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雪貝財經第380篇原創文章

作者：周閃閃

3509.9美元/盎司，這是20個小時之前紐約商業交易所黃金期貨價格的盤中高點，也是其黃金期貨歷史上首次突破3500美元大關。

人類信仰黃金，這種中子星碰撞爆炸的產物，比人類在地球上存在的時間還要長得多。實際上，它不僅在地球上罕見，在宇宙中同樣罕見。人類在數千年前賦予了它價值，但是，即便是以百年為周期，以黃金作為投資品的故事也充滿悖論。

對于普通的個人投資者來說，它是對抗混亂的避險資產，卻從來都不是安全的投資。有時候它能帶來巨大收益，比如1970年代末，還有2001到2011年間；但是貿然進入則很可能帶來痛苦損失，比如，1970年代的上漲之后緊接著是驚天動地的暴跌，黃金實價跌掉三分之二以上，之后用了30年時間才修復。

黃金價格的起伏特征可概括為：長周期上升、短期劇烈波動；既具有危機驅動的避險屬性，又有投機放大的過山車效應；過去50多年，它與美元和貨幣政策的負相關，又與供需基本面的支撐。當然，最重要的是，它具有非對稱性的“恐慌溢價”。

這些特征共同塑造了黃金作為金融資產和價值符號的復雜面貌，其價格軌跡不僅是經濟數據的反映，更是人類恐懼、貪婪和希望的投影。

壹：恐慌溢價

在全球金融的動蕩世界中，黃金價格的波動是一部非對稱性的教科書。其上漲往往迅猛而陡峭，由“恐慌溢價”驅動，投資者在危機中蜂擁而入，飆升往往被壓縮在數月之內；而下跌則緩慢而漫長，企穩必須伴隨信心的逐步重建。

過去一百年，黃金第一次可被計價的飆升發生在20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時期。1929年華爾街崩盤后，紙幣信用崩塌。1933年，美國總統富蘭克林·羅斯福禁止私人持有黃金，并將金價從每盎司20.67美元上調至35美元，以提振經濟。這一新政舉措不僅點燃了全球政府及投資者對黃金的追逐熱潮，也重塑了其貨幣地位。

第二次大漲出現在1970年代末。1971年布雷頓森林體系瓦解，理查德·尼克松切斷美元與黃金的聯系，金價開始自由浮動。通貨膨脹飆升、石油危機以及地緣政治動蕩——尤其是伊朗革命——將金價從1976年的每盎司100美元推高至1980年1月的850美元。

21世紀初，黃金迎來第三次井噴。2008年金融危機摧毀了對銀行和法定貨幣的信任，投資者蜂擁轉向黃金。從2001年的每盎司250美元，到2011年創下1921美元的歷史高點，金價十年漲勢勢不可擋。這其中，中國和印度需求激增、交易所交易基金（ETF）的興起以及對貨幣貶值的恐慌也從中推波助瀾。2010年至2020年，全球央行從凈賣家轉為買家，累計購入4500噸黃金。

黃金在享受高光時刻之后也總是伴隨著崩塌。

1980年1月，金價觸及850美元后，隨后的數月內就暴跌至500美元以下。這背后的觸發因素是美聯儲主席保羅·沃爾克通過大幅加息遏制通脹，美元走強，黃金吸引力驟減。

經典的故事是暴漲過程中，沙特富翁在金價高點大量拋售，引發市場恐慌，神秘的交易者通過精準的市場嗅覺，賺取了數億美元利潤，同時也讓無數散戶血本無歸。

2013年，金價再次跳水。從2011年的近1900美元跌至1200美元，原因是美國經濟復蘇、美元升值以及投機資金撤離。到2015年，金價跌至危機以來的低點，昔日的“黃金熱”變為“黃金寒冬”。

這其中，黃金價格還經歷了多次小規模下跌，通常與貨幣政策收緊或地緣政治緩和有關。2022年，盡管俄烏沖突引發避險情緒，但加息和美元強勢短暫壓低了金價。

黃金的恐慌溢價能帶來誘人回報，但需要精準的時機把握，即便是最著名的貨幣投機家喬治·索羅斯也承認“更多是依靠運氣而非技巧”。2010年，他的基金押注危機的不確定性，大舉投資黃金。到2011年，他在金價接近頂峰時清倉。

回溯以上周期，我們要理解黃金，就必須追溯恐懼、貪婪與宏觀經濟力量是如何交織的。顯然，黃金價格對經濟和地緣政治危機高度敏感，表現出很強烈的“危機驅動”特征。

比如，在上文提到的周期中，在經濟衰退（如1929年大蕭條、2008年金融危機）或地緣政治動蕩（如1979年伊朗革命、2022年至今的俄烏沖突）時期，投資者因對紙幣和金融體系失去信心，轉向黃金，推動價格飆升。相反，當經濟復蘇或局勢穩定（如1980年代初美元走強、2013年美國經濟回暖），金價往往會快速回落。

貳：金融權力

數天之前，特朗普在其社交媒體平臺發表有關談判的感悟，稱“談判與成功的黃金法則：擁有黃金者制定規則”，即誰有黃金誰就占據主導。瞬時，黃金期貨現貨價格、與黃金有關的公司股票暴漲。

特朗普的底氣是紐約聯邦儲備銀行位于曼哈頓下城路面下的金庫，那里擺放著這個地球上最大的黃金儲備：至少有50萬根金條。

是的，拋開價格波動之外，黃金的影響實際上遠超市場。它是全球金融體系的基石，也是地緣政治的隱形推手，在全球金融秩序和政治格局中扮演了關鍵角色，幾次關鍵的歷史時刻，黃金都以無聲的方式改變了世界的軌跡。

整個19世紀至20世紀初，黃金是全球貨幣體系的核心。金本位制將貨幣與固定量的黃金掛鉤，確保了匯率穩定，促進國際貿易。1816年，英國率先采用金本位，規定1英鎊等于7.322克黃金。到1900年，美國、德國、法國等主要經濟體加入，黃金固定價格支撐了貿易的全球化。

但是，其剛性也限制了貨幣政策的靈活性，大蕭條暴露了這一體系的脆弱性。1931年大蕭條迫使英國放棄金本位，美國緊隨其后在1933年將金價重設為35美元/盎司，羅斯福的黃金沒收令迫使公民交出金條，標志著金本位時代的終結。

1944年的布雷頓森林體系試圖恢復黃金的金融地位，重建以黃金為支撐的金融秩序。美元與黃金掛鉤，其他貨幣與美元掛鉤。黃金雖不再直接流通，仍是國際儲備的最終保障。

然而，美國在越南戰爭中的巨額開支和財政赤字讓這一體系不堪重負，其黃金儲備從2萬噸降至1971年的8000噸。當法國總統戴高樂要求用美元兌換黃金時，美國儲備不足的情況暴露。1971年，尼克松“關閉黃金窗口”，終止美元兌換黃金，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黃金從貨幣錨轉變為市場資產。

盡管如此，黃金的金融重要性從未消退。2008年金融危機后，黃金重新成為金融穩定的對沖工具。當時，中國、土耳其等國央行大舉增持黃金，以分散儲備并對沖美元主導的風險。截至2025年，全球央行黃金儲備超過3.6萬噸，占儲備資產的10-15%。

過去一百年，黃金通過其稀缺性和象征意義塑造了政治歷史。黃金在政治格局中的影響力源于其“無國籍”屬性和戰略價值。在戰爭、制裁和權力博弈中，黃金不僅是財富的象征，更是權力的籌碼。

二戰時期，納粹德國掠奪了600噸黃金，占其1939-1945年戰爭開支的20%，用于購買戰略物資。1940年，法國將2000噸黃金運往馬提尼克島，躲避德國掠奪，保住金融主權。英國則將儲備轉移至加拿大，支撐戰時經濟。

冷戰時期，黃金成為地緣政治的籌碼。比如上述提及的1960年代，法國總統戴高樂要求用黃金兌換美元，迫使美國耗盡1000噸儲備，暴露了美國黃金儲備的不足，加速了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崩潰。

21世紀，黃金在制裁與反制裁的博弈中再度浮現。2022年俄烏沖突后，西方凍結俄羅斯美元資產，俄羅斯轉而依賴2300噸黃金儲備，用黃金結算貿易，2023年出口200噸至中國和印度。這說明黃金仍是金融體系的“最后防線”，尤其在美元霸權受挑戰時。

從古埃及的法老到現代的央行行長，黃金的故事總是伴隨著權力、貪婪和犧牲，這一切均是系于它的稀缺性和永恒性，這也決定了無論時代如何變遷，它史詩般的故事將會繼續被書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