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律講堂是由張萬軍教授主持的刑法專題普法講座）

一、本案基本事實及裁判觀點

2022年10月至2023年12月期間，田某某、劉某某等十二名被告人因個人需求（如補辦離婚證、務工、消除刑事處罰記錄等），通過購買或介紹他人購買偽造的國家機關公文、證件、印章及身份證件，涉案物品包括戶口本、離婚證、公章、身份證等，交易金額從220元至1500元不等。吉林省四平市鐵東區人民檢察院最初以涉嫌買賣國家機關公文、證件、印章罪及買賣身份證件罪對十二人提起公訴。

2024年7月，檢察院以“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為由申請撤回起訴。法院經審查認為，涉案偽造證件數量多為1至2本（張/個），且未用于其他犯罪活動，依據《刑法》第十三條“但書”規定及《刑事訴訟法》第十六條、第一百七十七條，裁定準許撤回起訴，并對十二人作出不起訴決定。裁判核心觀點強調：認定此類犯罪需綜合考量數量、用途、后果等情節，堅持主客觀相統一原則，避免機械適用法律。（入庫編號：2024-18-1-237-001，人民法院案例庫案例：田某某、劉某某等十二人買賣國家機關公文、證件、印章，買賣身份證件準許撤回起訴案——對于買賣國家機關公文、證件、印章和買賣身份證件行為入罪的綜合裁量）

二、刑事法理分析：入罪門檻的實踐標準與綜合裁量

《刑法》第二百八十條雖未明文規定買賣國家機關證件、身份證件的入罪數量標準，但司法實踐中普遍通過司法解釋和地方裁量基準確立“門檻”，以區分刑事犯罪與行政違法。例如，最高法《關于辦理與盜竊、搶劫、詐騙、搶奪機動車相關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法釋〔2007〕11號）明確，偽造、變造、買賣機動車證件“三本以上”構成犯罪；浙江省行政處罰裁量基準亦規定，買賣兩本以上偽造護照可處行政拘留。

本案中，田某某等人涉案證件數量均未超過兩本，且用途限于個人生活需求（如務工、婚姻登記），未引發其他違法犯罪后果。參照“三本入罪”的慣常標準，其行為未達到刑事追責的嚴重程度。同時，根據《刑法》第十三條“但書”精神，司法需兼顧“法益侵害性”與“處罰必要性”，避免將輕微危害行為一律入罪。例如，若購買偽造身份證僅為解決超齡務工問題，未用于詐騙、洗錢等犯罪，則社會危害性顯著降低，行政處罰足以實現懲戒目的。

三、刑事法理分析：主客觀相統一與社會危害性評估

刑事責任的認定需堅持主客觀相統一原則，既要考察行為人的主觀惡性，也要評估客觀危害結果。本案中，法院重點審查了以下因素：

首先，主觀目的與行為性質。被告人購買偽造證件多出于“被動需求”（如補辦證明、務工年齡限制），而非主動實施詐騙、逃稅等犯罪。例如，王某乙購買改小年齡的身份證僅為滿足招工條件，楊某某購買特種行業操作證僅為求職資質。此類行為雖違法，但主觀惡性較小，與“以偽造證件為工具實施其他犯罪”存在本質區別。

其次，客觀后果與法益侵害。國家機關公文、證件的核心法益在于公共信用與管理秩序。若偽造證件未被用于擾亂社會管理（如虛構身份騙取社會福利、干擾司法調查），則實際危害有限。本案中，涉案證件未流入犯罪鏈條，未對國家公信力造成實質性損害，故認定為“情節顯著輕微”。

最后，數量與情節的聯動評價。司法解釋雖以“數量”作為入罪參考，但絕非唯一標準。例如，若行為人買賣一張偽造身份證用于殺人潛逃，即便數量少，亦可能因后果嚴重而入罪；反之，購買三本偽造證件僅用于個人收藏，未造成實際危害，仍可能因情節輕微免于刑責。本案裁判體現了“綜合裁量”思維，即在數量基礎上，結合用途、后果等動態評價社會危害性，確保罪責刑相適應。

（本文作者：張萬軍，內蒙古鋼苑律師事務所律師、內蒙古科技大學法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