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憑我的功績，當副總理不為過。”禹作敏在大邱莊的辦公室里，曾這樣說。他說得斬釘截鐵，像在宣布一件早晚要發生的事。聽者面面相覷，卻沒人敢笑。因為那個年代，他真的有底氣這么說。

禹作敏，天津靜海縣人。20世紀70年代，大邱莊還是個窮得出名的小村，幾千口人守著幾畝鹽堿地，風一吹白茫茫一片。村里年年吃返銷糧，連口飽飯都指望不上。

1970年，36歲的禹作敏當上了大邱莊黨支部書記。沒人知道他當初有沒有什么政治理想，但有一點可以肯定：他太會“折騰”了。

他是那種人，別人看見一堆廢鐵，他能看出鋼鐵廠的影子；別人想怎么活下去，他想的是怎么富起來。

他把一間間小作坊搞成鋼鐵廠，把村里的青壯年拉出來干活，白天煉鋼，晚上修機器，哪怕用土爐子，也要燒出鐵來。

1978年，改革開放開始，大邱莊已經有了5家村辦企業；1984年，全國上下還在摸著石頭過河，大邱莊集體企業的年產值就已突破億元大關。

那時候，誰要是去天津郊區走一圈，最亮眼的不是哪個開發區，而是大邱莊。

“我們村，不靠國家一分錢，全靠自個干！”禹作敏常常在媒體前吹這句話，底氣十足。

他的照片上電視、上報紙，穿著藍工裝，眼神兇狠。“中國首富村”的頭銜，也是那時候貼上的。

當年被邀請去全國開會講經驗的村支書有不少，但能進人民大會堂作報告的，禹作敏是頭一個。

1989年，他被評為“全國當代十大農民企業家”，甚至有媒體稱他是“農民企業家的典范”。風頭之盛，幾近頂流。

他開始覺得：“我這個級別，不該只是個村干部。”

于是那句傳得最廣的話出現了：“我要是想當副總理，早就能當了。”

講到這兒，要是故事戛然而止，禹作敏也許會成為改革開放中的一個符號：一個從泥土里爬出來、頭腦靈活的農民企業家。

但現實不講“如果”。

權力和財富在他身上迅速膨脹，而他本人也像燒紅的鐵塊，沒人能拉住。

他在村里獨斷專行，“我說的就是對的”，成了口頭禪。

村干部選舉？那是形式主義。“群眾選出來的，都是老好人，沒本事。”于是他把自己的侄子、親戚安插進村辦企業。集團核心成員，有一多半姓禹。

組織上派來的年輕干部，他根本看不上。連天津市來的地廳級干部來考察，他也不愛理。

“正部級以下不接待。”這不是玩笑，是他定的規矩。

“他們工資還不是我們村出的？”禹作敏常這樣對村里人說，說得大家都信了，覺得他“真的比市長還大”。

有一次，市領導要派人調查村企財務情況，他當場懟了回去：“你們是想來分一杯羹嗎？”

一個村支書，敢公然挑釁政府，這不是膽大，而是失控。

但村民不敢說，企業員工不敢反對。大邱莊成了一個“獨立王國”。

禹作敏就是國王。

很多人記住禹作敏，是從劉玉田被打死那天開始的。

1990年，大邱莊村民劉玉田的兒子，和禹作敏堂弟的女兒發生糾紛。事件真相未明，禹家人不報警，直接找了禹作敏。

禹作敏一聽，拍案而起：“不給我們家個交代，那還是我當書記的地兒？”

第二天，劉家父子被拖到大街上，在眾目睽睽下活活打死。村里人全看見了，但沒人敢作證。

警察來查案，村民閉口不言，禹作敏則開始策劃“輿論反制”，甚至讓罪犯趁亂逃走，干脆做個“死無對證”。

這起案件，最后不了了之。

禹作敏嘗到了“私刑”的甜頭。

此后在大邱莊，誰敢不聽話？

他把自己當皇帝，廠區變成“刑場”。員工不再是工人，而是臣子。

他不再相信制度，相信的只有“拳頭”和“忠誠”。

有人問：他真不怕法律嗎？

他回得很輕松：“我干了36年干部，挨整的事多了。越整，我越有經驗。”

他以為這是歷練，其實那是懸崖邊的幻覺。

真正讓禹作敏“出事”的，是1993年的危福合案。

危福合是大邱莊集體企業的一名骨干，禹作敏懷疑他貪污。沒有證據，但他不信邪。

“關起來，讓他自己招。”于是，危福合被帶到辦公室三樓，關進10多平方米的小屋里，遭遇了持續7小時的“審訊”。

18人輪番毆打，用電棍、三角帶抽，身上380多處傷痕，最終因外傷性休克死亡。

當醫院下達死亡通知時，禹作敏竟然冷笑一句：“不就是打死個人嘛。”

天津市公安局派人進村調查。他又玩那一套：堵路、設卡、軟禁干警13小時。

他讓村民夜間巡邏、備鐵棍、封村口。連油罐車都拉來堵路——一副軍事戒備的陣仗。

400多警察調集到了村邊，卻遲遲不敢進村。

這事當年在天津轟動一時，也震驚了中央。

中央巡視組終于介入，在內部協調下，派出精干力量秘密行動，將禹作敏成功抓捕。

1995年，天津中院判處禹作敏有期徒刑20年。罪名是故意傷害致死、非法拘禁、妨礙公務等。

曾經的“首富村書記”，淪為階下囚。

入獄后，他的鐵腕政策全面瓦解。大邱莊企業陷入混亂，一度虧損嚴重。

有記者多年后采訪他，他只說一句：“我后悔，我太高估自己了。”

可這句“后悔”，來得太晚。太多人付出了代價，太多教訓刻骨銘心。

他曾經有機會，成為改革旗手，但他偏偏選擇了獨裁與蠻橫。他不是輸給了外部的敵人，而是敗給了自己——那顆被功勞灌滿、自以為是的心。

有人說：他是時代的產物；也有人說，他是權力的畸形扭曲。

但無論如何，大邱莊的故事值得我們反思。

一切脫離監督的權力，最終都會滑向深淵；而“我是功臣”的幻覺，也終究會在鐵窗前化為烏有。

我們看一個人，不能只看他“做過什么”，更要看他“成了什么樣的人”。

禹作敏曾經確實“讓一個村富起來”，但后來，他卻讓整個村的人活在了恐懼里。

這不是勝利，這是敗局。

《農民企業家禹作敏的興衰》——《南方周末》1995年5月版

《大邱莊的過去與現在》——新華社內參整理

《禹作敏案件始末》——《法制日報》1996年專題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