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念群

中國人好為人師，大約可以從孔子在世時算起。孔子一開始喜歡當君王的老師，不辭辛苦到處推銷自己，可惜沒有幾個王看得上他，還時常遭人揶揄，最終得了個“喪家之犬”的名號，無奈只能私底下找些學生開班授課。孔子這樣不受人待見，后來開始有人出來為他打抱不平，慢慢把他捧成了儒家的圣人。

“儒”最早就是專門為“王”服務的神職人員，負責為王們在辦事出行前觀測天象，溝通天地，預卜吉兇，俗話中所說跳大神的“巫”就是指這批人。跳大神要有規矩，蹦久了形成儀式，就是儒家常掛在嘴邊的“禮”。

春秋戰國時期，“王”的位子被切割成幾塊，數家爭搶不斷，每個王都說自己有資格直接和上帝溝通，再不需要“巫”做中介拉關系，“儒”一失業，“禮”的規矩就壞了。孔子有責任心，想把這套規矩在民間傳下來，迫不得已私收弟子，當起了平民教師，才說出了“禮失而求諸野”這句心酸話。話里雖透著凄涼，心里卻還想著有朝一日朝廷能金榜招賢，有機會重出江湖，當上帝王師。

轉機發生在漢初，漢武帝喊出了一句“獨尊儒術”的口號，透露出想召回儒生上朝問政的意思。今人琢磨著這回儒家鐵定又能當上皇帝的老師了，大漢帝國的蕓蕓眾生也順水推舟全成了儒家的徒弟。其實這是個誤解，漢武帝口頭上獨寵儒家，目的是安撫民心，緩解他們對秦朝苛酷統治的恐懼，并沒有舉國上下真拿儒生當老師的打算。

到了唐代情況也沒有多少改變，唐朝開國皇帝有胡人血統，尚武輕文，佞佛緣崇道家，優容各族多樣文明，對儒家那套繁瑣規矩更是不屑。黃巢起事據說在廣州殺了十二萬“胡人”，包括穆斯林、猶太人、祆教徒和基督徒，唯獨難見儒生的影子，與后來農民軍嗜殺讀書人的做法大不相同，可見胡漢雜居中儒家未必能得到什么特殊的禮遇。鄧子琴先生品藻唐末五代士人習氣是“無父”“無君”“無夫婦”，一片欺師滅祖的氣象，看樣子即使是受過教育的人群也根本沒把儒家教條放在眼里。

宋代軍力薄弱，與北方蠻族對抗少有勝績，難免產生自卑感。儒生痛心道德淪喪，野蠻與文明界線模糊難辨，想用“文治”的風光掩飾蠻族欺侮的尷尬，提振文化自信心，這正對宋初皇上的心思，民間儒者鼻子很靈，嗅到風向已變，紛紛搶著以“布衣”身份上殿，和皇上面對面談心。

最有名的例子是名相王安石與宋神宗來往密切，疑似成了好“基友”。宋儒當了皇帝的老師，按當時的說法就是要“格君心”，把皇帝訓化成一個有道德感的人。只要皇帝肯當一回道德模范，民眾才會趨行效仿，下一步才有可能“格民心”。

宋儒的想法是，要想讓儒學變成讓人聽得進去干得起來的硬道理，就必須使每個人都覺得生活中缺不了這東西，就像魚兒離不開水，用當代話說“拼的就是人品”。“知識”一旦使人向“善”，在處理人際關系時得心應手，才會變得有用。

所以中國人就是在反反復復“拼人品”的教育下長大的。鄧子琴說北宋是“士氣中心時代”，給出核心氣質的評語是：“寬厚”“沉靜”“淡泊”“好學”，恰與唐代囂嚷蠻橫的特性相反。晚清康有為搞變法，還在用同一路數，他的設計是先把光緒皇帝包裝成一個“道德完人”，“格”了他的心，這皇帝版道德偶像登臺亮相，必定光芒耀眼，吸引瘋狂崇拜的人群，維新變法自然水到渠成。

沒想到，清朝末年，中國人把這套圈內拼人品、德性比高低的伎倆用在洋人身上卻完全失靈。你講禮義廉恥溫良恭儉讓，人家不由分說直接用洋槍大炮把你一頓暴揍，再把渾身帶血奄奄一息的你拖到談判桌前問話。

洋人的意思很明白，人品不重要，道德是虛幻，武斗規則講的是拳拳到肉，誰能使蠻力把對方扳倒，才有資格發話講理。這種“秀才遇上兵”的強霸姿態古時就有，區別是當年“秀才”一開始示弱，再后發制人，靠道德滲透的揉骨術迂回取勝，蠻族肌肉男塊頭再大，因姿態不雅也會自感地位卑下，拼的還是人品高低。

以往宋朝對抗遼金，就如小民趕路遇到打劫的強人，強人雖耀武揚威，聲勢逼人，最終還不是覺得自己是野蠻人，面露羞慚模樣，在儒家文明點化下乖乖就范。可惜西人不僅有舞刀弄杖的強橫霸氣，更有整套“奇技淫巧”的硬通貨在后面撐腰，靠打粘柔的道德太極吞噬對方沒一點勝算，反而被吸納進去失了立地的根腳。

這次不是拼人品，拼的是知識到底能有多少實用的技術含量，儒家的教訓始則失位，中經妥協，最后是全面潰敗，降服到底。

從“拼人品”轉到“拼知識”是從科舉崩潰開始的。科舉第一場士子仍需靠背四書五經拿分，強化道德記憶永遠是第一鐵律不可動搖，不過后幾場有論、表、詔誥和判語、策問等項，專考你若當官如何隨機運用腦子里儲備的實用知識，道德涵化與踐行的目的一致，學校教化也圍繞此目標配置。

科舉一廢，學堂教育多追從西學知識而設，尤重政法理工，其中道德內容大多壓縮到可以忽略不計，批量生產出的都是“理工男”和“政法官”，怪不得吳宓當年罵清華只生產滿腦子投機的世俗小吏，缺乏大智大勇的學界政界精英。學堂老師的作用類似于復讀機，傳輸的是硬性刻板的規條，沒有人生經驗的示范。“知識”與“道德”從此脫節，或正是中國文化真正變質的開始。

網羅知識的目的僅僅為了尋“客觀”，求“真實”，古“道德”雖柔軟圓滑，無奈一觸碰這硬邦邦的道理支持不了多久就碎了一地。古人談玄論道本來就是模糊的生命體驗，卻非要在“真”與“假”的兩極辨個你死我活，二中取一。學問中最具靈性的部分一旦放在“客觀”模子里鍛造敲打，就如那張強盜的大床，把活人放在里面拉來抻去，等到肉身真和床具兩頭齊等，早已變成毫無生命體征的僵尸一具。

最著名的例子就是胡適和鈴木大拙吵架的那段公案了，在鈴木大拙眼里，禪宗明明是不立文字的生命感悟，充滿生意盎然的體驗，在胡適眼里卻如一堆冷冰冰的數據，是可以擺弄計算的客觀學問。把禪宗塞入知識的牢籠無異于是對感覺能力的謀殺，胡適恰好做了兇手。近代以來，這類兇手在學堂學校中隨處橫行，他們一路“好為人師”下來，搞得校園內慘案連連，就如那守在大床邊的猙獰大盜，正等著把學生一個個填進去無情宰殺。

日本作家三島由紀夫在《不道德教育講座》中曾經有一講的題目是：“應當打從心底瞧不起老師嗎？”這說法在咱們貌似尊師重教的環境里看上去足夠駭人聽聞，他卻硬是講出幾分道理。

三島認為：“人生的道路該如何走下去，這問題應該由自己去面對。這個問題必須透過閱讀、自我思考，才能想出答案。而這方面，老師幾乎沒傳授過我什么。”如果把三島置于中國古代的學校之中，他肯定不會提出類似的疑問，因為古學要求老師的職責即是“傳道”與“授業”。“傳道”貌似枯燥的道德說教，實則包含不少教師親歷的人生經驗和生活技巧；“授業”才指實用的處世知識。

近代以來，“道”的部分被貶斥到邊緣，學生大腦汲取知識就如往人造乳房中灌注填充物，人美是美，卻沒什么生命的跡象，故才有三島之嘆。他的結論是：“有了這番體認以后，往后面對老師時，你大可在心里瞧不起他，只要盡量汲取他所傳授的知識就夠了。你要知道，不論小孩或大人都一樣得耗費完全相同的氣力來各自解決人生的難題。”這分明是在罵現代教師無資格自稱人生導師，充其量只能充當知識傳輸帶里的一個齒輪。

由此聯想，古代的“好為人師”與現代“好為人師”的區別大概在于，古人“傳道”與“授業”是一體，無法割裂。現代老師只傳送知識，不關心“知識”背后的“道”是什么，這道理與自己的人生經驗到底有何干系，或僅僅滿足于這個“業”是專門化系統中的一個零件，只需要在松動時把它擰緊，學生腦子里到底在想什么，他的心靈需求為何完全不重要。

可怕的是，現今國人往往根據西方標準偽造出一套貌似放之四海而皆準的人生經驗，然后執拗地把它灌輸給自己的后代，試圖壟斷他們的個人選擇和獲取知識的途徑。類似的現象如傳染病般四處散播，幾成精神瘟疫。在生活中，中國父母最容易集體著魔，相互傳染，不但熱心“逼婚”還瘋狂“逼學”。

最奇葩的例子是，中國有百萬琴童整天在父母呵罵下苦逼地操練自己未必喜歡的這西洋玩意，家長腦子里似乎隱藏著一個集體魔念，他們會眾口一詞地說，“鋼琴”就是培養貴族氣質的工具。沒有人問：培養貴族的這玩意為什么不是小提琴、中國古琴或者昆曲、京劇？彈琴不是內心自發滋養出的一種欲望和熱情，而是為將來在某個聚會中偶爾自鳴得意小露一手的面子道具，到那時，仿佛不彈奏一曲就沒辦法在大趴聚會中顯得體面有身份。

“好為人師”的心態如果在國家層面上持續發酵，就會發展成一種盲目的民族主義情緒。比如中日相互仇視已近百年，我們始終深陷在“好為日本人之師”的錯覺里面。中國自古視日本為朝貢圈內臣服之國，遣唐使的故事一直被反復渲染摹寫，好像日本文化不過是中國文化的仿制品，故國人面對日本總有一種當過“奶媽”的優勢心態在作祟，覺得把你養這么大，不但不知孝順報恩，反而恩將仇報打起你老媽來，這不是虐待老人嗎？

可日本人從未真把中國當文化母根看待，日人汲取文化純取功利態度。由于自己在近代積極與西方靠攏，終于成功切斷了和中國的文化聯系，擺脫中國控制就像甩掉個拖累的包袱，是他們最引以為傲的事情，負擔一卸，日本才真正脫胎換骨，從此具備了和中國爭當東亞老大的資格。

自明治維新以來，日本從歷史上多方尋找證據，苦苦尋求與西方社會的同構之處。比如其幕府藩封制度即與西方的封建制極其相似，而與中國的皇帝集權制大相徑庭。于是日人越發自認與西方同源，“脫亞入歐”猶如觸手可及的夢想。與之相應，中國積貧積弱，早被日人貶為落伍。

日本學界有個“華夷變態”的說法，意思是說原來的“華”（中國）因為不給力逐漸墮落成了野蠻的支那人，本來屬于“夷”的日本轉眼變成了文明國，強弱角色發生如此驚人的對換，給日本帶來了強大的自信心，面對中國這個大塊頭，過去的“島夷”終于可以揚眉吐氣了，這也是日本侵華所憑恃的最重要理由之一。

由此淵源可知，日本人是不可能承認戰爭罪行的，認罪等于又一次服輸，是一種甘當蠻夷的羞恥，日本好不容易才擺脫中國文化附加在身上的歷史陰影，絕不能容忍這個心理優勢再次發生逆轉。可見，中日之間的較量必須放在國人“好為人師”以及日本如何擺脫中國文化奶媽心態這條脈絡中才能看得清楚。

當然，中日沖突的背后操盤手仍是西方世界，他們時刻觀察著中國和日本的進步是否符合近代化的標準，利用中國和日本歷史上所發生的心理暗戰，和日本爭當東亞老大的心理，操控著雙方相互打壓對抗，個中款曲之處不得不察。

由此可知，國人“好為人師”在生活的細微之處多已形成習慣，在國際關系網絡中也有表現，這類現象的發生與中國文化頻繁向西方標準看齊的當代際遇密切相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