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子椿

中國是世界上最早發明釀造工藝的國家，據考古研究，我國釀酒工藝的確切起源可追溯到新石器時代。21世紀初，賓夕法尼亞大學和我國考古團隊協作，通過對河南舞陽賈湖遺址出土材料的分析，發現了一種由大米、蜂蜜和果實制作的混合發酵飲料，這一發現將人類釀酒史提前到了距今9000年。

由于釀酒要消耗掉糧食，民以食為天。雖然我國作為農業技術最為領先的國家，可是囿于科技不發達，再加上歷史上戰亂、干旱、洪澇等因素，造成了很多年代糧食并不豐足。于是很多朝代對釀酒進行限制，具體詳情如何？我們就來簡單談談。

一、先秦時期酒政

飲酒是一種享受，但是酗酒也很容易壞事。夏桀筑瑤臺寵妹喜好酒而亡（《竹書紀年》），殷紂王愛妲己“以酒為池，縣肉為林”被滅”（《史記·殷本紀》）。西周吸取前兩代經驗教訓，周公旦認為酒是喪亂亡國的原因，于是頒布第一篇成文禁酒令——《酒誥》，令（衛君康叔）只有祭祀才能用酒。

但是酒是日常生活必不可少的，于是制定禮儀，從制度上對酒予以管理。并對于用酒的場合、數量、等級、器皿以及儀式規程都有嚴格的規定，且有專門的官員管理。《周禮·天官冢宰·酒正》：“酒正掌酒之政令，以式法授酒材。”酒正下設酒人、漿人、凌人、醢人、醯人等職，另有郁人、鬯人、司尊彝等掌管器皿。

春秋戰國時期，諸侯坐大。各諸侯王國在禮儀上延續遵守周王室的規定，但是并沒有執行禁酒令，而是逐漸放開。《詩經》有三十多處記載各諸侯國的飲酒風氣。如《小雅·南有嘉魚》云：“君子有酒，嘉賓式燕又思”；《小雅·鹿鳴》云：“我有旨酒，以燕樂嘉賓之心”；《小雅·魚麗》云：“君子有酒，旨且多。”等等。

二、秦漢時期酒政

秦漢時期，國家統一。西漢初期，百廢待興，對飲酒進行嚴格管理，限制群飲。東漢文穎注《漢書·文帝紀》記載蕭何規定律令：“三人以上無故群飲酒，罰金四兩。”漢武帝天漢三年（公元前98年）由于四處征伐，耗資巨大，為了彌補國庫，于是開征酒稅。《漢書·武帝紀》：“（三年春二月）初榷酒酤。”（榷酤què gū，意思是政府專賣）

然而在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榷酤制度在鹽鐵會議上遭到反對，遂被取消，改征酒稅。王莽時恢復榷酤。東漢時期沿用對酒榷酤的制度，但常因水旱災歉，宣布禁止釀酒。

三、三國時期酒政

到了三國時期，間或實行專賣，但基本上是對酒征稅。由于連年災荒，百姓頻遭兵燹戰亂。為了富民，魏、蜀、吳都實行榷酤制度。

如裴松之注引《三國志魏書·卷十二》記載“太祖制酒禁”，遭到孔融反對。《三國志·蜀書·簡雍傳》載：“時天旱禁酒，釀者有刑”。《三國志·吳書·顧雍傳》：“（吳）壹等因此漸作威福，遂造作榷酤障管之利，舉罪糾奸，纖介必聞”。

四、兩晉時期酒政

西晉對酒基本上實行禁酒和榷酒制，一般在改元和特殊節日才允許喝酒。諸如《晉書·帝紀·第三章》：“乙酉（280年）大赦，改元，大酺五日，恤孤老困窮”。《晉書·帝紀·第四章》：“甲子，立皇后羊氏，大赦，大酺三日。”等等。

東晉衣冠南渡，門閥士族勢力強大，手中掌握大量糧食。因而朝廷改榷酒為稅酒，但每逢災年政府仍要實行酒禁。如《晉書孝武帝紀》：“太元八年十二月，開酒禁。”《晉書安帝紀》：“隆安五年，是歲，饑，禁酒。義熙三年，除酒禁。”

五、南北朝時期酒政

五胡十六國時期，后趙石勒的酒禁比較徹底。《晉書·卷一百零五·載記第五·石勒下》：“以百姓始復業，資儲未豐，重制禁釀，郊祀宗廟皆以醴酒，行之數年，無復釀者”。

北魏統一后，酒政比較寬松，不過也有禁酒。《魏書·卷一百一十一·志第十六·刑罰七》記：“太宗四年（458年），始設酒禁，是時年谷屢登，士民多因酒致酗訟，或議王政。帝惡其若此，故一切禁之，釀、沽、飲皆斬之”。然而到獻文帝即位(466年)又重開酒禁。

北齊北周時期也同樣是時禁時開，并不長久，總體是災年一般禁酒。南朝宋齊梁陳朝代，多數時候政府實行的是以稅酒為主、禁酒為輔的政策。一般情況下，都是開放酒禁，在災年頒布禁酒令，不久就成為形式，這里就不贅述。

南朝時，曾經一度開放酒禁，允許私人自己釀酒自己銷售，但是官府也設置酒坊釀酒，來供應宮廷御用。這對酒業的繁榮起到了促進作用。

蕭齊時又恢復酒類的征稅，且折使輸金。例如東昏侯蕭寶卷寵愛潘妃，奢侈到了極點，飲酒用的“琥珀釧一只值百七十萬”（《南史·齊本紀下》），府帑(tǎng)既竭，肆奪市直，“京邑酒租皆折使輸金，以為金涂”。

蕭梁繼續對酒類征稅，未實行酒榷。直到公元561年陳文帝天嘉二年才恢復了“酒榷之科”。

六、隋唐時期酒政

隋文帝建立隋朝后，有鑒于前代眾多弊端，更迭頻仍，因而銳意革新，多措并舉。其中舉措之一就是取消榷酒和稅酒制度。《隋書·志·卷十九·食貨》記載：“（開皇三年（583年）正月）先是尚依周末之弊，官置酒坊收利，鹽池鹽井，皆禁百姓采用。至是罷酒坊，通鹽池鹽井與百姓共之，遠近大悅”。

唐代建立后，在唐初和盛唐時期延續隋朝制度，同樣對酒免稅。民間可以隨意釀酒，并且不禁酒。這制度一直延續了二百多年，從而促使釀酒技術日漸完善，更使得酒文化迅猛發展。

然而，到了中唐以后，安史之亂使得國力下降。為了增加稅收，于是開始出現了對酒征稅。《新唐書·志·卷四十四·食貨志四》記載：“乾元元年（758年），京師酒貴，肅宗以稟食方屈，乃禁京城酤酒，期以麥熟如初。二年（759年），饑，復禁酤，非光祿祭祀、燕蕃客，不御酒。”這還是臨時措施。

隨著宰相楊炎推行“兩稅制”，釀酒被納入正式征稅制度，同時還產生了一個新的稅種，那就是對酒曲（麹）征稅。《新唐書·志·卷四十四·食貨志四》：“廣德二年（764年），定天下酤戶以月收稅。建中元年（780年），罷之。三年（782年），復禁民酤，以佐軍費，置肆釀酒，斛收直三千，州縣總領，醨薄私釀者論其罪。尋以京師四方所湊，罷榷。”

“貞元二年（786年），復禁京城、畿縣酒，天下置肆以酤者，斗錢百五十，免其徭役，獨淮南（江蘇揚州）、忠武（河南許昌）、宣武（河南開封）、河東（山西晉南）榷麹而已。元和六年（811年），罷京師酤肆，以榷酒錢隨兩稅青苗斂之。大和八年（834年），遂罷京師榷酤。”

會昌六年，榷麯增加了一處——襄州（湖北襄陽）。除了對酒曲產地單獨征稅，還規定酒稅和兩稅制不同。《新唐書·志·卷四十二·食貨志二》：“租、庸、課、調不計錢而納布帛，唯鹽酒本以榷率計錢，與兩稅異，不可去錢”。意思是鹽和酒征稅只能用錢幣不能用布帛折抵。

七、五代宋遼金時期酒政

五代遼宋金時期，由于政權更迭，戰火不斷，耗資巨大，因而需要大量的財力來支撐。于是這個時期的政權，都延續了從中唐開始的榷酒制度，實行專營或者“買撲”（ 特許經營）的方法，以擴充財政。

《宋史·志·卷一百三十八·食貨下七》記載：“五代漢初，犯曲者并棄市；周，至五斤者死。建隆二年，以周法太峻，犯私曲至十五斤、以私酒入城至三斗者始處極刑，余論罪有差。”

“宋榷酤之法：諸州城內皆置務釀酒，縣、鎮、鄉、閭或許民釀而定其歲課，若有遺利，所在多請官酤。三京官造曲，聽民納直以取。”

“建炎三年，總領四川財賦趙開遂大變酒法：自成都始，先罷公帑實供給酒，即舊撲買坊場所置隔釀，設官主之，民以米入官自釀，斛輸錢三十，頭子錢二十二。”

而金代卻不但實行榷酒制度，而且限制飲酒。如《金史·本紀·卷四·熙宗》記載天會十三年（1135年）金熙宗繼位后，“庚午，即皇帝位。甲戌，詔中外。詔公私禁酒。”成效明顯。

八、元朝酒政

元朝對酒實行榷酤制度，禁止私釀。《元史·志·卷四十七·食貨二》“酒醋課”條：“元之有酒醋課，自太宗始。其后皆著定額，為國賦之一焉，利之所入亦厚矣。”到了元世祖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改變榷酤制度，采用宋朝“買撲”先進經驗。《元史·食貨二》：“三月，用右丞盧世榮等言，罷上都醋課，其酒課亦改榷沽之制，令酒戶自具工本，官司拘賣，每石止輸鈔五兩。”

九、明朝酒政

明初由于戰火兵燹，糧食短缺，因而戊戌年(1358)十二月，朱元璋陸續下令禁酒。丙午年(1366)二月下令禁種糯。在經濟向好之后，朱元璋便放開酒禁，允許百姓釀酒，同時廢除前朝榷酤制和買撲制等專營制度，對酒征稅。

《大明會典》洪武初年大明令：“凡諸色人等，踏造酒曲貨賣者，需要赴務投稅，方許貨賣，違者并依匿稅科斷。其自行造酒家用者，曲貨不在投稅之限”；“如賣酒之家，自無曲貨者，須要收買曾經投稅曲貨造酒貨賣，依例分納酒課；若系自行造曲，亦需赴務投稅。”

十、清朝酒政

清朝，酒政制度經歷了先寬后嚴、再放寬再從嚴的四個階段。并且對酒進行分類和分地域管理，其中主要是在北方限制燒酒（燒鍋）釀造，因而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高度白酒的發展。從而使得北酒逐漸沒落，而技術和產地向南方轉移，從而促進了南酒的興起和繁榮。

清朝中后期，清政府財政捉襟見肘。道光二十年（1840年）發生了鴉片戰爭，隨之又有太平天國運動，自此清政府入不敷出，只能增加賦稅。就酒政而言，在中后期開征“酒厘”，稅率百分之一；另外開征“燒鍋稅”，允許領照納稅的商人獲準制造燒酒出售。

限于篇幅，以上就是歷史朝代酒政制度簡述，筆者系列專欄文章《酒令小史》有專門論述，有興趣可以移步閱讀。

2025/4/25榆木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