性進行了深刻的反思，在贊美“華夏意匠”的同時，李允鉌也表達了對它未能更進一步的遺憾：較早形成了框架式建筑思想的中國人，為何在十六、十七世紀之后止步不前。反觀西方建筑界，在同一時代，就開始以材料力學為基礎，開始研究更合理的金屬框架建造技術，并最終催生了現代建筑。從“歷史進步”的觀點看，中國古典建筑的形式雖然還在使用，但是后來卻嚴重地退化了，金元時代嘗試過的“減柱造”等有限的變化方式，成為曇花一現；而斗拱由原來重要的承重結構件，在明清時代反而退化成了裝飾件。

這究竟是為什么呢？僅僅是因為中國建筑不擅長使用金屬材料嗎？實際上，中國傳統建筑中確實存留著金屬材料建筑，比如湖北玉泉山有玉泉塔，一座北宋時代，完全以鐵鑄造而成的佛塔，雖然外形上沒有擺脫傳統磚木結構建筑的限制，但比例尺度比磚石構造的塔狹長得多，已經初步表達了對不同材料力學性能的理解。可惜，古代中國人最終沒有以“鐵”來代替木框架，因而也未能實現“建筑結構上力學的突破”。再往深一步說，中國傳統木質建筑設計技術之所以陷入停滯，有些歷史研究者會把它歸咎于中國社會思想在明清時代趨于保守。文化體系的高度統一與和諧，意味著變革不大可能孤立地發生。整個社會文化體系以穩定為優先，那么充其量只能誕生一些細微的局部變革。中國傳統建筑早早確立了“法式”，優點是設計建造都有一定之規，按部就班即可搭建出合格的作品，但缺點在于不能輕易跳出前輩古人的思維定式，故步自封。

當然，今天我們會覺得這種文化批判的邏輯過于簡單。雖然中國建筑史學界大多認為，從建筑設計而言，明清不如唐宋，屬于退化。但中國臺灣學者漢寶德，在著作《明清建筑二論》中，就對這種進化論提出異議。本書作者李允鉌，在談到園林建筑時，舉的案例也主要是明清兩代的產物：傳統大木建構建筑在明清或許走向末流，而園林這種個人化的建筑樣式卻發展到了高潮；其次，我們過去往往關注古代官式建筑，卻忽略了中國建筑的地區差異和個性化發展。漢寶德認為，明清時代，以江南地區建筑為代表的中國文人建筑，在環境、功能、空間和材料方面都有突出成就，形成了一個小小的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