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白》〔１〕二卷七期〔２〕上有一篇南山先生的《保守文言的第三道策》〔３〕，他舉出：第一道是說“要做白話由于文言做不通”，第二道是說“要白話做好，先須文言弄通”。十年之后，才來了太炎先生的第三道，“他以為你們說文言難，白話更難。理由是現在的口頭語，有許多是古語，非深通小學就不知道現在口頭語的某音，就是古代的某音，不知道就是古代的某字，就要寫錯。……”

太炎〔４〕先生的話是極不錯的。現在的口頭語，并非一朝一夕，從天而降的語言，里面當然有許多是古語，既有古語，當然會有許多曾見于古書，如果做白話的人，要每字都到《說文解字》里去找本字，那的確比做任用借字的文言要難到不知多少倍。然而自從提倡白話以來，主張者卻沒有一個以為寫白話的主旨，是在從“小學”里尋出本字來的，我們就用約定俗成的借字。誠然，如太炎先生說：“乍見熟人而相寒暄曰‘好呀’，‘呀’即‘乎’字；應人之稱曰‘是唉’，‘唉’即‘也’字。”但我們即使知道了這兩字，也不用“好乎”或“是也”，還是用“好呀”或“是唉”。因為白話是寫給現代的人們看，并非寫給商周秦漢的鬼看的，起古人于地下，看了不懂，我們也毫不畏縮。所以太炎先生的第三道策，其實是文不對題的。這緣故，是因為先生把他所專長的小學，用得范圍太廣了。

我們的知識很有限，誰都愿意聽聽名人的指點，但這時就來了一個問題：聽博識家的話好，還是聽專門家的話好呢？解答似乎很容易：都好。自然都好；但我由歷聽了兩家的種種指點以后，卻覺得必須有相當的警戒。因為是：博識家的話多淺，專門家的話多悖的。

博識家的話多淺，意義自明，惟專門家的話多悖的事，還得加一點申說。他們的悖，未必悖在講述他們的專門，是悖在倚專家之名，來論他所專門以外的事。社會上崇敬名人，于是以為名人的話就是名言，卻忘記了他之所以得名是那一種學問或事業。名人被崇奉所誘惑，也忘記了自己之所以得名是那一種學問或事業，漸以為一切無不勝人，無所不談，于是乎就悖起來了。其實，專門家除了他的專長之外，許多見識是往往不及博識家或常識者的。太炎先生是革命的先覺，小學的大師，倘談文獻，講《說文》，當然娓娓可聽，但一到攻擊現在的白話，便牛頭不對馬嘴，即其一例。還有江亢虎〔５〕博士，是先前以講社會主義出名的名人，他的社會主義到底怎么樣呢，我不知道。只是今年忘其所以，談到小學，說“‘德’之古字為 ‘’，從‘’從‘心’，‘’即直覺之意”，卻真不知道悖到那里去了，他竟連那上半并不是曲直的直字這一點都不明白〔６〕。這種解釋，卻須聽太炎先生了。

不過在社會上，大概總以為名人的話就是名言，既是名人，也就無所不通，無所不曉。所以譯一本歐洲史，就請英國話說得漂亮的名人校閱，編一本經濟學，又乞古文做得好的名人題簽；學界的名人紹介醫生，說他“術擅岐黃”〔７〕，商界的名人稱贊畫家，說他“精研六法”〔８〕。……這也是一種現在的通病。德國的細胞病理學家維爾曉（Ｖｉｒｃｈｏｗ）〔９〕，是醫學界的泰斗，舉國皆知的名人，在醫學史上的位置，是極為重要的，然而他不相信進化論，他那被教徒所利用的幾回講演，據赫克爾（Ｈａｅｃｋｅｌ）〔１０〕說，很給了大眾不少壞影響。因為他學問很深，名甚大，于是自視甚高，以為他所不解的，此后也無人能解，又不深研進化論，便一口歸功于上帝了。現在中國屢經紹介的法國昆蟲學大家法布耳（Ｆａｂｒｅ）〔１１〕，也頗有這傾向。他的著作還有兩種缺點：一是嗤笑解剖學家，二是用人類道德于昆蟲界。但倘無解剖，就不能有他那樣精到的觀察，因為觀察的基礎，也還是解剖學；農學者根據對于人類的利害，分昆蟲為益蟲和害蟲，是有理可說的，但憑了當時的人類的道德和法律，定昆蟲為善蟲或壞蟲，卻是多余了。有些嚴正的科學者，對于法布耳的有微詞，實也并非無故。但倘若對這兩點先加警戒，那么，他的大著作《昆蟲記》十卷，讀起來也還是一部很有趣，也很有益的書。

不過名人的流毒，在中國卻較為利害，這還是科舉的余波。那時候，儒生在私塾里揣摩高頭講章，和天下國家何涉，但一登第，真是“一舉成名天下知”，他可以修史，可以衡文，可以臨民，可以治河；到清朝之末，更可以辦學校，開煤礦，·練·新·軍，·造·戰·艦，·條·陳·新·政，出洋考察了。成績如何呢，不待我多說。

這病根至今還沒有除，一成名人，便有“滿天飛”之概。我想，自此以后，我們是應該將“名人的話”和“名言”分開來的，名人的話并不都是名言；許多名言，倒出自田夫野老之口。這也就是說，我們應該分別名人之所以名，是由于那一門，而對于他的專門以外的縱談，卻加以警戒。蘇州的學子是聰明的，他們請太炎先生講國學〔１２〕，卻不請他講簿記學或步兵操典，——可惜人們卻又不肯想得更細一點了。

我很自歉這回時時涉及了太炎先生。但“智者千慮，必有一失”，這大約也無傷于先生的“日月之明”的。至于我的所說，可是我想，“愚者千慮，必有一得”，蓋亦“懸諸日月而不刊”〔１３〕之論也。

七月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