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仁宇的明史觀錯誤

——質疑《萬歷十五年》

文/陳梧桐（中央民族大學歷史系）

黃仁宇的《萬歷十五年》，由于作者錯誤的明史觀，加之違反史學研究的規范，對史料采用各取所需甚至歪曲、篡改的手段，對具體歷史事實的敘述并非全部真實、可靠，得出的結論也失之于偏頗、片面。

黃仁宇的《萬歷十五年》中文版1982年在中華書局出版后，贊譽之聲不絕于耳，我買來一讀，卻覺得雖然視角比較獨特，寫法比較新穎，但史料的處理極不嚴謹，得出的結論也難令人茍同。此后，媒體對它仍好評如潮，三聯書店還把它列入“黃仁宇作品系列”于1997年再版，成為風靡一時的暢銷書。這使我不由得懷疑自己的判斷力，最近又從書架上取下這部著作，重新研讀。反復揣摩的結果，不僅更加堅信自己的看法，還發現此書雖然在總設計上屬于“大歷史”的范疇，但主要的研究方法卻是“以論帶史”的老套路，并沒有什么高明之處。

黃仁宇的“大歷史”觀，頗受某些人的熱捧。何謂“大歷史”？黃仁宇自己從未給出明確的答案，學術界的表述也是歧異迭出，令人莫衷一是。不過，綜合黃仁宇在不同場合的有關論述，人們還是可以大體把握其要領的，這就是：提倡長時間、遠距離、寬視界地檢討歷史；強調抓“大環節”，通過透視社會組織結構和群眾運動，來把握歷史發展的大趨勢和變化規律；在具體的研究方法上，強調綜合歸納和技術分析即社會學、經濟學、管理學的學理分析。

黃仁宇所提倡的這些觀察研究歷史的方法，都不是他自己的發明，如長時間、遠距離、寬視界地檢討歷史，似乎就脫胎于司馬遷的“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而又不及司馬遷深邃；強調對社會組織結構及群眾運動的考察，則源自于以布羅代爾為代表的年鑒學派。不過，將這些研究方法綜合加以運用，并冠以“大歷史”之名，確是出自黃仁宇的創意。吸收不同學派、不同學科的研究手段與方法，為己所用，這是有利于史學發展的好事。

但是，這里有兩個問題必須注意：一是任何研究手段和方法的運用，都必須以科學的歷史觀為指導，才能取得好的效果。歷史觀不科學，再先進的手段，再高明的研究方法，也不可能得出正確的結論；二是任何研究手段和方法的引進和運用，都不能違背史學研究最基本的原則和程序，這就是必須先從史料的搜集和整理做起，弄清事實真相，然后以之為依據進行分析研究，從中引出固有的結論，做到論從史出。只有這樣，得出的結論才能符合客觀實際，才有生命力。否則，違背了史學研究最基本的原則和程序，以論帶史，再先進的手段，再高明的方法也是白搭。

《萬歷十五年》的寫作，恰恰在這兩個方面存在嚴重的問題。

先說歷史觀的問題。黃仁宇1936年入讀南開大學，抗戰時入伍，1950年負笈海外，在美國攻讀歷史專業，接受西方史學理論的教育和研究方法的訓練。他的歷史觀特別是對明清歷史的看法，自然深受西方學者的影響。黃仁宇在談到其“大歷史”觀的形成時，曾提到許多西方學者對他的啟示和影響，其中包括英國經濟學家亞當·斯密和德國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在18世紀70年代，亞當·斯密在世界上最早提出中國社會長期“停滯論”的觀點，他在《國富論》中曾說：“中國，一向是世界上最富的國家。其土地最沃，其耕作最優，其人民最繁多，且最勤勉。

然而，許久以前，它就停滯于靜止狀態了。”斯密還運用近代經濟學的觀點分析中國社會之所以長期停滯的原因：一，停滯于農業和農業的停滯；二，對手工業、對外貿易和商業的輕視；三，中國的財富已經完全達到該國法律制度所允許的發展極限。斯密的這些觀點，成為此后19世紀西方稱霸世界格局形成時，西方中心論者的中國“停滯論”的理論的源頭。馬克斯·韋伯在20世紀初，又提出“精神文化決定論”，將中國“停滯論”加以理論化。韋伯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儒教與道教》等著作中，認為歐洲新教倫理是產生資本主義的土壤，西歐文化的獨特性決定了合理的、以自由勞動為基礎的資本主義為西方近代所獨有；中國儒教的道德觀中缺乏“與世界發生緊張狀態”的思想，因而不能產生近代的資本主義。

韋伯還為資本主義設計出一套理想的范式，再以之觀照中國傳統的官僚體制，認為中國傳統社會受儒教統治，只有父系的官僚組織，缺乏有法律保障的社會結構，所以未能產生資本主義。此后這種中國“停滯論”長期盛行于西方史學界，盡管花樣不斷翻新，本質卻始終未變。

黃仁宇就是在這種思潮的影響和指導之下開始從事明史研究的。他1974年出版的成名之作《十六世紀明代中國之財政與稅收》（以下簡稱《財政與稅收》），就是根據馬克斯·韋伯的理論，提出所謂明代“倒退論”的觀點的。書中說：“明代中國從來沒有把自己的周鄰視為競爭對手，所以就要付出落后的代價。

在明代統治者看來，他們沒有必要修改他們的政策。相反，他們有理由繼續推行傳統的方針，不折不扣地以儒家學說為指導，認為農業是國家的根本。”“唐、宋、元各代的財政結構從來沒有像明代這樣僵化，它們的高層政府部門也不像明代那樣承擔很少實施責任。明代的財政管理具有收斂性，它將其運作能力降到最低限度，忽視了通過工商業發展來增加收入的策略，拒絕考慮民間、私人方面的幫助。財政管理總的來說是倒退，而不是進步。”“明代后期缺乏各種有助于資本主義發展的因素和條件。”“15世紀下半期是明朝歷史上一個死氣沉沉的時代。”這種“僵化”、“倒退”，不僅為清王朝所承襲，而且還影響到今天，“中國新近的一些經濟問題”“可以追溯到16世紀”。這部著作所得出的論斷，奠定了黃仁宇明史觀的基礎，成為他寫作《萬歷十五年》的指導思想。

再說違背史學研究的基本原則和程序問題。作者在《萬歷十五年》中文版的《自序》中寫道：“筆者以為，中國二千年來，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極，這就是一切問題的癥結。寫作本書的目的，也重在說明這一看法。這一看法，在拙著《財政史》（即《十六世紀明代中國之財政與稅收》）已肇其端。本書力圖使歷史專題的研究大眾化，因而采取了傳記體的鋪敘方式。書中所敘，不妨稱為一個大失敗的總記錄。

因為敘及的主要人物，有萬歷皇帝朱翊鈞、大學士張居正、申時行，南京都察院都御史海瑞，薊州總兵官戚繼光，以知府身份掛冠而去的名士李贄，他們或身敗、或名裂，沒有一個人功德圓滿。即便是側面提及的人物，如馮保、高拱、張鯨、鄭貴妃、福王常洵、俞大猷、盧鏜，也統統沒有好結果。這種情形，斷非個人的原因所得以解釋，而是當日的制度已至山窮水盡，上自天子，下至庶民，無不成為犧牲品而遭殃受禍。”事實上，在《萬歷十五年》寫作之前，作者已先有結論即《財政與稅收》書中根據馬克斯·韋伯的理論所得的有關明史的若干論斷。此書就是用這些論斷來剪裁歷史，挑選符合自己觀點的材料加以印證而寫成的。

也就是說，《財政與稅收》的論斷，既是《萬歷十五年》的出發點，也是它的歸宿地。這是一種典型的以論帶史的做法。無怪乎《萬歷十五年》的若干結論，如“明朝采取嚴格的中央集權，施政方針不著眼于提倡扶助先進的經濟，以增益全國財富，而是保護落后的經濟，以均衡的姿態維持王朝的安全。”“這種維持落后的農業經濟，不愿發展商業及金融的做法，正是中國在世界范圍內由先進的漢唐演變為落后的明清的主要原因。”“資本主義是一種組織，一種系統。……中國的傳統政治既無此組織能力，也決不愿私人財富擴充至不易控制的地步，為王朝的安全之累。”竟與《財政與稅收》的論斷如此驚人地吻合。

這種以論帶史的做法，不可避免地要帶來兩個弊端。一是以偏概全。明代中國有落后的一面，但并不是什么都落后，更不是倒退。明朝的農業、手工業、商業和科學技術的發展都超過了前代的水平，也不落后于西方，以綜合國力而言仍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如果看不到這一面，我們就無法解釋明朝的統治何以能維持277年之久，成為中國歷史上統治年代僅次于唐朝的第二個國祚綿長的封建王朝；也無法解釋晚明時期的中國何以能在東方貿易中扮演重要的角色，而且屢次擊敗西方殖民者的入侵。

萬歷是晚明時期的一個重要時代，此時政治上固然保守、僵化、腐朽，經濟上卻是十分活躍的，隨著白銀貨幣化的完成，商品貨幣經濟的發展，工商業市鎮的崛起，私人海外貿易的興盛，新的經濟因素正在滋長，社會結構正由單一的農業經濟向著農、工、商并舉的多元經濟轉型。如果看不到萬歷經濟活躍的一面，我們就無法理解當時社會風尚的劇變，思想文化界“工商皆本”及異端思想的出現。就以《萬歷十五年》所寫的六個主要歷史人物而言，他們一生的活動是既有成功也有失敗。如明神宗平定哱拜之亂、御倭援朝、平定楊應龍之叛的“萬歷三大征”，就都獲得了成功；張居正推行一條鞭法，成為白銀貨幣化完成的標志；戚繼光掃平東南倭寇，構筑北方防線，更在明代歷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所有這些，顯然不能因為傳主的“身敗”或“名裂”而一概歸入“大失敗的總記錄”之中。

二是對史料各取所需，搞“六經注我”。為了論證自己的觀點，黃仁宇在書中對史料采取了極不嚴肅的處理辦法，不僅與自己觀點相左的史料一概摒棄不用，而且對所征引的史料多有誤讀、歪曲或篡改之處。如該書第五章談到海瑞的節儉時寫道：“據說有一次總督胡宗憲竟然以傳播特別消息的口吻告訴別人，說海瑞替母親做壽，大開宴席，竟然買了兩斤豬肉。”

文末注明出處為“《明史》卷226（臺北國防研究院1963年版）頁2602；《海瑞集》（北京1962年版）頁586；《國朝獻征錄》卷64（臺北學生書局1965年版）頁38”，似乎證據確鑿，毋庸置疑。但海瑞是回族人，回民禁豬，他怎么竟敢違背伊斯蘭的教規和回民的生活習俗，公然買了兩斤豬肉給母親祝壽呢？一查史料原文，《明史》、《海瑞集》、《國朝獻征錄》寫的都是買“肉二斤”。肉是個大概念，包含豬肉、牛肉和羊肉等，但就海瑞而言，就只能指牛肉或羊肉，而絕不是豬肉。

有學者曾對該書專寫李贄的第七章征引的李贄著作做過仔細的核對，發現作者除置大量不利于他立論的史料于不顧之外，還常對李贄著作做了掐頭去尾的技術處理，將李贄描繪成一個否定海瑞、蔡文姬、提倡寡婦守節、缺乏新的社會理想、消極悲觀懼禍、一心要逃離塵世苦海的思想家，根本不是李贄的本來面目。（潘叔明、許蘇民：《〈萬歷十五年〉對李贄著作的誤讀》，《東南學術》2000年第5期。）此外，人們還發現，書中記述的史事，常有與文末注釋中標明出處的史籍記載不相符合的現象。

如該書第一章有一段文字寫道：“每年陰歷的十一月，皇帝要接受下一年的日歷，并正式頒行于全國。……翰林院官員們的集體著作，例如《實錄》之類，也在香煙、樂隊的簇擁之下，恭呈于皇帝之前。”文末注明出自于“《神宗實錄》（臺北1966年版）頁1432～1434、3339”。但查《神宗實錄》，只有頁1432～1434記載了萬歷五年八月丙寅“欽天監擇本月甲戌進《世宗肅皇帝實錄》，禮部上儀注”及儀注的具體內容，頁3339卻沒有任何涉及皇帝接受日歷或《實錄》的記載。黃仁宇很得意于自己擅長對歷史做宏觀的綜合歸納，抓“大環節”，說：“我的長處是在短時間瀏覽大塊文章，勾畫其重點，但是生性魯莽，不計細節。”（黃仁宇：《關系千萬重》，三聯書店2001年版，第30頁）但如果連微觀的細節都搞不清楚，謬誤百出，他的宏觀綜合歸納又怎能做到正確無誤呢？真是天曉得！

總之，黃仁宇的《萬歷十五年》，由于作者錯誤的明史觀，加之違反史學研究的規范，對史料采用各取所需甚至歪曲、篡改的手段，對具體歷史事實的敘述并非全部真實、可靠，得出的結論也失之于偏頗、片面，作為學術著作尚不夠格，作為大眾讀物傳播的是錯誤的明史知識，實在不值得肯定和熱捧。

（本文原載《歷史學家茶座》第四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