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的贛北春天，陽光曾和往年一樣，灑在鄱陽湖平原的丘陵和稻田上。當農民們彎腰插下第一株秧苗時，誰也未曾想到，這片被叫做“贛中糧倉”的土地，馬上要被鮮血浸透。三月的風夾著長江對岸的炮聲，把戰爭的陰影一步步推近高安——這座離南昌六十里的千年老縣城，正站在地獄門口。
三月十七日，新建縣的防線在日軍炮火中塌了。那些用泥土石塊堆起來的工事，到底抵不過坦克的履帶。難民開始往高安涌，挑夫的扁擔上晃著鍋碗瓢盆，婦女懷里的娃娃裹著舊襁褓，隊伍里不時傳來老人的咳嗽聲。縣城西門的老樟樹還枝繁葉茂，樹下的茶攤卻沒人了，半盞涼茶還在石桌上，映著匆匆走過的人影。

三天后，奉新陷落的消息傳來。城東蘇溪河邊的油菜花正開得熱鬧，金黃的花田與遠處冒的黑煙形成刺眼對比。縣中學的老師學生忙著搬書，校長辦公室的玻璃碎了，康德的《純粹理性批判》譯本攤開在桌上，書頁里夾的楓葉標本輕輕掉了下來。守城的部隊在城南五里牌坊布防時，一個年輕士兵摸著牌坊上“節孝流芳”的刻字，對班長說：“等打完仗，我想帶對象來看看這老東西。”
三月二十七日，南昌城被攻破。消息傳來時，高安城的青石板路上已經能聽到零星的槍聲。城西米鋪的陳老板正稱最后一袋糙米，忽然聽見街口有急促的馬蹄聲，抬頭看見幾個傷兵跌跌撞撞跑過，血滴在青石板上，彎彎曲曲成了暗紅的印子。當晚，月光照亮了空無一人的街道，城隍廟的屋檐角掛著一顆沒爆炸的炮彈，在夜風里輕輕晃。

四月的淇園村，晨霧還沒散。村口明代祠堂的飛檐上，幾只麻雀正梳理羽毛。突然，一陣刺耳的槍聲打破了安靜，二十多個日本兵端著刺刀沖進村子，槍托砸門聲、婦女的尖叫聲響成一片。魯克桃老人被推倒在祠堂的天井里，懷里的孫子嚇得直哭，她抬頭看見橫梁上“耕讀傳家”的匾額，突然想起去年秋收后，兒子魯緒懷在匾下貼的春聯。
“都給我滾出來！”翻譯官的喊聲，驚醒了躲在柴房里的村民。三百多人被趕到曬谷場，老人們哆嗦著跪下，孩子們躲在媽媽身后，偷偷看日本士兵皮靴上的泥點。魯緒懷想護住媳婦，卻被一槍托打倒在地，血從他額頭流下來，染紅了胸前的布紐扣。當刺刀刺向第一個青壯年時，七十歲的魯克桃覺得懷里的孫子突然不動了——這個三歲的孩子，竟被活活嚇死了。
村外的稻田里，十六個青壯年被綁在木樁上。一個滿臉青春痘的日本士兵舉起刺刀，卻因為緊張沒拿穩。軍官罵罵咧咧走上前，像示范一樣把刺刀捅進一個中年農民的肚子，血濺在士兵的軍裝上。白鷺受驚飛走時，機槍響了，尸體像割下來的稻捆一樣倒下，新插的秧苗被血浸透，在微風里輕輕晃。

大火燒了三天三夜。魯家祠堂的梁柱噼里啪啦響，六百年的族譜在火里卷成黑灰，飄向灰蒙蒙的天。幸存的魯家人躲在后山竹林里，看著濃煙吞沒整個村子，一個婦女咬著袖子，直到嘴角出血——她的四個孩子，都還在燃燒的屋子里。
大城鎮的高溪江村，三十六位村民被麻繩串著押到村后的丘陵。篾匠江老六邊走邊想，昨天答應給孫女編的竹蜻蜓還沒做好，竹條還在窗臺上。日本士兵們笑著打賭，看誰能在二十步外刺中目標。第一個士兵沒站穩，刺刀擦過江老六的肩膀，劃出血痕。“喲，沒中！”同伴們哄笑中，第二個士兵上前，這次，刺刀直直扎進了江老六的胸口。
胡家村的三分田里，三十五具尸體橫七豎八躺著。幸存者胡水生被叫做“單ka頭”，因為日本兵的子彈擦過他后腦勺，削掉了半邊頭皮。他躺在死人堆里裝死時，能聽見日本士兵用皮鞋踢尸體的聲音，聞到自己頭上血的腥味。晚上，他拖著傷爬回村子，路上遇見一只瘸腿黑狗，正啃著一只斷手——那手上，戴著他熟悉的銀鐲子。
五月的一個早晨，村前街集市像平常一樣熱鬧。賣菜的老農掀開竹筐上的濕布，露出新鮮青菜；賣油餅的支起鐵鍋，油香混著蔥花香飄得到處都是。突然，東南邊天上傳來飛機的轟鳴，人們抬頭看，只見三個黑點越來越大。有人喊了聲“飛機！”，集市一下子亂成一團。

炸彈落下時，油紙傘蓋的長街被炸得粉碎。槐樹枝上掛著碎布和血肉，滾到地上的南瓜沾著腦漿，在石板路上滾出歪歪扭扭的印子。蘇溪河的水變成紅色，漂著尸體和雜物，一個婦女的繡花鞋掛在河邊蘆葦上，鞋面上的并蒂蓮還很清楚。祥符鎮鄭港庵里，一百多個難民正跪在菩薩像前祈禱，突然聽見庵門被踹開，接著聞到刺鼻的汽油味。胡義帶著媳婦和兩個孩子從側門逃出來，卻在菜地里被日本兵追上，刺刀捅進他肚子的那一刻，他看見遠處的紫云英開得正旺，像一片紫色的云。
西門外的敖家村，十八間廟宇居然沒被燒掉——不是因為神佛保佑，而是日本軍官想把這里變成“中國人的墳場”。姚坤夫婦守著要殺的肥豬，想攔住日本兵搶豬，卻被刺刀刺死在豬圈旁。他們的女兒躲在柴堆里，看著父母的血滲進泥土，染紅了豬槽里的剩食。廟墻上的彈孔到現在還清楚，就像歷史留下的傷口，永遠好不了。

杉林村的胡拜年被綁在竹筏上，拖到水塘里。他掙扎著喊，濺起的水花驚跑了正在產卵的鯉魚。水塘邊蘆葦叢里，他媳婦眼睜睜看著丈夫慢慢沒了動靜，卻不敢哭出聲。長屋陳村的廢墟上，一群烏鴉盤旋著不肯走，它們的叫聲和遠處的狼嚎混在一起，像一幅人間地獄的畫。
當中國軍隊退到上高修防線時，活著的百姓開始埋親人。高溪江村的人用草席裹起二十八具尸體，埋在村后的小山上。一個老人手抖著往墳頭倒酒，酒瓶從手里滑落，碎玻璃片劃破他的手掌，血滴在新堆的墳上，和泥土混在一起。胡家村的三分田里，人們挖了個大坑，把三十五具尸體埋在一起，一個婦女剪下自己一縷頭發，放進墳里——那是她丈夫唯一留下的東西。

八十年代查文物時，工作人員在村前街老房子的墻縫里發現半枚銅錢。銅錢上“光緒通寶”的字已經模糊了，卻還能看見穿錢的繩子痕跡。有人說，這是當年集市上準備找零的錢串子，攤主沒來得及收起來，就遇上了空襲。西門廟宇的菩薩金身文革時被毀了，只有殿前的古柏樹還站著，年輪里卡著的彈片，就像大樹永遠好不了的傷疤。
現在的淇園村，重建的祠堂里傳來朗朗書聲。來研學的孩子們圍在展示柜前，看著燒黑的犁頭和生銹的銅鎖，聽老人講那段血色往事。村口的百歲老人坐在石凳上，指著遠處的高速公路說：“當年日本兵機槍掃射的地方，現在修了高速路，車子開得可快了。”風吹過稻田，新插的秧苗掀起綠色的波浪，好像八十多年前滲進泥土的血淚，終于長出了新的希望。
蘇溪河邊的油菜花每年都開，金黃的花田與遠處的紀念館互相映襯。紀念館的墻上，掛著幸存者的照片和他們的講述，其中一張照片里，“單ka頭”胡水生摸著頭上的傷疤，眼神里既有痛苦，也有堅強。每年清明節，都有學生來掃墓，他們獻的菊花在春風里輕輕搖，像是在告慰死去的人。
在南昌的抗戰紀念館里，有一面墻專門展高安慘案的資料。一張發黃的照片里，一個媽媽抱著死去的孩子，跪在廢墟上哭，她身后，房子燒得正旺。照片下面的字寫著：“1939年4月，高安淇園村，一位母親和她三歲的孩子。”這張照片，讓每個停下來看的人都忍不住掉眼淚。
歷史的車輪不停地轉，當年的戰火早滅了，但刻在泥土里的傷痕，留在幸存者記憶里的噩夢，永遠不會被忘記。每當春天來，贛北的土地上總會開出鮮艷的花，它們是苦難的見證，也是重生的象征。就像一個詩人說的：“血滲進泥土，總會長出和平的果子。”在高安，在贛鄱大地，在全中國，這個春天的故事，永遠提醒我們：和平不容易，一定要好好珍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