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詞人秦觀《韓愈論》中有一段評價杜甫的文字：“杜子美之于詩，實積眾家之長，適當其時而已……于是杜子美者，窮高妙之格，極豪逸之氣，包沖澹之趣，兼峻潔之姿，備藻麗之態，而諸家之作所不及焉。然不集諸家之長，杜氏亦不能獨至于斯也，豈非適當其時故耶？”

秦觀認為杜甫的詩歌博采眾長，集前人之大成，遇上詩歌發展之高峰，“適當其時”，所有才有此成就。而筆者以為，杜詩之所以偉大，并非因為“適當其時”，而是因為“適其時”，符合杜甫所處的時代與人民。

“適其時”三字，說易行難。古往今來，有多少文人墨客能真正地走到百姓中去，書寫人間疾苦，為下層民眾發聲？許多人只往高處看，卻不往低處瞧，又如何能夠看得清這世界的全貌？其作品又如何能夠真切地反映當時的社會與人民？

1962年馮至在紀念杜甫大會會場

杜甫是一位真真正正描摹社會與人民的詩人，用馮至先生《杜甫傳》中的話所說：“杜甫的詩反映了一個復雜多變的時代的歷史，描畫了祖國一部分險要而壯麗的山川。他一生各處流浪，長期生活在人民中間，所以他大量地采用了、提煉了人民的語言，使他的詩能有那么多新奇的變化，有充足的力量來表達他所經歷的一切。”

年少壯游

杜甫出生于河南鞏縣，出身于官宦之家，祖父杜審言是初唐著名詩人，曾任國子監主簿，父親杜閑，曾任奉天（陜西乾縣）縣令。

可以說，杜甫的青少年時期是幸運的，當時他所處的時代，恰恰是唐朝文治武功的頂點——開元盛世。他的家世雖稱不上煊赫，但足以保其衣食無憂。

在他二十歲（731）到二十九歲（740）的十年內，他做過兩次壯游，一次在吳越，一次在齊趙。這一時期，他所流傳下來的詩作不多，以山水詩為主。

唐朝前中期的山水詩極為繁盛，以王維為代表的一眾詩人承襲六朝遺風，專門在辭藻和聲律上下功夫，美則美矣，卻少生氣。

杜甫自然也受到影響，但是他在二十八九歲時寫出的那首《望岳》已顯示出一個杰出詩人特出的才華：“岱宗夫如何，齊魯青未了。造化鐘神秀，陰陽割昏曉。蕩胸生層云，決眥入歸鳥。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

“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原來老杜也有這般恣意輕狂之時。倘若他的人生如此順遂下去，也許人間會再多出一個李白、一個王維，卻絕對會少了那一個獨一無二的杜甫。

李杜相逢

744年（天寶三載），“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的李白得罪了高力士和楊貴妃，被唐玄宗賜金放還。同年夏，李白來到東都洛陽，在這里他第一次遇見杜甫。

而杜甫正長期居住在洛陽，官僚豪紳的勾心斗角令他感到憎惡與厭煩，他寫了一首詩贈給李白，其中有兩句表達了他此時的心境：“二年客東都，所歷厭機巧。”

受到李白的影響，杜甫對游俠兒和求仙訪道產生了興趣，他和李白約定，一起到梁州（開封）、宋州一帶去采折瑤草。他隨即和李白渡過浪濤洶涌的黃河，來到王屋山尋訪道士華蓋君。

秋季，李杜二人在梁、宋一帶遇到了唐朝另一位重要詩人高適，并與之同游。“他們有時在城里的酒樓暢談痛飲；有時登上吹臺，南望芒碭山上的浮云；有時在黃昏時走上單父的琴臺，北望沒有邊際的寒蕪，好像能一直望到渤海的海濱。”（馮至《杜甫傳》）

第二年的秋天，李白和杜甫在兗州城東的石門分手，臨別時李白送給杜甫一首詩：“醉別復幾日，登臨遍池臺。何時石門路，重有金樽開？秋波落泗水，海色明徂徠。飛蓬各自遠，且盡手中杯！”可惜從此之后，兩人并未有再見之日，金樽也無重開之時。

后來，杜甫在夔州時以兩首《昔游》紀下與李白游王屋山，與李白、高適游梁、宋等事。其時，李白、高適均已去世，他在滿目瘡痍的亂世，憶起昔日與兩位友人呼鷹逐兔、推杯換盞的往事，獨愴然而涕下：“不及少年日，無復故人杯。賦詩獨流涕，亂世想賢才。”

韓愈《調張籍》詩云：“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不知群兒愚，那用故謗傷。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

歷史上關于李杜優劣之論不知凡幾，私以為李杜都是舉世無雙的行吟的歌者，一個歌頌自我，一個譜寫社會，兩人并無高下之分，也無凡俗之別。

寓居長安

杜甫在三十五歲（746）那年來到長安，這個大唐王朝的中心。他來這里的目的與絕大多數的士人一樣，是為了謀求一官半職。

他的一生都抱持著儒家經世濟民的理想，卻始終未能在朝堂上發揮半點才能。他在長安居住了十年，最后方才求得些許功名，而他所真正得到的，是他對現實社會的清醒認知，是他詩歌藝術的升華。

天寶年間，唐玄宗李隆基漸趨怠政，沉溺于奢靡享樂之中，以張九齡為代表的一眾賢相基本離世，取而代之的是“口蜜腹劍”的奸相李林甫，朝政日漸腐壞。

747年，唐玄宗詔天下“通一藝者”到長安應試，杜甫亦赴考。李林甫擔心這些應征的士子入朝為官后上書揭發其奸惡之事，以“野無遺賢”為由，將這些士子盡皆黜落，其中也包括杜甫。

隨后杜甫在長安日漸困頓，為了維持生計，不得不去豪門府上充作門客，在這些達官顯貴的鞍前馬后，受些殘羹冷炙：“朝扣富兒門，暮隨肥馬塵。殘杯與冷炙，到處潛悲辛！”（杜甫《奉贈韋左丞二十二韻》）

751年正月，唐玄宗舉行三大禮，杜甫乘機寫成《進三大禮賦表》，并將其投入延恩匭，得到唐玄宗賞識，讓其待制集賢院，命宰相試其文章。然而多半是因為李林甫從中作祟，最后不了了之，沒了下文。

755年十月，興許是杜甫上給權貴的詩和賦起了作用，他終于被朝廷授予河西尉這樣的小官，但他不愿任此“凄涼為折腰”之職，拒絕赴任，朝廷便改授其為右衛率府胄曹參軍，正八品下。

十一月，他接受任命后，回到奉先（今陜西蒲城）探望妻子。不料剛進家門，便聽見一片號啕之聲，他那還未滿周歲的幼兒剛剛餓死。鄰里都為此嗚咽，他身為人父，更覺悲哀與慚愧。

他將一路上的見聞與自身的遭遇，寫成了那首著名的五言古詩《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其中“窮年憂黎元，嘆息腸內熱”是他一生頗為確切的寫照，而“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更是成為后世耳熟能詳的名句。

“這是杜甫的一篇劃時代的杰作，里邊反映出安史亂前社會的實況，反映出杜甫內心的矛盾與他偉大的人格；這也是杜甫長安十年生活的總結，從這里我們知道，杜甫無論在思想的進步上或藝術的純熟上都超越了他同時代的任何一個詩人。”（馮至《杜甫傳》）

千里流亡

〔元〕趙孟頫 杜甫像

755年十一月，安祿山在范陽（北京附近）起兵，這場導致唐王朝由盛而衰的安史之亂正式拉開了帷幕。

756年年初，杜甫回到長安任職。五月，他從奉先帶領著一家人到了白水，寄住在他的舅父崔頊的高齋中。六月，潼關失守，唐玄宗倉惶西逃。隨后白水淪陷，杜甫只好帶著家人踏上了流亡之旅。七月，唐肅宗李亨在靈武即位。八月，杜甫告別家人，只身奔赴靈武，途中不幸被叛軍俘虜，押至長安。因其位卑，在長安他并沒有被關押，也沒有和長安一般的官吏一樣被送到洛陽，逼使投降。

他在長安悲嘆時局，牽掛家人，寫下了那首著名的《春望》：“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白頭搔更短，渾欲不勝簪。”北宋司馬光曾這樣評價這首詩：“近世詩人唯子美最得詩人之體……‘山河在’，明無余物矣；‘草木深’，明無人矣；花鳥，平時可娛之物，見之而泣，聞之而悲，則時可知矣。”

757年二月，唐肅宗將行在遷往鳳翔。四月，杜甫冒險從城西金光門逃出長安，投奔鳳翔。五月十六日，唐肅宗任杜甫為左拾遺，虛職，從八品上，這便是他宦游生涯的頂點了——在一個殘破的朝廷擔任一名微不足道的言官。沒過多久，他就因為上疏為房琯抗辯觸怒唐肅宗，被視為房琯的朋黨，隨即被外放至華州做司功參軍。

759年春，杜甫從華州來到洛陽省親，之后在從洛陽回到華州的路上，他寫下了足以讓后世稱其為詩史的五言古詩——“三吏”與“三別”。他以幾個小人物的視角，描述了底層人民在那個動亂年代所受的無邊災難，“人生無家別，何以為蒸黎”（《無家別》），令鬼神泣。

成都草堂

759年秋，對朝政和仕途感到徹底絕望的杜甫辭去了華州司功參軍一職，決定和家人一起搬到秦州（今甘肅天水）去居住。在秦州等地，他生活困窘，衣食不能自給，不得已只能輾轉入川，投奔親友。

759年歲末，杜甫和家人來到成都。在親友的幫助下，他在城西七里浣花溪畔的一塊荒地上營建了一座草堂。

“經過兩三個月的經營，草堂在暮春時節落成了。不只杜甫自己欣慶得到一個安身的處所，就是飛鳥語燕也在這里找到新巢，從此這座樸素簡陋的茅屋便成為中國文學史上的一塊圣地，人們提到杜甫時，盡可以忽略了杜甫的生地和死地，卻總忘不了成都的草堂。”（馮至《杜甫傳》）

他在成都覓得了暫時的安寧，寫了不少歌詠自然的詩歌，其中不乏名篇。（比如“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的《春夜喜雨》）

760年八月，怒號的秋風將草堂上充作屋頂的茅草卷走，俄而雨下，屋漏偏逢連夜雨，自亂世以來便寢食難安的杜甫在如此潮濕的環境下徹夜難眠，“自經喪亂少睡眠，長夜沾濕何由徹”，怎料他此時突發宏愿，“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風雨不動安如山。

嗚呼！何時眼前突兀見此屋，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愿以一人之犧牲換得天下貧寒的士人均有廣廈庇佑，免受饑寒動亂之苦。在現實的磨難之前，他并沒有沉湎于自身的悲苦之中，卻萌生了壯闊而又不切實際的希望。這對于年輕時寫下“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的杜甫，既是一種無奈，又何嘗不是另一種灑脫？

762年，杜甫的友人嚴武來到成都，擔任劍南節度使。同年七月，劍南兵馬使徐知道叛亂，杜甫為避亂遷居至梓州（今四川三臺）一帶。

764年，嚴武二度鎮蜀，杜甫也回到成都。嚴武上表舉薦杜甫為檢校工部員外郎，這是杜甫一生中官秩最高的職位（從六品上），但他充其量只是位高權重的嚴武的入幕之賓，而他也于次年便辭去了職務。

詩圣末路

765年，嚴武在成都病逝，杜甫在成都頓失倚靠，加上他也有意返鄉，于是在五月離開成都，乘舟東下，于次年春抵達夔州（今重慶奉節）。他在夔州居住了不到兩年，卻創作了四百三十余篇詩歌，占他現存作品的七分之二，而且有不少長篇。

其中就有被譽為“古今七律第一”（明胡應麟《詩藪》）的《登高》：“風急天高猿嘯哀，渚清沙白鳥飛回。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萬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獨登臺。艱難苦恨繁霜鬢，潦倒新停濁酒杯。”

768年，他離開夔州，沿長江繼續東下，來到荊州，隨后又遷居到江陵以南的公安縣。此時的杜甫貧病交加，他在一封書信中寫道：“更欲投何處，飄然去此都。形骸元土木，舟楫復江湖。社稷纏妖氣，干戈送老儒。百年同棄物，萬國盡窮途。” （《舟中出江陵南浦奉寄鄭少尹》）

“從這樣的詩句里我們會感到，杜甫是無路可走了，他的詩歌也唱到最后的一個階段，在這階段里說到自己的境遇時，已經沒有多少高亢的聲音，只有些日暮途窮的哀訴。”（馮至《杜甫傳》）

此時雖然安史之亂已經結束，但各地依然變亂頻仍，唐王朝對地方的統治力已大不如前，最終導致唐王朝滅亡的藩鎮（軍閥）割據的局面初步形成。為了躲避戰亂，抑或為了投奔友人，杜甫又沿江來到岳州（今岳陽）、潭州（今長沙）、衡州（今衡陽）等地，在耒陽縣境被洪水所阻，最終因病死于湘江舟中，時年五十九歲。

以上寥寥文字，實難道盡杜甫與杜詩之萬一，有興趣的朋友可以翻閱馮至的《杜甫傳》。馮至先生在杜甫和杜詩的研究上，結合了一些前人的研究成果，提出了不少自己的創見，堪稱現當代研究杜甫的學人之中的翹楚。

馮至照片(攝于20世紀90年代)

他作為一個現當代詩人，一個老派文人，卻以一名史學家的細致和嚴謹，立體而全面地描繪了詩圣杜甫的一生。《杜甫傳》絕不是一本堆砌史料、艱深晦澀的學術性著作，馮至先生以平易樸素的文筆，還原了一個有血有肉的詩中圣人。

最后，讓我們回到最初所提出的那個問題——我們為什么要讀杜甫？

杜甫的童年和青少年是在中國歷史上一個少有的盛世中度過的，從中年起，國家陷入無止境的動亂之中，個人的命運被時代的命運所裹挾，命運多舛，漂泊不定。

從個人的角度而言，他實難稱“圣”，他的一生并未建立半點功業，大多數的時期都要依附親友為生，在那樣的亂世面前，他是無力的，是孤獨的。有些道學家攻訐他“貨財之不給，居食之不腆，妻妾之奉不諧，游乞之求未厭”，雖然十分片面，但道出了部分的事實。

然而，從詩歌的角度而言，他足以當得上“詩圣”這個名頭。他的詩歌，在有極高的藝術成就的同時，忠實而真切地記錄了當時國家的動亂和人民的悲苦，提醒我們不忘前事，同情且尊重弱者，切勿重蹈覆轍。

“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戲為六絕句》），千載而下，杜甫的詩歌仍然在中華民族的精神世界中回蕩，而那些專權的野心家、弄舌的宵小……遲早會湮沒在歷史的長河之中。

作者：浙文社 周海鳴

《杜甫傳》

馮至 著

浙江文藝出版社

《杜甫傳》的正文是馮至先生撰寫的關于詩圣杜甫的長篇傳記。正文之后還有附錄，里面收錄了馮至先生的三篇關于杜甫詩歌的論述性文章和一篇關于杜甫的短篇小說，以及莫礪鋒老師的《杜甫簡譜》，新舊唐書的杜甫本傳，元稹的《唐故工部員外郎杜君墓系銘并序》，歷代著名杜詩詩評本對杜甫十幾首重要詩作的賞析。

此外，書中還有許多精美的彩插，包括歷代名家描繪杜甫的畫像，歷代名家的杜甫詩意圖，歷代著名杜詩詩評本書影，以及馮至先生研究、撰寫《杜甫傳》時所作的筆記、信件等材料，馮至參加紀念杜甫活動的照片，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