暮春四月，芳菲正盛，恰是相聚共學的佳期良辰。2025年4月26日，第十四屆胸痛中心大會在蘇州盛大召開。開幕式上，浙江大學醫學院附屬第二醫院王建安院士以“結構性心臟病診療的機遇與挑戰”為題作了精彩的主旨報告，以詳實的數據、前瞻性的研究和國際化的視野，系統性闡述了中國在心臟瓣膜介入技術領域的最新進展、創新成果及未來發展方向。

中國瓣膜介入技術：從追趕邁向引領

根據心臟瓣膜病介入中心的統計，2024年中國經導管主動脈瓣置換術（TAVR）病例數已達17,200余例，預計實際數量接近20,000例；經導管緣對緣修復術（TEER）病例數突破2500例。王建安院士指出，中國瓣膜技術的快速發展得益于器械創新的有力推動。目前，國內已有多款自主研發的瓣膜產品上市，包括自膨脹瓣膜、球囊擴張瓣膜以及針對主動脈瓣關閉不全（AR）的專用器械。此外，二尖瓣、三尖瓣TEER技術相關產品逐步進入臨床階段，其中部分已通過國際認證，如DragonFly經導管修復系統。

在主動脈瓣膜介入領域，針對二葉式主動脈瓣（BAV）這一亞洲人群高發病種，王建安院士團隊提出“杭州方案”。該方案通過球囊預擴張精準測量瓣環尺寸，靈活調整瓣膜型號。基于此方案開展的TAILOR-TAVR隨機對照研究顯示，患者年死亡率僅為6.4%，顯著低于歐美同類研究。這一成果不僅源于技術優化，更源于中國患者群體的獨特性。我國患者因醫療條件差異等因素，往往發病后延遲至高齡才接受治療，導致瓣膜鈣化程度更為嚴重。而通過個體化策略，杭州方案成功克服了瓣膜滑脫、膨脹不全等難題。

科研創新：從臨床問題到解決方案

王建安院士指出，中國器械的國際化不僅是技術輸出的體現，更是對全球結構性心臟病診療體系的有力補充。國產J-Valve經導管主動脈瓣置換系統的臨床應用就是其中的典型例子。該器械通過三個竇內鉚釘實現精準錨定，目前已成功完成127例高危主動脈瓣關閉不全患者手術，術后30天死亡率低至1.6%，起搏器植入率為10%，手術成功率高達93.7%。其設計理念與美國同類產品相近，但更貼合中國患者解剖特點。目前J-Valve已通過CE認證，并進入國際多中心臨床試驗階段。在二尖瓣及三尖瓣領域，中國原創的DragonFly系統憑借獨特的夾合器設計和釋放技術，成為首個獲歐盟批準的國產TEER器械。其歐洲臨床試驗數據顯示，術后反流改善率超過87.5%，心功能分級顯著提升。

此外，王建安院士在報告中著重介紹了人工智能（AI）技術在TAVR術前規劃中的創新應用。目前臨床已實現將患者CT影像數據輸入智能分析系統，通過三維建模模擬瓣膜植入位置、深度及尺寸選擇，評估瓣周漏、傳導阻滯等并發癥發生風險。王建安院士團隊與華為聯合研發的“智能手表術后監測系統”，能夠實時傳輸單導聯心電圖數據，有望助力患者早期出院管理。

結構性心臟病治療：突破“卡脖子”，勇闖“無人區”

盡管TAVR技術日趨成熟，但單純主動脈瓣關閉不全的治療仍面臨挑戰。王建安院士指出，此類患者因缺乏鈣化錨定點，傳統狹窄型瓣膜易發生移位。團隊正探索應用超聲震蕩技術，通過導管在主動脈根部碎裂鈣化組織，為無植入治療提供新思路。在中度主動脈瓣狹窄領域，中國團隊對513例患者數據進行分析發現，左室射血分數（LVEF）低于60%是干預的關鍵閾值。因此，王建安院士呼吁建立風險分層模型，為臨床決策提供新依據，并指出結構性心臟病治療需突破學科壁壘，如藥物與介入技術的協同效應等。

依托國家工信部“新型心血管介入器械檢測平臺”和經血管植入器械全國重點實驗室，王建安院士團隊聯合企業、高校及醫療機構，建立“科技創新支撐、檢驗檢測加速、臨床驗證快通、轉化孵化賦能”的介入高端醫療器械協同創新生態圈。目前該團隊已孵化多項原創技術，推動國產器械進入國際賽道。王建安院士指出，中國結構性心臟病領域應具備全球視野，整合各方資源，目標不僅是服務本土，而是要讓更多中國方案惠及全球患者。

目前，中國結構性心臟病介入治療已從“跟跑”邁入“并跑”甚至“領跑”階段。TAVR技術普及、TEER器械革新、人工智能深度融合，以及國際化臨床研究推進，共同勾勒出行業發展的宏偉藍圖。然而，二尖瓣及三尖瓣疾病的高異質性、術后長期管理、以及多學科協作體系完善，仍是未來需要攻克的核心課題。王建安院士強調，我們既要解決“卡脖子”難題，也要回答“無人區”問題，這是中國醫學界的責任，更是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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