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初，梁啟超主編《新民叢報》和《新小說》，在國人面前盡顯其“輿論驕子”的風姿。時當而立之年的他，被很多知識青年奉為導師而敬仰和崇拜，胡適便是其中最為典型的一位。

01

胡適因讀梁啟超迷上哲學

1904年春，年僅14歲的胡適告別母親，由三哥帶著，走出徽州山村，來到上海梅溪學堂讀書。一次，先生所出的八股文題，難倒了胡適，文章的題目有“日本”二字。“日本”是在天南還是海北，著實懵住了胡適，他只得向二哥求救，二哥給他找來許多參考書，其中便有梁啟起主編的《新民叢報》。《新民叢報》中很多聞所未聞的信息，頓時吸引和滿足了他的好奇心和求知欲，他開始知道中國有個梁啟超。

少年胡適受《新民叢報》的思想啟蒙，眼界開闊、思想活躍，再也不是那種只知“子曰詩云”的讀書娃，開始激發出投入現實生活的參與感和感知外部世界的新鮮感，并自命為“新人物”。

第二年，胡適由梅溪學堂轉入澄衷學堂，在這里，他更是與《新民叢報》須臾不離。讀過梁啟超的文章后，他才知道世界上還有許多像孔子、孟子一樣的大思想家、大學問家，如培根、笛卡爾、霍布士、斯賓諾莎、孟德斯鳩、盧梭、康德、達爾文等。

梁啟超的《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是胡適最愛讀的學術著作，遺憾的是，這篇文章僅做了幾章便輟筆了。盡管梁啟超后來又作了續文，但是，胡適讀后還是發現，“這一部學術史中間缺了三個最要緊的部分”。為續讀這缺失的三個部分，胡適耐著性子等待，竟然“眼巴巴的望了幾年”。

在失望之中，胡適暗暗許下心愿：“我將來若能替梁任公先生補作這幾章缺了的中國學術思想史，豈不是很光榮的事業？”于是，他開始做著充分的準備，留心讀周秦諸子的書。胡適對中國哲學史研究和撰述的興趣，便是此時確立的。

1917年8月，胡適應蔡元培的聘請，由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回國，任北京大學哲學教授，教授“中國哲學史”和“英國文學”。教授“中國哲學史”是他的強項，因為他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所作的博士論文，便是《中國古代哲學方法之進化史》，現在的講學便是這篇論文的翻版和補充。

胡適還在講學的基礎上完成《中國哲學史大綱》。1919年2月，這部《中國哲學史大綱》經蔡元培作序，由商務印書館出版。《中國哲學史大綱》出版后，立即在學術界引起反響，在兩個月內再版，胡適因此而在中國學術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02

胡適初見梁任公

1920年3月21日晚，梁啟超的好友林長民在家招待梁啟超和胡適，這是梁、湖二人的第一次見面，胡適在當天的日記中僅寥寥數字：“宗孟（即林長民）宅飯”，“初見梁任公（即梁啟超），談。”

雖然這是他們第一次面對面的交談，然而，他們卻早已是“心有靈犀一點通”了。兩年前，胡適撰《墨家哲學》時所表露的創作思路，便得到梁啟超的嘉許。胡適知道梁啟超對中國哲學頗有造詣，早有拜訪求教之意。

1918年11月20日，胡適在去天津南開大學講學前，給梁啟超寫了一封極其誠懇的信，說自己自己將來天津南開學校演說，擬留津一日，以便“面承先生關于墨家之教誨；倘蒙賜觀所集‘墨學’材料，尤所感謝”，信中還說，他知道先生近來為歐戰和議問題操心，也許沒有很多的時間接見生客，所以打算在星期六上午十一點趨訪，“作二十分鐘之談話，不知先生能許之否？”并進一步說明，到天津后，將再“以電話達尊宅，取進止。”

此時，梁啟超正全身心地投入游訪歐洲，為在巴黎和會呼吁中國的獨立和主權的準備工作之中，不久便動身離津出國，他們當然沒有時間相會。

然而，對于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梁啟超在其《清代學術史概論》中予以了肯定的贊許：胡適“用清儒方法治學，有正統派遺風”。

梁啟超結束歐洲游訪回國后，很快便與胡適相見，可見在其心目中，胡適占有著多么重要的位置。

自這次見面后，他們有了直接學術交流的機會。梁啟超讀完胡適的《墨辯新詁》手稿，便去信鼓勵，希望能早日整理出版。同時，還將自己的《墨經校釋》一書，交與胡適校閱，并請其作序。讀過胡適的序文后，梁啟超認真誠懇地采納了他的一些意見，這點令胡適尤為敬佩，稱贊道：“這是先生很誠懇的學者態度。”

在此之前，胡適還讀過梁啟超的《清代學術史概論》稿，寫出心得和意見交與梁啟超。梁啟超在正式發表時，其中修改和補充的內容，都是胡適的心得和意見。

03

梁的批評讓胡不能釋懷

梁啟超與胡適之間的來往逐漸多了起來，可是，1922年3月5日，梁啟超在北大哲學社的一次講演，卻使胡適始終不能釋懷。

這天，北大三院大禮堂內座無虛席，濟濟一堂。梁啟超要來北大講演，主題是：《評胡適的〈哲學大綱〉》，如此指名道姓、大庭廣眾的評點是非，且是在胡適任教的北大進行，看來也只有心直口快、全無世故的梁啟超做得出來。胡適當然心中不快，說：“這是他不通人情世故的表示，本可以不去睬他。”

梁啟超的講演態度誠懇，一開始充分肯定這本書的價值，在于它的“立腳點很能站得住”。他說：“這書處處表現出著作人的個性，他那銳敏的觀察力，致密的組織力，大膽的創造力，都是‘不廢江河萬古流’的。”

同時，他對此書提出了三點“總批評”：一是從“知識論”方面觀察中國古代哲學“異常縝密”，但有“偏宕狹隘”的毛病。二是從“時代的蛻變”來梳理學術系統為本書“一大特色”，但有“疏略和錯誤”之處。三是以“實驗主義”來統領全書，但難免有“強古人以就我”的毛病。

梁啟超的講演分兩天，每天兩小時左右。胡適本不愿參加，卻經不住好友張競生的勸說，于第二天前去旁聽。

這是一場饒有興味的講演會，梁啟超的批評言簡意賅、順理成章，聽者無不聚精會神、沁入心脾，覺得梁啟超說得很有道理。胡適去聽演講的那天，當場答辯，短短的45分鐘內，他恰如其分地評說梁啟超的批評，指出：“中國哲學史正在草創時期，觀點不嫌多”。所以，梁的觀點具有存在的合理性。同時，又對梁啟超的一些觀點，予以不矜不伐、不蔓不枝的批評。于是，聽者又完完全全地為胡適的言說所打動。

這場演說會，當時在北大傳為美談，這種在公眾場合的直面學術批評，給在場的聽眾以“如醉如癡”般的興趣。胡適后來在日記上記有此事時，也說：“在大眾的心里，竟是一出合串好戲了。”

04

“我趕來遲了八小時”

1925年9月，梁啟超應邀到清華國學研究院任導師，從此就住在清華園。

1926年以來，梁啟超的身體每況愈下。這期間，他很想與胡適晤談，而胡適也更加喜愛他那“最和藹可愛，全無城府，一團孩子氣”的個性。可是，為商談庚子賠款的事情，胡適作為“中英庚款顧問委員會”中方委員，一直在歐洲、美國和日本游歷。他是個大忙人，回國后又為一些公事而奔波。當他諸事料理完畢，要去看望梁啟超時，方知梁啟超已是臥床不起、氣息奄奄了。

1929年1月19日晚9時許，胡適剛剛回到北京，便向好友任叔永詢問梁啟超的病情，任叔永沉痛地說：“你也許見得著他。”其實，梁啟超已于當日下午2時15分去世。第二天，他們看報才知梁啟超已成故人，于是，胡適和任叔永、陳寅恪等立即往廣慧寺為梁啟超送行。

胡適在向梁啟超的遺體告別時，心情尤為悲愴，他深為未能與梁啟超的最后晤談而負疚，回首往事，不覺潸然淚下，竟自言自語道：“我趕來遲了八小時！”

在梁啟超的安葬儀式上，胡適所作的挽聯為：“文字收功，神州革命；生平自許，中國新民。”

后來，胡適一直在思考一個問題，梁啟超為什么“影響甚大而自身的成就甚微”呢？胡適認為，這是因為梁“才高而不得有系統的訓練，好學而不得良師益友，入世太早，成名太速，自任太多。”

胡適評價說，縱觀梁啟超的一生，“《新民說》可以算是他一生的最大貢獻。”可是到了晚年，梁啟超竟走上衛道的歧途，甚至鼓吹“大乘佛教為人類最高的宗教”的謬論。他為其誤入人生的退境而扼腕嘆息。

胡適說，梁啟超如無此退境，其一生便更為完美，那么，他所撰寫的挽聯則應為：“中國新民，生平宏愿，神州革命，文字奇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