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先說說這序的由來。

三年前的2010年，我發過一篇博文《接受蘇三：一個“體制內”學者的認識論》。由于對蘇三女士的評價一以貫之，這篇短文仍代表我的想法，所以我想還是先原文照錄：

蘇三，北京文化學者，以非史學專業出身而研究中國文明起源，主張“全球文明同源”論著稱，因奇思與新論迭出而飽受爭議。其人其書，已被坊間譽為奇人奇書。

知道蘇三的《漢字起源新解》（東方出版社，2010年）已有一段時間了，買到書又有一段時間了。總想著應當有暇時細品，一來分享她自由不羈的學思，二來也肯定要以考古人苛刻的視角挑挑毛病。

昨夜今晨忙里偷閑，帶著“批判”的眼光耐著性子捧讀，不想一氣兒看了幾十頁，到該上班時腦海里已有了讀書心得的題目：接受蘇三！

我應當屬于作者說的那種在“‘中國文明獨立起源’的固定模式”下成長起來的“體制內”學者，可以肯定地說無法完全接受她的研究結論甚至某些推論方法。但我首先接受的是她的認識論。

蘇三坦率地承認自己的論斷是“推測”、“設想”、“假說”，用“可能”、“很可能”來修飾自己的結論，而不像我們業界某些學者常用“正確”、“真理”、“科學”來評價己說，同時用“錯誤”、“謬誤”和“不科學”來評價反方。因而我認可她在《后記》中對自己的評價：“我一直認為，我是非常‘嚴謹’而‘科學’的”，認可她的科學觀。

……有關史前與原史（proto-history）時代的諸多研究課題，其結論具有不可驗證性。只要你自圓其說，概念和推論過程周延，就可以成立。因此，我們不能輕易地指責某種觀點為“妄說”，關鍵是看它是否能被“圓”起來。

就重證據的考古人而言，蘇三女士的研究中當然還有不少欠“圓”的地方，本人隨后的讀書心得中會不乏商榷甚至“批判”，本博主及熱心的網友估計也會提供幫助作者進一步自圓其說的第一手考古證據。

蘇三對中國文明存在的問題或曰某些特質的剖析一針見血，對我們“體制內”學者的某些評價也相當尖銳。但在我看來，“苦口”的往往是“良藥”。

作者說：“有些‘常識’其實就是認識真理的障礙”（10頁）。

作者還說：“我們今天首先需要做的，是開放思想，解放思想，而非別的”（73頁）。

這些都是我非常贊成的。

其實，我們這代學者已感受不到多少“‘中國文明獨立起源’的固定模式帶來的前提性壓力”（15頁），現在的學術環境已足夠寬松，我們已抱著開放的心態來看待多維視域的研究，認為各種推想假說所代表的可能性都是不能被輕易排除或否定的。

與此同時，考古人的執拗勁兒還在：重要的是證據。

因此，《漢字起源新解》還要欣賞加批判地讀下去……

本來這應是《漢字起源新解》讀書心得的首篇，但卻成了唯一的一篇。一是讀起來雖發現些問題，但對吹毛求疵地摳摳細節，以己之長攻其之短，漸漸提不起興趣，加之恰好此時蘇三女士封了自己的博客，沒有了溝通交鋒的窗口，這話題也就放下了。

日前與蘇三女士又在微博上“相逢”，也算是緣分。她同樣以“欣賞加批判”的眼光讀我的《最早的中國》等，繼而有所交鋒討論。提起來，她居然還沒讀過我的這篇博文，因而也就把她遭我們“體制內”學界冷遇的心情和她堅忍的“有色眼鏡”帶（戴）進了2013年。日前，蘇三女士在微刊中轉發這篇博文時感嘆到：“對于我個人，對于西來說的際遇，這可能是一個標志性的事件”。

按蘇三女士的話，我的“接受”讓她開始重新認識學界的人。其實，所謂學界原本就不是鐵板一塊，不可能有一個共同的聲音，而本人的“理解”也代表不了哪個群體，在學界，我可能還算是個“異類”。所以，我可以在三年前就“接受蘇三”，而且至今不渝。我的看法也只代表我自己。

之所以有底氣寫這個序，是因為有這樣的自信：我大概不是唯一也是為數不多的中國上古史、考古學界真正從頭到尾讀過蘇三女士幾本書（《漢字起源新解》、《落后》（后更名《文明大趨勢》，下同）、《新文明簡史》）的人。顯然，這是評價一位作者及其作品的初步前提。

蘇三女士對其研究的自我定位，見于《落后》一書的跋中：“以往讀者常把我的研究歸類為‘考古’、‘歷史學’、‘語言學’、‘傳播學’、‘人類學’等等，不一而足。但我始終覺得都不能十分完好地涵蓋，根據我的隨意方式我也只將我的文字總結為‘文化呼吁’。現在我想，假如一定要把我的研究歸類的話，它可能屬于一個不知是否已建立的新學科：文明學。”在本書的自序中她又做了進一步的闡發：“我不是研究歷史的，因為這本書幾乎完全是對地球之上歷史之前的人類發展的探尋，假如你想說那叫史前史，我還是想強調我在探討人類文明起源，甚至是研究文明學，所以這本書就被特別命名為《新文明簡史》了”。

但在我看來，蘇三女士的書雖具有“文化呼吁”的特性，有理論高度但并不局限于理論探討和邏輯推導，而是涉及大量跨學科的具體材料分析，注重“時空之流”的立體變化，其實完全可以歸于大歷史視角下的“全球史”（中國學科分類中的“世界史”實際上是外國史，所以我們在此不用該詞）研究的范疇。書名中的“史”字，更是明證。

將其仍歸于“史”部，像我這樣“史圈”內的學者也才有了點發言權。

如果從學術規范的角度看，蘇三女士書中“有”懈可擊之處不能算少。要談“史”，再強大的邏輯，如果沒有材料支撐，就只能是猜想甚至空想；有材料的支持，就屬于扎實的研究了。蘇三女士著作的問題，或許正在于此。她對考古學、文獻史學等學科的已有成果尚不能全面把握和充分利用，在學科整合研究（如神話傳說與人類基因組的對應）中也不乏“對號入座”式的比附，等等。蘇三女士自己也坦言她沒有受過正規的史學訓練，但她的英美文學專業出身，使她擁有了跨地域比較、邏輯思辨乃至反省覺悟的能力。她對人類總體命運的關懷，審視全球文明史的宏大視野，力圖進行多學科整合研究的氣度，都使她的著作在在閃爍著思想的輝光。按她自己的話，她實際上是做了全球史學者和考古人的事情，所以漏洞缺陷在所難免。是的，作為一位學術界以外的學者，蘇三女士注定是提供思想的，通過證據來肯定或否定其推斷和假說，那應是專業學者的事。

如果同意這樣的認識，我們就會心平氣和甚至很暢快地享受她的著作給我們帶來的給養和快慰了。

史前史的研究應該允許想象，且必須是多學科整合的。考古學的研究和蘇三女士的由邏輯思維入手的研究，構成了這個領域研究的兩極。如果說考古人重遺存，關注“有”，那么蘇三女士著眼的是文明的發展應該是怎樣的。考古學材料的物質性和破碎性，決定了這個學科在史前史研究中極大的局限性。狹隘的“科學觀”和既有常識阻礙創新思維的傾向也值得警醒。如果說蘇三女士的關注面過于廣大、思維過于活躍，待“鑿實”的細節問題還有很多，那么我們業內人士的視野可能過于狹窄、思維過于不活躍，所以或有坐井觀天、就事論事、只埋頭拉車不抬頭看路之嫌。我在微博討論中曾有“蘇可神思飛揚，許必腳踏實地”的斷語，大體上反映了這兩種研究思路的差異。

蘇三女士面對著種種質疑詰難，曾抨擊過中國學界對中國文明本土起源說的執著與偏狹，現在她意識到這本不是考古人的問題，或許沒有全球視野的微觀研究只能得出類似的結論。她指出，“源”其實分微觀中的源（如中國之內）和宏觀上的源（整個亞洲乃至整個舊大陸），而宏觀意義上的探源要交給其他學科，必須要有全球視野的歷史學人提供假設與思想，考古人再去論證。其實，在中國，考古人本來就是歷史學人的一個組成部分，他們本來只是在研究材料、方法與手段上與文獻史學家有所不同，研究目的則是一致的。只是，相當一部分考古人的工作局限于考古資料的發掘與梳理，實際上我們應該而且可以把自己的成果升華到“大歷史”或“大文明”的層面。但我們在這個領域缺位了，蘇三女士則勉為其難、當仁不讓地擔當了起來。

日前與一位年輕朋友聊起蘇三，那位同學表示蘇三的觀點他其實是認可的，只是情感上有些難以接受。我的回答是：那就要反思我們自己了。我在一次訪談中曾經有過如下表述：與世界上其他原生文明發祥地不同，中國考古學在誕生伊始，就以本國學者而非西方學者為研究的主力。中國考古學家與其研究對象間的親緣關系，決定了他們的探索具有通過考古學這一現代學問“尋根問祖”的性質。……不能否認，在這種學術的“尋根問祖”中，有些學者的研究會不可避免地帶有一定的民族感情色彩，搖擺于建構認同和追求真實之間。如何把握其與“無征不信”的現代學術準則的關系，是需要加以嚴肅思考的問題（許宏：《發掘最早的“中國” 》，《三十年三十人之激揚文字（思想社會卷）》，中信出版社，2008年）。

蘇三女士的外語系出身，受過宏觀經濟學的理科培訓，使她獲得了廣泛閱讀材料的便利和理性邏輯思維的優勢；非史學專業出身，又使她的思維不受既有知識框架的限制和束縛。因而，她的思考是冷峻的，視野則極為開闊。這與本土上古史和考古學者的研究風格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同時，作為這些研究之結論的“中國文明西來說”和“全球文明同源說”，也大大刺激了國人的神經，作者曾備受責難與詬病，除了學術規范問題外，主要的恐怕還是情感因素。為什么我們的文明不能是受外來文明影響而出現的甚至是外來的？為什么中國古代文明一定要土生土長、“自力更生”才能讓我們感到踏實快慰，得到心理上的滿足？為什么筆者提出“最早的中國”的出現不早于公元前2000年，就會使某些同胞感到不適甚至自尊心大大受挫？說到底恐怕還是一種文化不自信的表現。我關于夏文化的一句老話可能具有普適性：就現有材料而言，我們還不能輕易排除或否定任何一種假說提供的可能性（許宏：《最早的中國》，科學出版社，2009年）。蘇三女士作為中國學者，能夠在探究西方文化的基礎上從西方看東方，不是相當難能可貴的嗎？作為文化學者，自由思考，求真逐理，為什么不能被接受呢？這也就是我接受蘇三的思想基礎。

最后，我想談談對整體史或“大歷史”觀的呼吁。就人文學科而言，隨著信息爆炸和科研體制的束縛，研究者逐漸被拘束于狹窄的學科甚至具體研究方向內，“螺螄殼里做道場”，使我們的研究越來越具匠氣、越來越碎片化。陳寅恪先生在上世紀初就曾批評當時的中國學界道：“國人治學，罕具通識”（陳寅恪：《陳垣敦煌劫余錄序》，《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1本第2分，1930年）。即便在當下，這種狀況仍未能改變甚至還日趨嚴重。鑒于此，整體史意識和“大歷史”觀的確立，有助于消解“碎片化”傾向的負面影響，應是值得呼吁和提倡的（許宏：《蘋木留蔭 芳華沁人——緬懷徐蘋芳先生》,《文物》2011年第9期）。

在前文中我曾提及蘇三女士的研究可以歸于大歷史視角下的“全球史”。而“全球史的特點就是聯系，‘聯系’是最能體現全球史研究特色的一個詞匯。它既承認地區性和獨特性, 同時也能喚起人們對宏觀模式的關注”（Patrick Manning, Navigating World History: Historians Create a Global Past, New York : Palgrave MacMillan，2003.）。在上引書《全球史導航：歷史學家創造世界歷史》中，作者帕特里克·曼寧教授還指出，全球史學者應廣泛利用各種材料作為史料，也應不斷轉換于各種視角和思路之間。這雖然意味著我們需要不斷地重復研究，但也讓我們能更好地去核實一個結論，以免因為“近視”而得出膚淺、蒼白和片面的解釋……就培養一個世界公民的倫理意識而言，全球史的重要性也絕不亞于民族國家史……（它）讓我們轉變傳統的時間觀和空間觀的視角，值得我們在它的探索道路上不斷前行（田婧：《評曼寧<全球史導航>》，《全球史評論》第2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年）。我想，蘇三女士的《新文明簡史》已經在踐行這樣的理念，上述論述用于對這本書的評價，是不為過的。

蘇三女士的書中不乏前瞻性的研究，譬如她預見到基因學的發展，有可能給史前史的研究帶來革命性的沖擊，作者在書中對其做了充分的闡發。類似的前沿研究，可能暫時還未被學界和文化人所認可接受，我們對關于基因和神話對應關系的推測就抱持審慎的態度。“在大多數情況下，我們的解釋是無法被驗證的。當然，在考古遺存與民族志的和實驗的材料之間建立的聯系越多，解釋就越可信，通向古代的橋梁也就越堅固，反之則不然”（陳星燦：《公眾需要什么樣的考古學》，《讀書》1996年第12期）。一切的深入探索都有待于各學科材料間聯系的不斷增多。

今天或許不是評價蘇三女士研究的最好時機，但我們相信時間、歷史、學術是公正的，未來會給她的研究做出公正的評價。

還是用作者的一句話作為收束吧：

“在歷史領域里，其實每日都有創新與發現，只是缺乏創新的思維與眼光罷了”（《自序》）。

2013年7月17日于北京

許宏，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夏商 周研究室主任，二里頭隊隊長；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考古系教授。他長期致力于三代考古及公眾考古，最主要的著作成果有《先秦城市考古學研究》、《最早的中國》、《何以中國》等。

注：本文標題為古籍公眾號編者所加，原文為蘇三《新文明簡史》序《接受蘇三 檢點文明 省思自我》，古籍公眾號轉載不代表認同本文之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