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學在中國文化中所占的地位，歷來可以與宗教在其他文化中的地位相比。在中國，哲學與知識分子人人有關。在舊時，一個人只要受教育，就是用哲學發蒙......

中國哲學的歷史中有個主流，可以叫做中國哲學的精神。為了了解這個精神，必須首先弄清楚絕大多數中國哲學家試圖解決的問題。

有各種的人。對于每一種人，都有那一種人所可能有的最高的成就。例如從事于實際政治的人，所可能有的最高成就是成為大政治家。從事于藝術的人，所可能有的最高成就是成為大藝術家。

人員有各種，但各種的人都是人。專就一個人是人說，所可能有的最高成就是成為什么呢？照中國哲學家們說，那就是成為圣人，而圣人的最高成就是個人與宇宙的同一。問題就在于，人如欲得到這個同一，是不是必須離開社會，或甚至必須否定"生"？

照某些哲學家說，這是必須的。佛家就說，生就是人生的苦痛的根源。柏拉圖也說，肉體是靈魂的監獄。有些道家的人"以生為附贅懸疣，以死為決疴潰癰。"這都是以為，欲得到最高的成就，必須脫離塵羅世網，必須脫離社會，甚至脫離"生"。只有這樣，才可以得到最后的解脫。這種哲學，即普通所謂"出世的哲學"。

另有一種哲學，注重社會中的人倫和世務。這種哲學只講道德價值，不會講或不愿講超道德價值。這種哲學，即普通所謂"入世的哲學"。從入世的哲學的觀點看，出世的哲學是太理想主義的，無實用的，消極的。從出世的哲學的觀點看，入世的哲學太現實主義了，太膚淺了。它也許是積極的，但是就像走錯了路的人的快跑：越跑得快，越錯得很。

▲中國近當代著名哲學家馮友蘭（1895.12.04～1990.11.26）

有許多人說，中國哲學是入世的哲學。很難說這些人說的完全對了，或完全錯了。從表面上看中國哲學，不能說這些人說錯了，因為從表面上看中國哲學，無論哪一家思想，都是或直接或間接地講政治，說道德。在表面上，中國哲學所注重的是社會，不是宇宙；是人倫日用，不是地獄天堂；是人的今生，不是人的來世。

孔子有個學生問死的意義，孔子回答說：“未知生，焉知死？”(《論語·先進》)孟子說：“圣人，人倫之至也?！?《孟子·離婁上》) 照字面講這句話是說，圣人是社會中的道德完全的人。從表面上看，中國哲學的理想人格，也是入世的。

中國哲學中所謂圣人，與佛教中所謂佛，以及耶教中所謂圣者，是不在一個范疇中的。從表面上看，儒家所謂圣人似乎尤其是如此。在古代，孔子以及儒家的人，被道家的人大加嘲笑，原因就在此。

不過這只是從表面上看而已，中國哲學不是可以如此簡單地了解的。專就中國哲學中主要傳統說，我們若了解它，我們不能說它是入世的，固然也不能說它是出世的。它既入世而又出世。有位哲學家講到宋代的新儒家，這樣地描寫他；“不離日用常行內，直到先天未畫前?！边@正是小國哲學要努力做到的。有了這種精神，它就是最理想主義的，同時又是最現實主義的；它是很實用的，但是并不膚淺。

入世與出世是對立的，正如現實主義與理想主義也是對立的。中國哲學的任務，就是把這些反命題統一成一個合命題。這并不是說，這些反命題都被取消了。它們還在那里，但是已經被統一起來，成為一個合命題的整體。如何統一起來？這是中國哲學所求解決的問題。求解決這個問題，是中國哲學的精神。

▲馮友蘭著作《中國哲學史》內頁展示

中國哲學以為，一個人不僅在理論上而且在行動上完成這個統一，就是圣人。他是既入世而又出世的。中國圣人的精神成就，相當于佛教的佛、西方宗教的圣者的精神成就。但是中國的圣人不是不問世務的人。他的人格是所謂"內圣外王"的人格。

內圣，是就其修養的成就說；外王，是就其在社會上的功用說。圣人不一定有機會成為實際政治的領袖。就實際的政治說，他大概一定是沒有機會的。所謂"內圣外王"，只是說，有最高的精神成就的人，按道理說可以為王，而且最宜于為王。至于實際上他有機會為王與否，那是另外一回事，亦是無關宏旨的。

照中國的傳統，圣人的人格既是內圣外王的人格，那么哲學的任務，就是使人有這種人格。所以哲學所講的就是中國哲學家所謂內圣外王之道。

這個說法很像柏拉圖所說的“哲學家——王”。照相拉圖所說，在理想國中，哲學家應當為王，或者王應當是哲學家；一個人為了成為哲學家，必須經過長期的哲學訓練，使他的心靈能夠由變化的事物世界"轉"入永恒的理世界。柏拉圖說的，和中國哲學家說的，都是認為哲學的任務是使人有內圣外王的人格。

但是照柏拉圖所說，哲學家一旦為王，這是違反他的意志的，換言之，這是被迫的，他為此作出了重大棲牲。古代道家的人也是這樣說的。據說有個圣人，被某國人請求為王，他逃到一個山洞里躲起來。

某國人找到這個洞、用煙把他薰出來，強迫他擔任這個苦差事(見《呂氏春秋·貴生》)。這是柏拉圖和古代道家的人相似的一點，也顯示出道家哲學的出世品格。到了公元三世紀，新道家郭象，遵循中國哲學的主要傳統，修正了這一點。

儒家認為，處理日常的人倫世務，不是圣人分外的事。處理世務。正是他的人格完全發展的實質所在。他不僅作為社會的公民，而且作為"宇宙的公民"，即孟子所說的"天民"，來執行這個任務。他一定要自覺他是宇宙的公民，否則他的行為就不會有超道德的價值。他若當真有機會為王。他也會樂于為人民服務，既作為社會的公民，又作為宇宙的公民，履行職責。

由于哲學講的是內圣外王之道，所以哲學必定與政治思想不能分開。盡管中國哲學各家不同，各家哲學無不同時提出了它的政治思想。這不是說，各家哲學中沒有形上學，沒有倫理學，沒有邏輯學。這只是說，所有這些哲學都以這種或那種方式與政治思想聯系著，就像柏拉圖的《理想國》既代表他的整個哲學，同時又是他的政治思想。

舉例來說，名家以沉溺于"白馬非馬"之辯而聞名，似乎與政治沒有什么聯系。可是名家領袖公孫龍"欲推是辯以正名實而化天下焉"(《公孫龍子·跡府》)。我們常常看到，今天世界上每個政治家都說他的國家如何希望和平，但是實際上，他講和平的時候往往就在準備戰爭。在這里，也就存在著名實關系不正的問題。公孫龍以為，這種不正關系必須糾正。這確實是"化天下"的第一步。

由于哲學的主題是內圣外王之道，所以學哲學不單是要獲得這種知識，而且是要養成這種人格。哲學不單是要知道它，而且是要體驗它。它不單是一種智力游戲，而是比這嚴肅得多的東西。

正如我的同事金岳霖教授在一篇未刊的手稿中指出的：“中國哲學家都是不同程度的蘇格拉底。其所以如此，因為道德、政治、反思的思想、知識都統一于一個哲學家之身；知識和德性在他身上統一而不可分......對于他，哲學從來就不只是為人類認識擺設的觀念模式，而是內在于他的行動的箴言體系；在極端的情況下，他的哲學簡直可以說是他的傳記?！?/p>

中國哲學史極具復雜性：思想流派層出不窮，思想的演變盤根錯節，讓人一不小心就會迷失在無盡的分叉小徑之中，找不到中國哲學史的主干道。

解決這個難題，就要追問，何為中國文化的精髓。這個問題在上世紀30年代那個民族危亡的時代，顯得尤其重要。面對國內戰亂和強敵入侵的危急時刻，哲學史的編撰，必須要回答，當時的中國究竟要高揚起怎樣的精神和思想。

馮友蘭的《中國哲學簡史》便誕生于這一特殊時代，本書以極強的問題意識寫就，梳理出了中國哲學思想本身的價值所在。他用西方哲學概念重構了中國哲學的重要思想和脈絡發展，讓中國哲學史真正成為了一門成體系的學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