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張元濟的生平與事業：從清代改革家到二十世紀出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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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務君按：辦學校、開書館、出雜志、做教具……這些居然都是一家出版社干的事！融合出版并不是今天才產生的，早在120多年前，出版人張元濟就帶領商務印書館以“教育+文化+傳媒”的融合模式，構建起兼顧商業與文化使命的出版生態。張元濟的出版事業不僅深刻影響了中國近代出版業的發展，對當下出版機構尋求多元發展也有借鑒作用。

在出版業競爭激烈的今天，如何突破傳統營收模式成為行業難題。回溯120多年前，張元濟早已探索出一套創新路徑：通過出版扶助教育、通過創辦學校培養教育人才、建立涵芬樓圖書館夯實文化根基、推出多元雜志傳播新知。這些舉措不僅讓商務印書館迅速崛起為近代中國出版業的巨頭，更以“教育+文化+傳媒”的融合模式，實現了商業價值與社會使命的“雙贏”。

這段歷史不僅是出版業的經典范本，更為當代從業者提供了跨越時空的啟示。

辭去南洋公學總辦，專職做出版

商務印書館是在1897年由上海四位富有創業精神的人辦起來的，他們是夏瑞芳、鮑咸昌、鮑咸恩和高鳳池，但是真正的騰飛是從張元濟加入開始的。

彼時夏瑞芳要做翻譯出版，需常常尋求知識者的提議和意見，而他征詢最多的就是時任南洋公學院藝術館的張元濟。1901年起，夏瑞芳經常向他征求意見，不斷勸他辭去公學職務到商務印書館工作。張元濟愿意幫助并提供意見，但與商務印書館一直保持著非正式關系，直到1903年才辭去南洋公學職務。

1903年，商務印書館進入歷史上的轉折點。張元濟的到來，使該社終于找到一位通曉中西學識的人來指導采用何種出版方針。張元濟在商務印書館的頭十年是相當成功的。公司的銷售總額高達160萬元，成了龐大的民族企業。它的工廠擁有最現代化的印刷機，在中國、日本、東南亞和意大利舉辦的各種工業展覽會上，商務印書館類型繁多的印刷品以其高質量的圖版贏得大量的獎章。

張元濟為商務印書館搜羅最優秀的人才。兩位最早由蔡元培推薦的愛國學社的人員——蔣維喬和莊俞——仍留任，他們都是有經驗的教育家。張元濟還勸說一位好朋友、傳統學者和改良派立憲主義者高夢旦擔任編譯所中文部主任。實質上張元濟把那些志趣相投的學者招募到商務印書館時，他的作風很富傳統儒家色彩——他希望通過文字來改變風氣。他是一個試圖改變國民心態和思想的愛國者。況且，他在商務印書館的經歷也顯示了不同于一般士紳的活動模式。他對這一出版機構成為一個成功的企業而非常自豪，要求商務印書館掌握在經過新式訓練的人的手里，使行政管理機構具有效率。1903年，當張元濟掌控了該社的大部分方針政策時，商務印書館做好了騰飛的準備。

寓學習于興趣的教育創新

1905年8月，清政府宣布廢除科舉制度，甚至在更早的1904年就宣布新學校體制的詳細規定和各級學校的完整課程設置方案。張元濟領導下的商務印書館精明地預料到這一切：第一冊《最新初等小學國文教科書》在1904年投放市場，在幾個月內銷售了10萬多冊。他們還為即將出版的10冊初小教科書和4冊高小教科書大做廣告。兩年后商務印書館完成了該系列的各冊讀本。每冊都配有教師參考書——這是實際的需要，因為大多數傳統教師不太了解新教科書中介紹的科學、地理和世界歷史的內容。每冊還附有合適的學生補充練習，以使學生不需要教師太多指導也能練習。

1904年以后，商務印書館已在中國新式教科書市場上獨占鰲頭。商務印書館教科書之所以能成功，主要應歸功于編輯小組的開明精神，特別是為了按照一個公認的基本準則而愿意放棄那種傳統學者的自傲。從限制所用文字的筆畫和強調生字的重復率，可以看出他們對兒童學習能力有清醒的認識。在版面設計方面，將與課文密切相關的圖示和生動解釋置于十分重要的地位，這一點也應給予開創性的評價，因為這在中國歷史上是第一次承認應寓學習于興趣——而學習不僅僅是作為自我修養的需要。這是對傳統中國教育思想的一個革命性創新。

教材重要，教育更重要

在商務印書館繼續為自己在教科書市場上獨一無二的地位沾沾自喜時，它也知道自己正面臨一個艱巨任務，即舊式的教師對現代課程幾乎一無所知。因此首先要使他們受教育。常常有教師不理解課本中使用的新名詞，他們沒有教學方法方面的知識，因為傳統的中國學生只是簡單地通過死記硬背來學習一切知識。

1905年7月，商務印書館為小學教師開辦了第一期師范講習班，6個月時間內訓練了32名教師。同年12月又辦了第二期教師訓練班（約有100名教師），課程擴充到一年。還開辦了一所附屬于師范講習班的實驗學校，并經常介紹新的教授方法和新的材料。師范講習班和實驗學校不久后便享有盛譽，一直持續到民國成立以后。它們無疑幫助改善了許多教師的素質，幫助他們應付那些新科目。從商務印書館的觀點來看，它訓練了大批熟悉“商務版”教科書和教學參考書的教師，給公司的聲譽和業務帶來很大的益處。

1910年，商務印書館辦了一所學制更長、人數更多的師范學校，是為初等小學和高等學校教師舉辦的訓練班。在1905~1906年間附屬于師范講習班的實驗小學繼續發展，漸漸成為一所專門的商務印書館職工子弟學校。1907年，實驗小學被正式命名為“尚公小學”。 尚公小學是上海管理最好的學校之一。它有受過現代訓練的教師，以良好的體育設施、新的教育方法和高度的學術素質而聞名。張元濟開拓性的功績，不僅在于創辦師范講習社使教師獲得現代科目的訓練，還有創辦為商務印書館的管理機構訓練干部的職業學校，這兩者既給公司帶來很大的利益，又富有現代精神。

較出版圖書更有意義的是商務印書館的多種經營活動。1912年，商務印書館建立了兩個專門部：博物部和鐵工制造部。前者旨在制造各種標本模型，例如作為教具使用的地球模型，礦物、花卉和植物的陳列品以及鳥類、昆蟲的模型。后者是為公司的工廠制造印刷機器，以及學校理、化課程中使用的儀器。1915年前后，由商務印書館制造的各種模型、陳列品和儀器，在各大國際展覽會上獲得了許多獎狀和獎章。獲得廣泛贊賞和認可的產品有科學儀器、體育訓練器材、蒙臺梭利教育法教具、教育玩具、教學幻燈片和手風琴，范圍之廣，令人稱奇。

這些輔助產品獲利可能不如教科書，但在改進中國教學設備以及使上課過程生動活潑方面，起了重要作用。商務印書館在這方面扮演了先驅者角色，應當贏得在困難的轉變年代里整整一代學生的感激。

為做出版開了個圖書館

張元濟采取的另一項重要新措施是為商務印書館建立一個內部參考圖書館。1904年，他在擔任編譯所所長不久，便開始為其收集圖書。中國傳統的圖書館幾乎都是藏書家私人擁有的藏書樓，沒有近代意義上的公共圖書館。皇家圖書館僅開放給極小部分優秀學者，但他們也只能在得到專門的許可下方可參閱。張元濟總感到在商務印書館編譯所工作的編輯手頭上必須掌握廣泛的參考資料，因為他們需要有可靠的數據來核實書籍和雜志上的材料。張元濟曾記述自己在這方面的困難：“每削稿，輒思有所檢閱，苦無書，求諸市中，多坊肆所刊，未敢信。乃思訪求善本暨收藏自有者。”

當時張元濟認為商務印書館必須有一個良好的參考資料圖書館。他把它命名為“涵芬樓”，意即這一圖書館包含大量智慧和知識財富。張元濟專門從以往一些藏書家手中征集圖書，這些書通常為一些已故版本目錄學家的后代所出售。他的第一個計劃是以8萬元收購著名的陸氏皕宋樓藏書，當時商務印書館的流動資金才40萬，可見他對善本收購的重視。

除了通過商談購下知名藏書樓的全部收藏外，張元濟還常常定期到一些書市去訪書。他在所有舊書店老板處留下姓名，建議他們把收集到的珍本古籍賣給商務印書館。他甚至在自己的住處設置了醒目的標記，歡迎人們給他帶來善本經典或歷史書籍。

▲東方圖書館外貌。東方圖書館主要為涵芬樓藏書，1926年對公眾開放，1932年日軍轟炸上海期間被焚毀，之后張元濟積極復興東方圖書館，到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前夕，已存書籍12萬冊。

晚清時代，張元濟抱著一種強烈的愛國信念，努力奔走于為涵芬樓收集有價值的善本。因為政治動亂，大量善本書樓出賣藏書。一些日本漢學家也攜帶著大批現金伺機獲得中國的一批批珍本。因此張元濟的行動，也是在保護中國文化珍寶不致流落國外。

同時，他已雄心勃勃地制訂了長期規劃，準備把這些最寶貴的善本描摹重新印制，廣為流傳。到了20世紀，漢唐以來的經、史典籍，經過世代的坊間粗糙印刷，滲進了不少錯誤，許多嚴肅的學者要通過仔細辛勞的研究來糾正這些錯誤，可惜幾乎沒有足夠的權威版本可以作為他們工作的依據。張元濟創立涵芬樓，就是為了推廣優秀的孤本，這是為漫長艱巨的工作跨出了第一步。

芬樓圖書館無疑是一個值得贊美的文化事業，同時它也必須付出高昂的代價，在最早期情況更是如此。很明顯，張元濟愿意付出這樣的代價并非出自商業上的用意，因為即使最稀有的珍本也不會對公司的銷售統計帶來任何直接的效益。如果一個人僅僅為利潤所誘惑是絕對不可能將公司資產中為數可觀的一部分用于一個圖書館的。張元濟努力不懈搜求高質量的孤本、夏瑞芳對涵芬樓堅定不移的支持，進一步證明了他們共同致力于出版業的崇高理想，遠遠高出于創辦一家單純牟利的資本主義企業。

出版雜志啟迪民智

商務印書館從各類教科書的編輯和出版中獲得了很可觀的利潤，但它同時也承擔了一些顯然只能帶來很少利益的出版物的出版工作。

同樣，張元濟的成功并不僅僅在經濟和工業方面，更重要的是，他成功地堅持了最初文化教育的目的，整整10年，通過出版啟迪民智的信念從未動搖過。

創刊在1903年、曾是中國最早的小說雜志之一的《繡像小說》和創辦于1904年的《東方雜志》，都是賺錢的雜志。到1910年，《東方雜志》發行量已高達1.5萬份，是當時中國發行量最大的雜志。但兩份雜志都有一個更重要的目標：培養和傳播開明的風氣，以為日后國家走向現代化開辟道路。1909年創刊的《教育雜志》至今仍為所有研究清末民初中國教育情況的學者留下了一份重要的參考資料。創辦于1910年的《小說月報》，到1932年才停辦，它是近現代中國發行最久的小說雜志。這一雜志在近代中國文學的發展中起了重要作用。

刊物的要旨在于喚起人們對中國貧弱、社會不公和需要政治改革的覺醒，促進國民對時事、國際外交和海外現代教育的高度了解。張元濟既能追求這樣高尚的理想，又能同時擴大公司的事業，也正是張元濟的使命感實際上幫助了企業。當時的絕大部分中國公眾對國家的政治發展是漠不關心的，張元濟帶領“商務人”承擔起這些不會帶來商業利潤的出版物的出版任務，是他作為一個奉行改良主義的愛國者，試圖轉變民族的風氣和觀念，從而使民眾樂于接受現代化的最佳嘗試。

回顧張元濟與商務印書館的歷史，會發現，張元濟在管理商務印書館方面的基本態度非常明顯。他無疑要建立一個由受過現代訓練的人有效管理的現代出版企業，但同時也要確保企業的最終產品，即書籍和雜志，必須為中國實現現代化、傳播知識這一遠大目標而服務。

張元濟執掌商務印書館初期的十多年間，用教科書的成功奠定了發展的基礎，以“辦學校、開書館、出雜志、做教具”等多元經營方式，構建了一套兼顧商業與文化使命的出版生態。他深知，出版業的生命力不僅在于盈利，更在于推動社會進步。通過培養教師、保存典籍、傳播新知，商務印書館不僅壟斷了教科書市場，更成為近代中國思想啟蒙的重要陣地。這段歷史印證了一個真理：出版機構的真正成功，在于將營收之道與時代需求緊密結合，以文化之力滋養商業根基。面對今日的挑戰，張元濟的探索仍如明燈，指引著出版業在創新中尋找答案。

《張元濟的生平與事業：從清代改革家到二十世紀出版家》譯者 張人鳳（右）和張元濟

*本文根據《張元濟的生平與事業：從清代改革家到二十世紀出版家》（重慶出版社，2025年3月第1版）加工整理

《張元濟的生平與事業：從清代改革家到二十世紀出版家》

作者：[新西蘭]葉宋曼瑛/著，張人鳳、鄒振環/譯

出版社：重慶出版社·華章同人

出版時間：2025年3月

《張元濟的生平與事業：從清代改革家到二十世紀出版家》是一部全面展現張元濟生平、思想及其對中國近代文化出版事業貢獻的著作，既具有學術深度又具有通俗可讀性。張元濟作為清末民初的重要改革家和出版家，其一生跨越了晚清、民國和新中國三個歷史時期，他的事業不僅深刻影響了中國近代出版業的發展，也為中國現代文化的轉型奠定了基礎。

本書通過詳實的史料和嚴謹的學術分析，通過張元濟的生平，展現了戊戌變法、新文化運動等中國近代化進程中的大事件，張元濟的故事不僅是一個人的奮斗史，更是一個時代的縮影。本書通過對張元濟的生平、經歷和事業的梳理，揭示了轉型時期一代知識精英的獨特氣質與崇高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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