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回顧城鄉規劃學科的發展歷程，指出其跨學科屬性源于建筑學、地理學、管理學、社會學、經濟學等多個領域的交叉融合。隨著中國城鄉現代化的推進，規劃學科面臨著多重挑戰，如多學科交叉帶來的規劃“失效”、國土空間規劃體系拓展導致的產學研“失聯”、技術創新和社會參與引發的規劃“失能”。在此基礎上，對城鄉規劃學科的未來形態進行前瞻性展望，提出3種可能的重構形態：一是通過多學科深度融合形成的“升級版”學科，具備更強的綜合應對能力；二是轉向公眾教育和通識教育的“普及型”學科，承擔更好的社會教育功能；三是建立與中國式城鄉現代化高度相關的“引領型”學科，成為助推國家戰略和全球規劃發展的重要力量。通過討論，力求為城鄉規劃學科的轉型發展提供“內優外融”的跨學科重構路徑認識。

本文字數：9230字

閱讀時間：28分鐘

作者

王世福，中國城市規劃學會學會理事，華南理工大學建筑學院教授、副院長、博士生導師，亞熱帶建筑科學國家重點實驗室固定人員，粵港澳大灣區規劃創新研究中心主任。archcity@scut.edu.cn

李欣建，華南理工大學建筑學院博士后、助理研究員。

趙渺希，華南理工大學建筑學院教授，亞熱帶建筑與城市科學國家重點實驗室固定人員。

劉　錚，華南理工大學建筑學院副教授，亞熱帶建筑與城市科學國家重點實驗室固定人員。

孟　夢，華南理工大學建筑學院副教授，亞熱帶建筑與城市科學國家重點實驗室固定人員。

莫浙娟，通信作者，華南理工大學建筑學院副教授。arzjmo@scut.edu.cn

關鍵詞

城鄉規劃學；學科內涵；內優外融；轉型升級；國土空間規劃

現代城市規劃起源于19世紀末西方工業社會的快速擴張時期，始于對城市公共衛生、空間秩序等基本問題的應對。規劃學科從建筑學這一母學科中逐漸發展，孕育了對美好城市的空間理想，從誕生之初就明確地區別于工業革命以前積淀的城市公共藝術，也從未局限于技術理性的市政工程技術。相反，它不斷地提出科學主張和城市愿景，并保持著技術、藝術、人文、社會、經濟、法律等多學科支撐的特性。城市規劃具有獨特的學科內容，通過學校的教育與培訓、專業人士的執業與服務、學者專家的研究與發表，孕育了一系列的專門理論與知識，并通過學術組織與專業協會、學術期刊等廣泛傳播，同時通過城市管理的社會實踐與專業設計的空間干預，形成了“規劃師”這一全球性的行業共同體。盡管如此，歐洲規劃學院協會(AESOP)的創始人克勞茲·昆斯曼教授仍指出：“城市規劃作為一門獨立學科仍未得到充分認可”。中國的城鄉規劃學科亦有“內核不強，外延不清”①的表現，城市規劃學經常與建筑學、地理學、公共管理學、土木工程以及城市研究、公共政策等多個領域混淆，難以定義自身專業行動與學術研究的理論框架。鑒于跨學科融合的基本特性，城市規劃理論框架在城市規劃實踐的“過程”中不斷重組與演變，導致任一階段的城市發展問題或“危機”都與學科的轉型產生深度鏈接。由此，本文聚焦城市規劃的學科基礎、轉型挑戰與未來建設，從現代城市規劃學科的多學科基礎開始反思，進一步結合中國城鄉規劃學科的發展特點以及當前國土空間規劃體系帶來的新挑戰，提出未來建設的路徑，從而激發并探索學科轉型與發展的潛在前景。

#1

現代城市規劃學科轉型概覽

1.1 城市規劃學的綜合性研究轉向

當代英美院校的規劃學科普遍采用“planning”這一術語，強調回應“公共政策過程”，而不限于形成圖紙、標準、指南等規劃技術成果(即“plan”)，與其相關的對象通常涉及3個基本術語，即城市狀態(urban)、城市(city)、城鎮(town)，這些本質上都與人口集聚的空間相關。從當代發展的視角來看，一方面規劃學科的尺度與范疇已擴展至區域(region)、領域(territory)和環境(environment)層面，另一方面為了適應規劃體系實施開發控制的要求，考慮項目實際需求，還兼顧了城市設計方法和社會治理方法的應用。

北美的規劃教育在追求獨立性的過程中，經歷了一個緩慢但明確的轉型，逐漸削弱了其在空間形態設計方面的立足點，轉向社會科學領域。1928年，在哥倫比亞大學規劃研究與教學會議上，北美規劃領域共同制定了3個目標：一是規劃學科要成為一門獨立于設計(包括建筑和景觀設計)與工程的學科；二是規劃學科要擁有廣泛的學科基礎，特別是與社會科學緊密結合；三是規劃學科中應容納全面的物質設計(physical design)教學內容。隨后的規劃教育發展呈現出多元化和多向性的特點，包括保持設計教育、拓展通識教育、發展交叉學科、轉向城市研究等，除了部分有建筑背景的院校仍保留傳統的規劃設計學科，更多獨立的規劃學院大多以城市研究為主，學科具有社會科學學科屬性，同時很多高校還會為其他專業開設豐富的城市規劃相關課程，這些課程備受歡迎。

歐洲規劃學科的轉型發展主要呈現兩種狀態：一是得到傳統大學科(如地理學、歷史學、管理學等)的持續滋養，或與新興學科(如旅游學、設計學等)相結合，并突出研究生教學；二是開辦專門化的城市規劃院系，核心課程以社會科學與人文科學為基石，橫向依托教學共享與學分互認的教育機制，向工程技術領域或綜合理工學(polytechnic)拓展。

在歐洲大陸，出現于20世紀的都市主義(urbanism)通常被認為是城市規劃的另一表征，至今仍被規劃教育體系用以指代“urban planning”。早在1910年，法國納沙泰爾地理學會公報便提及“urbanisme”一詞，其主流定義可追溯至1922年拉魯斯字典——“人類聚居的科學與理論”。意大利語“urbanistica”雖晚于法國出現，但意大利的喬萬諾尼在1931年系統提出了現代城市規劃分層分類編制的12個層次。在德語中，“urbanismus”多對應城市建設(st?dtebau)，這離不開西特的《城市建設藝術》和施圖本的《城市建設》兩部著作的貢獻。這些對都市主義的解讀均回應了“社會轉型期現代城市如何規劃與建造”的議題。19世紀西班牙規劃大師塞爾達通過《城市化普論》的理論凝聚，提出城市土地開發作為一種技術體系與社會實踐，反映了“學習研究—規劃實施—再理論化”②的路徑，并將城市規劃直接推向了應用科學。遺憾的是，塞爾達去世前未能完整建構“城市鄉村化，鄉村城市化”的理論體系。上述研究揭示了城市規劃(都市主義)“人類聚居空間組織”的使命，涵蓋了城市研究、城市規劃研究與城市化研究的廣泛內容。

1.2 城市規劃學的多學科交叉“身份”

城市規劃學作為一門相對新興的學科，在積極實施空間干預的價值觀引領下，不斷吸納人文、社會及自然科學的經驗與理論，構建核心知識體系。在社會實踐中，城市規劃具有規范性的使命，也要求具備對各類社會計劃實施和具體項目開發實效進行多學科綜合模擬的能力。例如：蕭伊于1965年出版了《城市規劃，烏托邦與現實：選集》③，批判和挑戰了勒·柯布西耶的功能主義城市規劃思想；拉卡茲于1990年編制了一份城市規劃的“方法”清單，其中包括戰略規劃、城市結構、管理性城市規劃、參與式規劃等內容，并融合了經濟學、建筑學、工程學、社會學等多學科的技能及決策形式；龍卡約洛和帕寇于1992年編著了《城市與18—20世紀的城市文明》，梳理了50位理論家的貢獻，進一步夯實了規劃學的多學科交叉基礎。可見，城市規劃在追求“好的城市化”目標時，與地理、經濟、建筑及土木工程等學科形成緊密聯系，促進了其他領域特定知識體系的產生與發展。

不能忽視的是，城市規劃學科位于社會(居民)與空間(環境)之間的“中間地帶”，這一特殊狀態使其必然具有了跨學科融合的特性。這既是規劃領域與“外部”多學科交叉驗證的必然結果，也符合“內部”多學科實證主義的科學需求。基于這一“中間”狀態，解釋空間現象的社會科學便奠定了城市規劃學多學科支撐的內生基礎，而能夠實質性改變空間的自然科學，特別是工程科學，則構成了其外在表征，兩者相互補充，共同塑造了城市規劃“內外兼修”的特點。

#2

中國城鄉規劃學科的發展特點

2.1 城鄉規劃學科的發展語境

中國城鄉規劃學一級學科的英文名稱是“Urban and Rural Planning”。與英美國家相似，中國的城鄉規劃學也同樣強調回應“公共政策過程”④，而不局限于作為技術成果的“plan”。規劃學科“依托政府職能，響應發展需求”，設立于2011年中國城鎮化率超過50％之時，并與建筑學(母學科)形成分離。值得注意的是，“鄉”作為中國特色，將其納入“城鄉”系統進行學科建設，不僅體現了城鎮化進程中城市對鄉村過度索取問題的關注，以及對鄉村作為中國人居環境重要基因的認識，還表明了對未城鎮化人口聚居空間的重視。這一思路的制度基礎是2008年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城鄉規劃法》，具有極強的實踐導向。

隨著國家城鎮化的快速推進，歷經10余年的學科建設，以建筑學院、地理學院為主體的規劃學科，不僅直接參與了中國各類空間規劃的實踐與研究，還廣泛吸納了西方先行城鎮化經驗的學術思想和研究成果，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學科語言與知識體系，展現出產學研一體化的特征。

2.2 城鄉規劃學科發展的特征概要

中國的城鄉規劃學科呈現“以工為主，文理兼具”的特征，從早期由“建筑老八校”引領的專業型規劃教育，逐步演變為規劃設計與城市研究并重的綜合性規劃教育。根據2024年全國城鄉規劃專業教學評估的數據，在參與評估的67所院校中，超過60％是具有建筑背景的工科院校，約30％為綜合性大學或理科院校，這些院校約占全國開設城鄉規劃專業院校總數的1/3。過去20多年來，規劃教育發展迅速，響應了與國家城鎮化進程相適應的規劃人才培養需要，一大批地方性院校的規劃專業取得了顯著的進步，成功從大專層次提升至一般本科教育層次，進而通過嚴格的專業評估，躋身優秀本科教育之列，同時伴隨著高校研究型師資隊伍的壯大，相當規模的碩士研究生教育也得到了發展。這種學科布局的形成，離不開城鄉規劃學“誕生于工學搖籃、成長于建筑學和工程學土壤”的特性，并顯示了規劃教育中地理類城市研究力量的日益壯大。

2.3 城鄉規劃專業教育的知識核心

中國的城鄉規劃專業教育聚焦于土地使用和空間形態兩大核心要素，強調通過經濟、社會與環境效益綜合平衡的土地使用，以及公共基礎設施、道路交通系統、綠地生態系統等專項的合理配置，形成良好的城市空間結構和形態。在教育實踐中，宏觀層面以城市總體規劃為對象，強調區域城鎮體系和市域空間結構知識的應用；中微觀層面則以城市片區、街坊、地塊等的詳細規劃為對象，強調建成環境的功能合理、形態優美和空間宜居，總體上形成以“空間作為土地使用的結果”為核心的知識體系以及相應的能力訓練范式。隨著國土空間規劃的對象從城鄉建成環境拓展到自然資源全域全要素，基于土地使用的建成空間形態屬性也必然向更深、更廣的自然、社會、經濟的綜合資源屬性拓展，“多規合一”的工作目標則對空間賦能高質量發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2.4 城鄉規劃學科的學科范圍

在《學位授予和人才培養學科目錄(2011年)》中，城鄉規劃學一級學科下設6個學科方向：城鄉與區域規劃理論和方法、城鄉規劃與設計、城鄉規劃技術科學、社區與住房規劃、城鄉歷史遺產保護規劃、城鄉規劃管理。在2024年1月發布的《研究生教育學科專業簡介及其學位基本要求(試行版)》中，首次公開城鄉規劃學的學科范圍(下設二級學科)，具體包括空間發展與規劃理論、城鄉規劃與設計方法、城鄉系統與規劃技術、住房發展與社區規劃、城鄉歷史與遺產保護、空間治理與規劃政策。

10多年來，城鄉規劃學科建設穩步推進，遵循既定的一級學科方向，充分展現了學科發展的主要學術成果與人才培養成效。學科建設對國土空間規劃體系構建做出了積極響應，6個二級學科中的前3個學科分別凝練出支撐空間規劃新體系的理論、方法、技術，延續了有關城鄉人居高質量內涵品質的社區規劃和遺產保護兩個研究型專項規劃，更重要的是在“城鄉規劃管理”的基礎上進一步擬定了“空間治理與規劃政策”的二級學科范圍，強調了行業實踐轉型的治理體系與能力現代化要求。高校以此為指導，調整碩士、博士研究生培養方案，逐步適應并服務于更廣泛的國土空間規劃行業需求。然而，從系統響應國土空間規劃新要求的視角看，涉及土地管理、地理信息、資源評估等方面的理論知識和方法技術亟須跨學科融合，但這面臨師資隊伍與知識體系交叉融合的系統性挑戰，單一學科的改革難以在短期內獲得顯著成效。

#3

中國城鄉規劃學科轉型面臨的挑戰

3.1 多學科交叉帶來的規劃“失效”

城鄉規劃學科本身具有鮮明的跨學科融合屬性，涵蓋與城市問題解決或問題分析相關的多個領域。這種多學科交叉雖有助于拓寬學科的廣度與視野，但同時也帶來了核心價值模糊、學科邊界不清的問題。20世紀70—80年代，面對“傳統城市規劃制造的困境以及純粹裝飾化的城市設計”，一些西方發達國家的城市規劃機制曾一度被城市批評家認為走到了“盡頭”。實踐的“沮喪”也蔓延到了城市規劃的定義：“這是一個自治學科的項目，其使命是管理和生產以科學方式建造的空間，在今天看來只是一種幻覺”。布斯蓋茲更是直接提出“土地法不是規劃(plan)；城市規劃應該有體現本質的獨特內容”。

在實踐過程中，規劃領域的專業人士與研究者持有開放的態度，他們因城市問題而必然與其他學科進行交流，進而敦促自身去探究支撐規劃有效性和原創性的深層根源。然而，問題導向的跨學科融合往往難以達到深度協調，這可能導致規劃的初衷與實際成效產生偏離，甚至出現“失效”現象，規劃在執行中失去了專業判斷力和價值導向，僅解決復雜問題的某一方面，而非提供綜合、系統化的解決方案。

隨著生物多樣性、氣候變化、環境保護、健康危機等新問題的涌現，城鄉規劃學科對跨學科融合的需求顯著增強。這些新要求既涉及城鄉規劃過去曾高度重視但近期有所忽視的領域，如在現代城市規劃出現之始就已經參與其中的公共衛生學、環境生態學、行為心理學等，也涵蓋了一些較少或從未被動員起來的學科應用，如城市下墊面參與自然生態循環、城市公共財政影響規劃實施等。城鄉規劃學科在構建多學科身份與保持核心價值之間，始終處于難以平衡的狀態。

3.2 國土空間規劃體系擴展導致的產學研“失聯”

隨著國土空間規劃體系的建立，規劃學科不僅要應對傳統的城鄉建成環境，還需要關注更廣泛的自然資源、社會經濟等全域全要素全過程。新的規劃體系強調對國土空間的全方位保護與開發的并重，要實現生產空間集約高效、生活空間宜居適度、生態空間山清水秀，以及安全和諧、富有競爭力和可持續發展的國土空間格局。這一變化不僅要求規劃師具備更強的技術能力，還需具備政策解讀與制定的綜合素質。然而，現有的城鄉規劃教育體系尚無法完全適應這些變化，規劃學科在面對更大尺度的空間布局與資源調配時，存在理論和實踐不足的問題。

緊密結合規劃實踐的產學研結合模式，一直是中國規劃學科相較于西方的顯著優勢。規劃院校給予學生參與真實項目的機會，高校教師團隊有機會深入參與規劃實踐，有能力承擔地方政府的各類戰略規劃、法定規劃、城市設計、規劃標準與規范的編制等實務工作，這形成了一種將實踐的“產”持續“內化”于“學”和“研”的優秀中國模式。然而，國土空間規劃行業的變革導致高校實踐機會減少，加之大規模建設后的行業下行，引發了就業預期下滑和本科專業招生遇冷等實際問題，規劃的“產”與“學”“研”之間出現了“失聯”危機。

3.3 技術創新與社會參與引發的規劃“失能”

當前城市建設和運維已展現出明顯的技術驅動特征，大數據、人工智能、虛擬現實等技術創新不僅提升了城鄉規劃的效率與精準度，還在逐步取代甚至淘汰傳統的規劃方法，這可能帶來規劃“失能”的風險。當規劃過度依賴技術手段時，規劃師可能喪失對復雜社會問題的敏銳洞察和專業判斷。例如，原本依賴于經驗和實踐的人文規劃思維被簡化為單純的數據驅動決策過程，可能會忽視對城市文化、社會公平等問題的深刻認識。技術主導的規劃方式雖然高效，但是如果忽視社會需求和人文關懷，可能導致空間優化與居民實際生活質量之間的脫節，致使規劃難以切實服務于人們的日常生活。

社會參與機制的強化本應提升規劃的民主性，但在實際操作中，過度或不當的社會參與也會削弱規劃師的能力，導致規劃“失能”。當公眾意見過于分散且缺乏專業引導時，規劃師可能會陷入難以平衡各方需求的困境，較難形成連貫的規劃決策。例如，在面對紛繁復雜的公眾意見時，規劃師可能因缺乏協調不同利益主體間復雜社會矛盾的經驗而感到力不從心，尤其是在整合專業知識并轉化為具體可行的規劃決策方面存在不足。在此情形下，規劃項目往往易陷入拖延或無法實施的窘境。

#4

中國城鄉規劃學的跨學科重構

4.1 “內優外融”的跨學科重構路徑

無論是西方都市主義所定義的“人類聚居的科學與理論”，還是中國提出的“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為人民”的城市發展理念，均體現了規劃作為一門連接人類社會與空間環境的“中間”學科，兼具理論與實踐價值。在中國的教育體系中，城鄉規劃學科被賦予了城市理論研究的學術屬性和服務空間規劃的實踐屬性，已經形成了空間品質、公共政策和社會實踐三大屬性并重的內涵。城鄉規劃學可被視作一門獨立學科，通過跨學科學習實現知識融合，并應用于空間干預，展現出技術性、政策性與社會性的綜合特征。為應對上述困境與挑戰，城鄉規劃學應堅守“空間作為土地使用的結果”這一學科內核，結合規劃實踐和學術研究的經驗，對空間干預的理論、方法、技術進行系統歸納和全面優化，強化跨學科思維，構建集成化的知識體系與能力培養體系，通過“內優”策略增強學科的獨立性與身份認同；針對空間干預所需的新知識和新方法，應積極回應國家發展和行業改革的需求，與相關學科相互學習和合作，高效推進跨學科交叉創新，有效提升空間干預的科學性，培養跨界融合能力，通過“外融”策略增強學科的生長性與創新性。

響應中國新型城鎮化進程中國土空間規劃體系的建立，城鄉規劃學需應對從城鄉建成環境向全域全要素國土空間轉變的挑戰。在技術層面，城鄉規劃學應突破傳統工程技術的范疇，將自身視作社會和環境之間的媒介，學習、調動和應用各類有助于空間資源評估、配置、優化的多學科技術，服務“人與自然和諧共生、宜居韌性智慧”的城市發展目標。在政策層面，城鄉規劃學應始終堅持以土地使用為核心，融合公共管理學、法學、社會學等多學科理論方法，將系統思維與設計思維綜合運用于國土空間規劃實踐，發揮城鄉規劃學在“空間賦能”上的獨特統籌能力。在社會層面，城鄉規劃學應繼續夯實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勢的社會實踐基礎，并積極探索城市治理、社區治理等多元主體自下而上的空間參與，重視人民在城鄉規劃建設中的主體作用。

城鄉規劃學的理論和實踐離不開多學科的交叉融合，其結果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該學科作為獨立學科的進步性或局限性。因此，在認可城鄉規劃學是具有多學科屬性的獨立學科前提下，其跨學科的重構路徑應遵循從內涵到外延的“內優外融”發展邏輯。一方面，城鄉規劃學應繼續強化多學科知識和方法的“內優”，將學科作為空間干預的內核；另一方面，應尋找具有相似問題和共識的知識領域，開展建設性對話，以此作為跨學科“外融”的起點，突破既有知識廣度及專業深度的局限。無論是建筑學、風景園林學、土木工程、市政工程等與人居環境建造直接相關的傳統核心學科，還是與運營、治理、決策相關的經濟學、社會學、信息科學、公共管理等領域，均可以為城鄉規劃學不斷提供可融合的知識與方法。

4.2 跨學科重構的未來形態

在城鄉規劃學科的未來發展中，面臨多學科交叉帶來的規劃“失效”、國土空間規劃體系擴展導致的產學研“失聯”、技術創新與社會參與引發的規劃“失能”等挑戰，加之西方城市規劃學科逐漸走向相對獨立的社會科學范疇的趨勢，要求人們對城鄉規劃學科的未來形態進行前瞻性思考。城鄉規劃學科可能會朝著3種不同的形態演進，且“內優外融”的跨學科重構各具差異性。

4.2.1 成為多學科深度融合后的“升級版”學科

從工科建筑學土壤成長起來的城鄉規劃學始終會得到傳統大學科的支撐，并體現學科獨特的創新空間干預能力，包括多尺度人居環境的營建方法、全域空間整治所需的設計思維、建成環境更新改造的統籌能力，以及新理念與新技術的學習和應用能力等，這些能力在城市規劃專業創立之初就已經存在，且在歷史實踐中不斷演進，無法被其他學科完全替代，最終成為多學科融合的一部分。城鄉規劃學科將持續依托多學科的深度融合與技術創新，成為一個知識體系高度綜合的“升級版”學科。在這種形態下，學科不僅要吸納建筑學、地理學、管理學、社會學、經濟學、環境科學等領域的核心知識，還將借助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新技術提升規劃的效率與精準度，進一步發掘學科融合的多樣化手段與貢獻潛力。培養的規劃師將能應對復雜的空間與社會問題，實現全方位的空間治理。這種“升級版”的學科以技術創新為核心驅動力，同時注重技術與社會的深度融合，確保規劃結果的公平性與可持續性，力求在高效的技術手段和社會需求之間找到平衡。這種學科形態可能出現于高校中獨立建制的規劃學院，或顯著增強建筑學院、地理學院、管理學院的學科輻射力。

4.2.2 成為承擔公眾教育和通識教育的“普及型”學科

為實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更高規劃目標，中國式城鄉規劃學需進一步強化社會性內涵，構建更為豐富的社會與人文基礎。城鄉規劃學的另一種可能發展路徑是逐漸擺脫專業化的局限，承擔更廣泛的公眾教育和通識教育職責。這一形態的規劃學科將不再局限于培養設計型、技術型的專業規劃師，還旨在提升公眾對城鄉規劃的基本認知和參與能力。這種“普及型”學科通過向所有人普及城市知識和規劃知識，使每一個公民都有機會理解并參與到規劃過程中。規劃師的角色從單一的技術提供者轉變為公眾的教育者和規劃執行的協作伙伴，不僅負責具體的規劃與實施，還幫助公眾理解規劃原則、方法和目的，使公眾能夠在城市及社區規劃與治理中發揮積極作用。此舉旨在提升公眾素養，同時推動規劃民主化、透明化，真正實現規劃的社會性目標。城鄉規劃學科將成為一種社會教育工具，促進形成開放、包容的規劃體系，培養面向廣泛社會服務的規劃人才。在這種目標驅動下，高校的規劃學科將強化參與社會服務的實踐能力，增加有效搭建社會平臺的能力訓練，并提供更多通識型、應用型課程，吸引其他相關學科的學生學習。

4.2.3 成為與中國式城鄉現代化高度相關的“引領型”學科

作為一種國家戰略的知識生產與實踐平臺，城鄉規劃學的發展要符合全球科技和社會變革的潮流，緊密結合中國式城鄉現代化的獨特路徑，打破傳統的規劃框架，成為面向未來的全新范式。在這一學科形態下，中國將構建獨具特色的城鄉規劃知識生產體系，推動本土創新與全球前沿理論相結合，形成適應中國國情并引領世界的規劃范式。它旨在解決技術、社會與自然環境的復雜協調問題，同時在全球城市發展趨勢中保持中國優勢，塑造全球新型城市和鄉村的典范。城鄉規劃學科不再是對傳統規劃學科的簡單延伸，而將是國家戰略層面的范式革新，成為推動中國現代化進程的政策“智囊”與核心動力，為未來的社會、經濟、環境治理提供全面的知識與方法支持。在高校，可能出現以城鄉規劃學為引領的新型學科群，高效協同并構建應對新型規劃研究與實踐的國家實驗平臺，進而提升中國在全球城市與區域規劃領域的話語權和創新力。

這3種形態展望主要圍繞城鄉規劃學科的技術性、政策性、社會性內涵，展現了學科建設的可能發展方向：一是從技術層面強化多學科協同；二是從社會層面擴展社會參與和教育功能；三是從國家戰略層面構建知識生產與創新體系。盡管3種方向各有側重或互為參照，但它們均立足于“內優外融”的跨學科重構路徑思考，為不同學校的城鄉規劃學科轉型提供啟示。

#5

結束語

中國城鄉規劃學科的跨學科重構，是應對技術進步、社會變革和政策轉型的重要手段。通過深化技術性、政策性和社會性的內涵認知，并積極融合相關學科，城鄉規劃學科將持續煥發“空間賦能”的內核動力，全面升級學科知識與能力體系，在未來形成更加綜合且具有前瞻性的學科(群)體系，為中國式城鄉現代化提供強有力的學術支持和實踐指導。

注釋（上滑查看全部）

①出自石楠的《城鄉規劃學要加強基礎理論研究》一文。

②在1859年的巴塞羅那擴張方案設計之前，塞爾達已然在1857—1859年完成了《城市建設的理論》(Teoría de la construción de las Ciudades)的三卷論文。

③蕭伊于1965年出版《城市規劃，烏托邦與現實：選集》(L'urbanisme, utopies et réalités, Une anthologie)，該書對19世紀以來的規劃理論進行系統評估，從而突破了當時勒·柯布西耶的功能主義城市規劃思想，隨后蕭伊參與了哥倫比亞大學柯林斯教授主編的《城市規劃與城市》(Planning and Cities)系列叢書的工作，主筆《現代城市：19世紀的城市規劃》(The Modern City: Planning in the 19th Century)，進一步傳播、共享、升華了《城市規劃，烏托邦與現實：選集》的精神及其理論歸納。

④現代城鄉規劃作為政府的一項管理職能，是基于經濟、社會、環境的綜合發展目標，以城鄉建成環境為對象，以土地使用為核心，通過規劃編制和規劃管理，對城鄉發展資源進行空間配置并使之付諸實施的公共政策過程。

【基金項目】國家社科基金重大研究專項研究成果(22VHQ009)

本文來源：規劃師雜志，文章全文詳見《規劃師》2024年12期。

【免責聲明】本公眾號發布的內容僅供學習交流使用，不以任何形式進行牟利。內容版權歸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權益，請及時與我們聯系，我們將于第一時間協商版權問題或刪除內容。內容為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本公眾號立場和對其真實性負責。

2025全國城市規劃學會工作會議 | 重塑信心，把握機遇，破界提質，推動規劃學科轉型

點擊圖片閱讀全文

規劃教育 | 城鄉規劃學科二級目錄首次公布

點擊圖片閱讀全文

大師講堂｜石楠：事理之常與創新之道——基于規劃學科的思考

點擊圖片閱讀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