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National Portrait Gallery
利維坦按:
還記得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中國的“氣功熱”嗎?各種“特異功能”層出不窮,用耳識字,隔空取物,向月球發功……數千萬人修煉氣功,儼然成為了一門“顯學”。這其中,也不乏科學家的種種背書,比如,1980年6月錢學森就曾明確表示支持人體特異功能的研究,這之后,他還首創了“人體科學”的概念,并籌建中國人體科學研究會。
時隔多年,我們當然會嘲笑其中摻雜的大量偽科學,但為何在當時會有如此眾多的人篤信,甚至包括學者和科學家?要解釋這一現象,其實我們可以拿分析哲學的發源地——英國,作為一種“認識論的奇觀”來參考。
“假設讀者已經熟悉超感知覺的概念……心靈感應、千里眼、預知能力以及心靈致動。這些令人不安的現象似乎否定了我們所有通常的科學觀念……不幸的是,至少就心靈感應而言,統計證據是壓倒性的……一旦接受了這些現象,相信鬼魂和幽靈似乎也不是什么太大的跨越。”
這些話并不是發表在某本晦澀的神秘學期刊上,也不是在某個秘密的靈異心理學會議上宣告的。它們也不是由一位維多利亞時代的靈媒或降神會的參與者寫下的。事實上,這段話的作者是艾倫·圖靈(Alan Turing),計算機科學之父,它們出現在他那篇具有里程碑意義的論文《計算機器與智能》(Computing Machinery and Intelligence,1950)中[1]。這篇論文描述了“模仿游戲”(即更為人熟知的“圖靈測試”),該測試旨在判斷一臺機器的智能是否能與人類的智能區分開來。
艾倫·圖靈(1912-1954)。? The Alan Turing Institute
論文一開始設想了這個如今已廣為人知的思想實驗:一名人類、一臺機器,以及一位提問者。如果提問者僅憑回答無法分辨出哪一個是人類、哪一個是機器,那么這臺機器就通過了測試:它的智能無法與人類的心智區分開來。論文的大部分內容都在回應來自數學、心靈哲學,或是對計算機能力持懷疑態度者的各種反對意見。
但在論文大約三分之二處,圖靈回應了一個出人意料的擔憂,這個擔憂可能會干擾模仿游戲:心靈感應。如果人類與提問者之間能夠通過心靈感應交流(而機器據說無法做到),那么測試就會失效。“在我看來,這個論點是相當有力的,”圖靈說。最終,他建議,為了讓測試順利進行,實驗必須在一個“隔絕心靈感應的房間”中進行。
為什么圖靈覺得有必要談論心靈感應?為什么他會將超感知覺視為對其思想實驗的一個嚴肅反對?而他對鬼魂的奇怪提及又是怎么回事?
在20世紀初,英國人對于招魂術十分癡迷。社會各階層的人都對降神會、死后生存、幽靈、預知和千里眼等現象充滿興趣。著名的靈媒,如歐薩皮婭·帕拉迪諾(Eusapia Palladino)、阿達·古德里奇·弗里爾(Ada Goodrich Freer)以及埃塔·瑞德特(Etta Wriedt),在歐洲各地巡回表演其能力,比如讓桌子懸浮、與死者的靈魂交流,或產生“靈質”(ectoplasm)——一種神秘的半物質、半精神的物質,從靈媒身體的一個或多個器官中排出。當然,這些服務往往收費不菲。
“靈質”。? Cambridge University Library
1882年,一群與劍橋大學三一學院相關的學者成立了“靈學研究學會”(Society for Psychical Research),這是一個學術性組織,其目標是以科學的嚴謹態度研究這些現象。在其存在期間,該學會的成員中包括當時一些最杰出的思想家,比如作家阿瑟·柯南·道爾(Arthur Conan Doyle)和物理學家約瑟夫·湯姆森(J J Thomson)。
這些成員在對降神會房間中現象的信念程度上存在差異。有些人非常堅定地相信這些現象,比如物理學家奧利弗·洛奇(Oliver Lodge),他寫了一本極具影響力的書,記錄了他通過降神會與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陣亡的兒子的交流。有些人則更加懷疑,比如物理研究者、新納姆學院(Newnham College)院長埃莉諾·西奇威克(Eleanor Sidgwick),或維恩圖的發明者約翰·維恩(John Venn)。盡管他們對超自然現象的真實性認同程度不同,但這個由各種背景的學者組成的群體一致認為,這些現象值得嚴肅的學術關注。
靈質最終被發現其實是紗布,而懸浮的桌子被證實是用魚線綁起來的。
大量職業哲學家要么加入了該學會,要么與其研究成果產生互動。倫理學家亨利·西奇威克(Henry Sidgwick,埃莉諾的丈夫)是該學會的創始人之一,他與弗雷德里克·W·H·邁爾斯(F. W. H. Myers)共同創辦了學會,后者是“心靈感應”一詞的發明者,也是一位異常投入的成員:據至少一份報道顯示,他在死后仍通過各種靈媒傳遞信息,繼續參與研究(可以說是極端版的“名譽退休教授偶爾回實驗室”)。一些著名哲學家,如亨利·柏格森(Henri Bergson)、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和F. C. S. 希勒(F. C. S. Schiller)都曾當選為學會會長。其他許多哲學家,比如梅·辛克萊(May Sinclair),也是該學會的普通成員。
出自弗雷德里克·哈德遜(Frederick Hudson)的幽靈影像集。? Met Museum, New York
亨利·西奇威克和 歐薩皮婭·帕拉迪諾(約1890年),由伊芙琳·邁爾斯( Eveleen Myers)拍攝。? National Portrait Gallery, London
該學會并沒有與學術世界的其他部分隔絕。關于靈異現象的討論溢出到了當時最受尊敬的哲學期刊中。例如,1902年某一期的《一元論者》(The Monist)上刊登了一篇題為《靈還是鬼?》(Spirit or Ghost)的論文,作者為該刊主編保羅·卡魯斯(Paul Carus);關于死后生命、預知以及心靈感應的思考,也出現在《心靈》(Mind)、《亞里士多德學會會報》(Proceedings of the Aristotelian Society)和《哲學》(Philosophy)等期刊上。
20世紀初不久之后,公眾對靈學研究的興趣開始減退。靈質被發現其實是紗布,之所以懸浮的桌子被證實是綁上了魚線。“靈性櫥柜”中,在幾乎完全黑暗中出現的鬼魂,看起來可疑地像是穿著白袍的靈媒本人。但哲學界對超自然現象的迷戀仍在繼續。即使靈學研究已被生物學、心理學與物理學系所邊緣化,職業哲學家仍不間斷地就其研究成果展開理論討論。在學術哲學與靈學研究之間的共生關系中,沒有比C·D·布羅德(C. D. Broad)更好的例子了。
查爾斯·鄧巴·布羅德(1887–1971)曾任劍橋大學的西奇威克講師(Sidgwick Lecturer)和奈特布里奇道德哲學講座教授(Knightbridge Professor of Moral Philosophy)。他在倫理學和哲學史方面發表了大量著作,盡管如此,如今他仍被認為是20世紀最有影響力的時間哲學家之一。他也是英國最早公開同性戀身份的哲學家之一。
查爾斯·鄧巴·布羅德 (1930),攝影:沃爾特·斯通曼 (Walter Stoneman)。? National Portrait Gallery, London
翻閱位于三一學院的布羅德檔案時,你會看到關于邏輯、形而上學和時間的筆記與他為朋友繪制的星象圖、一些人關于見鬼經歷的來信,以及他對各種靈異心理學期刊中論文的深入評論并排而列。這些材料在檔案中實際上的共存,反映出布羅德的哲學思想與他對超自然現象的興趣之間的雙向影響。他的哲學觀點影響了他處理靈異現象的方式——但正如我們將看到的那樣,靈異現象也反過來影響了他的哲學觀。無論如何,他并不認為超自然現象是可以嘲笑的事物。
對靈學研究者來說,尤為引人關注的是“預知夢”——包含未來事件的夢境。
靈學研究學會曾兩次選舉他擔任會長,分別是在1935年和1958年。在其職業生涯中,他發表了無數關于心靈感應、千里眼、頑靈現象、死后存續以及預知夢的論文。他的圖書館收藏著關于星體投射、占星術、人類不朽以及吸血鬼的書籍。在他自傳的打字稿中,他寫道:“我不知道[我的興趣]是何時或如何開始的,但我幾乎不記得自己什么時候對此沒有興趣。”
布羅德不僅在靈學研究的期刊上發表關于超自然現象的觀點,也在核心哲學期刊上發表。他雖然因對靈學研究的興趣而臭名昭著,但他關于該主題的寫作,整體來看卻相當模棱兩可。在為靈學研究學會所寫的文章中,他非常明確地表示相信靈異現象的存在。但在更為主流的哲學期刊中,他則采取了一種更為懷疑的語氣,主要關注這些現象如果屬實會產生的哲學含義。
他將哲學工具用于靈學研究的一個很好的例子,是他對“預知能力”(即預見未來的能力)的研究。靈學研究者尤其關注“預知夢”,即普通人在夢中經歷的、包含未來事件的夢境。該學會自成立之初便對預知現象產生濃厚興趣,而真正強化這種興趣的是一本由一位學術圈外人士出版的流行書籍,該書對布羅德后來的時間觀產生了巨大影響。
1927年,來自愛爾蘭的航空工程師約翰·威廉·鄧恩(John William Dunne,1875–1949)出版了一本名為《時間實驗》(
An Experiment with Time)的書。這本書有三個目標:第一,提供鄧恩本人經歷的預知夢清單;第二,給出一份手冊,說明人們如何訓練大腦在夢中預見未來。根據鄧恩的說法,只要訓練得當,每個人都可以做到這一點;第三,提出一種稱為“序列論”(serialism)的時間理論,用以解釋為何預知夢可能成為現實。
《時間實驗》,1927年,鄧恩著。? Public domain
序列論從一個前提開始:任何運動都必須發生在時間之中。例如,一輛行駛中的汽車在時間點t?時在某地,而在t?時則在更遠處。如果沒有時間,我們將很難說這輛車在“移動”。但鄧恩認為,時間本身會移動。說時間不動才奇怪。它不可能靜止不動。(英國哲學家安東尼·弗盧[Antony Flew]指出,鄧恩未能區分簡單的空間運動與時間流逝的本質,這一錯誤最終導致他構建出一個荒謬的時間理論。)
所以,鄧恩認為,必然存在一個“元時間”或“超時間”(hypertime),即一個描述我們所處時間流動的“時間之上的時間”。但這個“超時間”也必須流動(否則就不算是時間)。于是,就必須有第三重時間序列,如此遞歸至無限。鄧恩相信,在夢中,我們的心智可以接觸到這些更高維度的時間序列,其中一些包含未來事件。
這本書成為暢銷書,數度再版,影響了20世紀的幾位重要作家,包括豪爾赫·路易斯·博爾赫斯(Jorge Luis Borges)、C·S·劉易斯(C. S. Lewis)、J·B·普里斯特利(J. B. Priestley)和J·R·R·托爾金(J. R. R. Tolkien)。物理學家阿瑟·愛丁頓(Arthur Eddington)曾寫信向鄧恩表示贊賞,該信后來被刊登在該書的再版中。公眾對“看見未來”的概念產生了濃厚興趣,以至于“鄧恩之夢”(Dunne dream)一詞成為任何預知夢的代名詞。
相比之下,學術界對這本書多是嘲諷。倒不是因為鄧恩相信預知夢(事實上,許多學者認為他所列出的夢的目錄是整本書中唯一有價值的部分),而是因為他那套荒誕的時間理論。美國《哲學期刊》(The Journal of Philosophy)的一位評論者表示,這本書很難被認真看待;《自然》(Nature)的一位評論者甚至懷疑這本書是否只是一個惡作劇;一位不以為然的哲學家稱序列論為“邏輯上的荒唐行為”。
布羅德是唯一一位認真對待鄧恩的職業哲學家。三一學院收藏了布羅德擁有的鄧恩著作的副本,書頁邊緣布滿了他的詳細筆記,包含如何修正序列論以及如何利用它構建對預知現象的哲學性解釋的設想。他甚至在1935年于《哲學》雜志上發表了一篇關于鄧恩的獨立論文 《麥克塔加特哲學批判》(Examination of McTaggart’s Philosophy, 1933–1938),鄧恩在其中多次被提及。
布羅德處理了一個可以稱作“預知的本體論難題”的問題。在20世紀上半葉,最廣為接受的一種時間觀是“漲塊”理論(growing block theory),該理論認為過去存在,現在存在,但未來并不存在。這一理論與我們對時間的日常直覺相符,但在解釋預知現象方面卻面臨特別的哲學難題。
假設我在夢中預見了下周六將發生的事情。如果漲塊理論為真,那么下周六尚不存在。那么,我在夢中看到的究竟是什么?我怎么可能看到一個不存在的東西?
與鄧恩的接觸促使布羅德提出了最早的一種“超時間”理論。這類理論認為,時間具有兩個(或更多)維度,就像我們所處的空間是三維的一樣。在布羅德的觀點中,其中一個時間維度具有漲塊結構,在這個維度中,未來并不存在。但他提出,可能還存在第二個時間維度,在那個維度中,未來是存在的,因此預見到的事件就包含在其中。在預知夢中,我們能夠接觸到這個維度。這是對鄧恩邏輯荒誕的簡化版本:布羅德摒棄了“時間本身要在時間中流動”的觀念,也舍棄了“無限維度”的設想——兩維時間就足夠了。
雖然布羅德曾試圖讓鄧恩的理論在邏輯上顯得不那么荒誕,但他在三一學院的一位學生卻將邏輯應用于心靈研究提升到了一個更高的水平。
卡西米爾·萊維的肖像,1937年。 斯坦尼斯瓦夫·伊格納齊·維特凱維奇繪。? wikimedia
卡西米爾·萊維(Casimir Lewy,1919–1991)是20世紀最杰出的邏輯哲學家之一。他影響了整整一代分析哲學家,劍橋大學哲學系圖書館便以他的名字命名。在萊維的本科學習期間(當時他已在《分析》期刊上發表文章),并沒有證據表明他對靈學感興趣。但這一點似乎在1938年發生了改變。
1938年夏天,在進入本科最后一年學習之前,年僅19歲的萊維前往波蘭扎科帕內,拜訪波蘭畫家斯坦尼斯瓦夫·伊格納齊·維特凱維奇(Stanis?aw Ignacy Witkiewicz),在他的畫室里請他為自己作畫像。維特凱維奇以對神秘主義和靈學的興趣而聞名。他曾參加招魂會,并且在致幻劑影響下創作了許多繪畫作品。
畫家、作家、哲學家維特凱維奇, 1885年2月24日出生于華沙,1939年9月18日在聽說蘇聯紅軍武裝進攻波蘭后,在波萊西(今烏克蘭)的耶齊奧里村自殺。? Kultura Onet
那年夏天,維特凱維奇為卡西米爾畫的粉彩肖像如今收藏于三一學院,并附在許多關于他的在線資料中,包括維基百科詞條。我們不知道萊維在維特凱維奇作畫期間具體經歷了什么。但一年后,萊維作出了一個出人意料的決定,開始撰寫一篇關于心靈研究的博士論文。
這篇題為《對死亡之后存續的一些哲學考量》( Some Philosophical Considerations About the Survival of Death)的論文由英國哲學家約翰·威斯敦(John Wisdom)與G·E·摩爾(G. E. Moore)指導,于1942年10月提交,評審人為布羅德與心理學家塞西爾·亞歷克·梅斯(Cecil Alec Mace),后者五年前曾在英國心靈研究學會發表F·W·H·邁爾斯紀念演講。該論文標志著哲學介入心靈研究的新方法論的到來。在萊維撰寫論文期間,語言分析已經成為主流。劍橋哲學家們如今更關注詞語與命題的意義,以及經驗數據在真理的形而上學中所起的作用。
萊維博士論文的第一句話便體現了這一新方法的典范:“‘我將在肉體死亡之后繼續存在’這一命題有意義嗎?”
在論文中,萊維運用語言分析方法,考察了關于幽靈的兩種對立理論。第一種理論由布羅德于1925年提出,后來被稱為“心靈因素”假說。布羅德提出:“我們所知的‘心靈’,是否可能是由兩個因素構成的復合體,而這兩個因素各自并不具備心靈的特征性質,就像鹽是由兩種物質構成的,但這兩種物質本身都不具備鹽的特性?”這一設想認為,在某些條件下,“心靈因素”可以在“物質因素”的肉體死亡后繼續存在,甚至有可能以幽靈的形式顯現。
但等到這些論文發表時,其中所有關于心靈研究的引用都被刪去了。
萊維并不認同這一理論。他認為布羅德理論中缺失的關鍵問題在于可證實性標準。可證實性是當時一種流行的意義理論,表達了這樣一種觀念:一個命題有意義,唯有在它可以被驗證的情況下。例如,“桌上有一個蘋果”是有意義的,因為我知道可以如何去驗證它:我可以去看看桌上是否真的有一個蘋果。相較之下,很多人認為高度形而上或宗教性質的陳述(比如“上帝是善的”)是無意義的,因為我們無法想象應該如何去驗證它們。萊維認為,這正是布羅德理論的問題所在:我怎么驗證只有我的一部分在肉體死亡之后繼續存在呢?如果是我來進行驗證,那我必須在驗證前后都是同一個個體,而不是我所謂的“兩種因素”中的某一個。
萊維攻擊的第二種理論后來被稱為“心靈以太”假說。這是由牛津大學懷克姆邏輯學教授H·H·普賴斯(H. H. Price)提出的,他如今主要因其知覺哲學研究而知名。像布羅德一樣,普賴斯也深度參與英國心靈研究學會的活動(他在1939年與1960年兩度被選為該學會主席)。他在1950年代曾多次參加超心理學會議,并有一次服用致幻劑麥司卡林,想看看它是否能賦予自己超自然能力(結果沒有)。
普賴斯認為,“心靈以太”是一種“介于心靈與物質之間的東西……它在某種意義上是物質的,因為它在空間中有延展性……但它也具有通常歸于心靈的一些特性。”普賴斯相信,一旦某種具體的心理圖像生成(例如,當你看向一個蘋果時,這個圖像就在你心中生成),那么即使產生它的心靈死去,這個圖像或許仍能在“心靈以太”中繼續存在。在某些條件下,這些存留圖像的某種集合可能會對通靈者或特別敏感的人顯現為幽靈。
對此,萊維提出了反對意見,他寫道:
“說我在某一時間t擁有的某個特定意象在t存在,即是在說我在t時擁有它;而說我在時間t?擁有過的某個意象在t?存在,即是在說我在t?時擁有它……因此,從邏輯上說,一個我在某一時間擁有的意象,在我停止擁有它之后仍然存在是不可能的。更不用說它在我死后還會存在了。”
換句話說,意象本質上依附于它們被擁有的時間與行為。它們不可能在脫離這些時間與行為之后繼續獨立存在。
萊維批評的有趣之處在于,他認為布羅德與普賴斯理論的虛假性可以僅僅通過對邏輯與語言的關注來揭示。無需參加招魂會,無需測量從大腦發出的振動,也不必將通靈者置于超心理學實驗室中。只要分析用于表達這些理論的詞語(比如“心靈因素”與“意象”)的含義,就能證明這些理論存在缺陷。
盡管布羅德與普賴斯的幽靈理論存在缺陷,萊維卻出人意料地得出結論:在某些非常具體的條件下,并使用非常具體的語言方式,“我將在肉體死亡之后繼續存在”這一命題或許是有意義的。雖然這看起來像是在一個邊緣話題中得出的極其謹慎的結論,但對于布羅德以及早期的萊維來說,心靈研究并不只是一個奢侈的業余愛好。它實實在在地影響了他們“正式”的哲學觀點。
正如我們已經看到的那樣,布羅德在《 麥克塔加特哲學批判》中提出的時間哲學,很大程度上是為了容納“預知”現象而被塑造出來的。“心靈因素”的討論嵌在其影響深遠的著作《心靈與其自然位置》(1925)中。他關于“基本限制性原則”的觀點也受到心靈現象可能會違反這些原則的擔憂所塑造。這些原則包括物理規律的有效性,或者在不需要耳朵、嘴巴或空氣等物理介質的情況下發生心靈之間直接溝通的可能性。同樣,萊維的博士論文也成為了他在答辯后不久發表在《心靈》和《亞里士多德學會會刊》上的兩篇重要論文的基礎。
然而,這兩篇論文有趣的一點在于,等它們被發表時,所有關于心靈研究的引用都被刪去了。那些“鬼怪”元素都不見了。這并不令人意外。我們從萊維與布羅德、摩爾的通信中得知,等到他完成博士學位時,他(不同于當時已身為教授的布羅德與普賴斯)正拼命試圖謀得一份學術職位。將自己與心靈研究聯系起來——哪怕布羅德都曾稱其為“鬼怪學科”——可能會帶來太大的風險。
許多哲學家對超心理學與心靈研究的哲學探討如今已被遺忘——或許是因為尷尬而被一筆帶過。例如,《斯坦福哲學百科全書》僅僅用幾句話提到了布羅德與普賴斯對超心理學的興趣,而我自己即將發表的論文目前是唯一一篇專門探討萊維在心靈研究領域所作工作的論文。
布羅德與普賴斯的同時代人中,也有些人認為心靈研究不值得哲學史學者關注。魯道夫·梅茨( Rudolf Metz)在其巨著《英國哲學一百年》(
A Hundred Years of British Philosophy,1938)中,僅用兩頁篇幅提到了心靈“研究者”(引號為他本人所加)及其“卷帙浩繁的著作”。他的語氣有些輕蔑:“英國現代哲學中,有那么多原本值得認真對待的思想家與研究者在這一領域表現得如此草率, 這無助于現代英國哲學的聲譽。”
盡管梅茨如此輕視,但直到1950至60年代,許多哲學家仍繼續致力于心靈研究的問題,盡管此時其他院系早已將其剔除出大學體系。這些哲學家包括安東尼·弗盧、瑪莎·尼爾,以及其他被忽視的思想家,如C·T·K·查里、H·A·C·多布斯和克萊門特·芒德爾。據稱,庫爾特·哥德爾也相信來世的存在。
1956年,庫爾特·哥德爾在新澤西州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 Arnold Newman Properties/Getty
劍橋大學是分析哲學的發源地之一,該學派以摒棄思辨形而上學,并強調科學精確性與經驗主義為自豪。但“鬼怪”話題,如心靈感應、死后存續與幽靈,在劍橋及其之外的哲學生態系統中一直延續到20世紀60年代。
這些主題促使許多對此感興趣的思想家對時間、物質與語言的本質展開了新穎且富有創造性的探索。因此,當劍橋最著名的校友之一艾倫·圖靈開始關注人工智能并做出他那個時代最具決定性的貢獻時,他自然會被一個許多同行認為極為困惑的問題所吸引:心靈感應。
文/Matyá? Moravec
譯/tamiya2
校對/兔子的凌波微步
原文/aeon.co/essays/when-psychical-research-and-analytic-philosophy-shared-cambridge
本文基于創作共享協議(BY-NC),由tamiya2在利維坦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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