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圣跡圖》（明代）

在古代，雖然沒有直接以研學游名義開展的活動，但是類似的活動卻有著悠久的歷史。

01

古代游學的發展史

孔子招徒講學，率弟子們周游列國、傳道授業，弟子們跟隨他遍訪都邑，從困頓碰壁中體悟人生，開闊眼界，了解民風政情。在古代，這樣走出課堂的教育活動被稱為“游學”。當時的“游學”是一種比較常見的教學方式。從史料來看，游學在春秋戰國時期就開始盛行，比如“戰國四公子”之一的春申君黃歇，就已有了游學之旅。而“游學”二字最早出現在《史記·春申君列傳》：“（春申君）游學博聞，事楚頃襄王。

在那個交通不暢、信息閉塞的年代，游學就是通過云游天下、拜訪各地名士，或拜于其門下，或當面請教不解難題，以所學游說諸侯，謀取官職。孔子、孟子、荀子等大教育家曾在周游列國的過程中教育學生，他們一邊寄情于山水，一邊拜師訪友，在“游”與“學”之中實踐著“知行合一”，最終達到學習的目的。

漢畫像石上“孔子見老子”場景（山東嘉祥境內出土）

及至戰國，諸侯并起，厚招游學，廣納賢能；文士們通過游學增進學識，進而充當縱橫家游說諸侯國，以言策建立功業，實現自己的理想抱負，成就了一大批人才。

漢承繼戰國游學之風，學子們為學經，遠行訪師問道，既求聞達也求仕途。游學豐富了學子、士人的知識與閱歷，也成就了許多人。如司馬遷“二十而南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窺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鄉射鄒、嶧，厄困鄱、薛、彭城，過梁、楚以歸”（《史記·太史公自序》）。可見游歷和文化訪古，對司馬遷著成《史記》有很大的助益。

《朱熹像》（宋代）

到了唐代，興壯游、旅行學習之風，眾多士子走出書齋，多作郊游、遠行、交友、邊塞之旅。他們訪古問俗，優游林下，尋幽探勝，結交豪杰，相互學習，在旅行中學習知識、體悟人生、修為人格、傳承文化，書寫了很多傳世的佳作，致使當時文化空前繁榮。

及至宋代和明清時期，游學、書院文化盛行，士人旅行制度化，社會逐步形成了“讀萬卷書，行萬里路”的主流意識。

宋代理學家、思想家朱熹主張學子不應拘于一隅，而應“出四方游學一遭”（《朱子語類》）。當時名師碩儒所在的書院常常成為一地的教育、學術中心，吸引遠近的學子趨而往之；士子們則利用科舉和出仕機會頻繁旅行，深入了解各地歷史文化、名勝遺產、典制賦役、科技發明，觀察社會，推動文化、社會變革。

張若澄《蓮池書院圖》（清代）

如宋代的沈括少隨父宦游州縣，出仕后重游歷研究，他“博學善文，于天文、方志、律歷、音樂、醫藥、卜算無所不通，皆有所論著”（《宋史·沈括傳》），其代表作《夢溪筆談》內容豐富，折射出北宋科技文化的輝煌。

董其昌在《畫禪室隨筆》中談畫訣：“讀萬卷書，行萬里路，胸中脫去塵濁，自然丘壑內營，立成鄄鄂。”

“讀萬卷書，行萬里路”，強調行中去悟，實踐中學，學以致用，這一人文精神貫穿古今，影響了后世許許多多的人。

董其昌《畫禪室隨筆》（明代）

02

古人游學的“裝備”

從春秋時期孔子周游列國，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到明朝徐霞客“聞奇必探，見險必截”，古人用腳步為我們丈量著這個世界。但我們可能很難想象，外出游學對于古人而言，并沒有那么簡單，除了盤纏之外，重中之重便是帶好“身份證”——符節。

自商鞅的“保甲連坐法”起，普通民眾就沒有了隨意遷徙的權利。未經許可隨意離開居住地的民眾會被認為是脫籍，這可是大罪。所以先秦士子若要外出游學，就要攜帶符節作為通行憑證。“符”用于身份證明，作為出入國境、關卡、軍營、要塞的憑證；“節”則是君主派出的使節所持的憑信。

如果沒有帶上符節之類的憑證會怎么樣呢？1975年出土于湖北云夢睡虎地秦墓的一批竹簡，讓外界窺探到古人也會遭遇“查戶口”。竹簡中的《游士律》是中國最早一部旅游法規，其中記載：“游士在，亡符，居縣貲一甲；卒歲，責之。”意思是說，如果出游者丟失了通行證明，要交一身衣甲的罰款，到年底時統一征收。

《孔子見榮啟期圖》（宋代）

再看交通工具，有條件者如孔子，他去拜訪老子時，乘坐的是魯昭公贊助他的一輛瘦馬破車。而大部分古人游學之路全靠步行，如墨子，他就是穿著草鞋徒步天下，在各地游學，同時推廣自己“兼愛”“非攻”的思想。除了這些，古人游學還要帶什么？

《戰國策·秦策一》中的《蘇秦以連橫說秦》篇，記錄了戰國時期著名的縱橫家、外交家和謀略家蘇秦游學的“裝備”：“黑貂之裘敝，黃金百斤盡。資用乏絕，去秦而歸。負書擔橐……”

由此可見，蘇秦遠游至少帶了這些東西：御寒衣服——黑貂之裘；盤纏——黃金百斤；學習資料——書；收納用具——橐。相比如今孩子們說走就走的研學之行，古人的研學之旅真可謂一場“人生苦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