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一”假期剛剛結束，假期總能激起人們對旅游的熱情，去感受不同地區的風土人情。而在現代全球化開始的一千年前，人們就開始了進入遙遠地區的冒險。許多偉大的故事和詩歌都是作家與異地相遇時產生的，旅行者也把他們自己的故事帶到異地。

原文作者｜[美]大衛·達姆羅什??

《駝峰間：旅行、探險與征服》，[美]大衛·達姆羅什、陳永國 主編，北京大學出版社2025年3月版。

早期游記是

觀察、傳言和虛構的結合

世界文學與人在世界中的旅游始終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許多偉大的故事和詩歌都是作家與異地的人們、異地的風俗、異地的歷史和異地的故事相遇時產生的。反過來，旅行者也把他們自己的故事帶到異地，或是由于在漫長旅途中尋求消遣，或是作為貿易買賣的對象。意大利作家伊塔洛·卡爾維諾在《看不見的城市》（1972）中妙筆生花，描述了這個過程。卡爾維諾的書基于本章所選的游記之一——《馬可·波羅行紀》。馬可·波羅是中世紀的一位威尼斯商人，廣游亞細亞，在忽必烈汗的宮廷里當過官，回國后寫出了這部著名游記。他也許夸大了他在帝國宮廷里的實際角色，聲稱是忽必烈汗的使節。卡爾維諾對波羅的歷史游記進行了后現代主義的改造，讓波羅訪問了中國周圍的城市，回到宮廷后向皇帝描述了一系列越來越離奇的城市，而皇帝所要了解的是一片碩大的、他本人無法全面看到的疆土。馬可·波羅描寫的首批城市是商業中心：

迎著西北風走上八十英里，你就會到達歐菲米亞，每年的冬夏至和春秋分，七個國家的商人都會聚集此地。載著生姜和棉花駛來的船只，揚帆而去時滿載的是開心果和罌粟籽，剛卸下肉豆蔻和葡萄干的商隊，又把一批批金色薄紗裝入行囊，準備回程上路。 （《看不見的城市》）

歐菲米亞（Euphemia）在希臘文中的意思是“講得好聽”，而在那里交換的最寶貴的東西不是商品，是故事：

到歐菲米亞來絕非只為做買賣，也為了入夜后圍著集市四周點起的篝火堆，坐在口袋或大桶上，或者躺在成沓的地毯上，聆聽旁人所說的詞語，諸如“狼”“妹妹”“隱蔽的寶藏”“戰斗”“疥癬”“情人”等，篝火旁的每個人都要講述一個關于狼、妹妹、隱蔽的寶藏、戰斗、疥癬和情人的故事。當你離開歐菲米亞這個每年冬夏至和春秋分都有人來交換記憶的城市時，你知道在歸程的漫漫旅途上，為了在駱駝峰間或平底帆船艙內的搖搖晃晃中保持清醒，你會再度翻出所有的記憶，那時你的狼會變成另一只狼，你的妹妹會成為另一個妹妹，你的戰斗也變成了另一場戰斗。 （《看不見的城市》）

本書核心是前現代時期旅行與講故事的交織，在現代全球化開始的一千年前，人們就開始進入遙遠地區的冒險。本書把幾部歷史游記和幾部虛構作品匯集在一起，如我們將看到的，“真實”和“虛構”這兩個范疇將在這些作品中繼續相互融合。這個時期最清醒的旅游者隨意講述最離奇的故事，并將其與對外國風俗的最入微的觀察并置起來。反過來，像莎士比亞、吳承恩和伏爾泰這樣的想象性作家也把去往遠方的旅行作為探討家鄉現實問題的方式，通過與異鄉風景構成對比來重新審視自己社會的風俗和關懷。

本書開篇是前現代時期三位最非凡的旅行家的游記：中國僧人玄奘（602—664）、威尼斯商人馬可·波羅（約1254—1324）和摩洛哥法學者伊本·白圖泰（1304—1368）。《大唐西域記》特別注意他途經亞細亞和印度時訪問的佛教社區。但是，除了提供不同國家佛教僧人的數量和佛像的大小外，他還描述了不同民族的穿著打扮和他們使用的各種硬幣。然而，他把非常準確的個人觀察與并不非常確定的細節結合起來。

《吾愛敦煌》（2023）劇照。

早期游記往往是密切觀察、可疑的傳言和完全虛構的結合，馬可·波羅和伊本·白圖泰的游記就屬于這類。馬可·波羅的敘述特別具有想象力，實際上是在一個叫比薩的魯斯蒂謙的人的幫助下寫成的，此人是一位虛構傳奇的作家，似乎把自己的一些故事放進馬可·波羅的游記里了。雖然該書今天以《馬可·波羅行紀》著稱，但最初用法文出版時卻用的是《世界上的奇跡》這個標題。本書收錄的各位旅行家都把他們聽到的或摘自他們訪問城市的“歷史記錄”的傳奇故事編進他們的游記，于是，他們的書就成了小規模的世界文學選集，是你現在所讀到這部選集的先驅。

在玄奘寫出《大唐西域記》的幾百年后，馬可·波羅和伊本·白圖泰甚至比那位勇敢的僧人走得更遠，然而，如玄奘一樣，他們走過的核心地帶是“絲綢之路”，從中國到亞細亞到地中海。顯然，這三位旅行家都去過烏茲別克斯坦古都撒馬爾罕，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將其列為“世界遺產”，稱其為“文化的交叉路口”。對于世界文學史來說，撒馬爾罕也許是西方人最先了解到中國造紙術的地方。

佛教為玄奘的旅行提供了一個社區鏈，對摩洛哥法學者伊本·白圖泰來說，他對伊斯蘭法律的精通給了他進入穆斯林法庭的門票，從波斯到印度北部，到錫蘭和馬爾代夫群島，他還做了幾年法官。馬可·波羅旅行的動機是純商業性的，但在去往中國的途中他對散居的基督教社區非常感興趣，并說忽必烈汗急于了解基督教。從這三部游記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世界性旅游和世界文學一樣，早就與世界宗教相得益彰。

游記開始成為

詩歌和宗教旅行的基礎

隨著游記成為既定的文學體裁，它開始成為詩歌和宗教旅行的基礎。這就是17世紀日本的大詩人松尾芭蕉寫詩體日記的兩大動機，他的《奧州小道》在本書前半部分的游記與后半部分純粹虛構的游記之間搭起了橋梁。《奧州小道》變換地使用詩歌和散文文體，描寫了朝向佛教頓悟的一次精神旅行，也深刻地思考了日本人和中國人去著名的“詩歌圣地”的朝圣傳統。芭蕉的創作過程就是旅行的過程：

于須賀川驛站訪等窮，留居四五日。主人首先問及“過白河關有何佳作？”答曰：“長途辛勞，身心疲憊，兼之耽迷景色，懷舊斷腸，未能走筆成章，難成妙思。然過關竟無一句，實為憾事。乃吟一句以就教。”

越過白河關，

踏入奧州路，

僻地插秧歌，

風流第一步。

芭蕉的詩是他個人對大地景物的深切回應，但這個回應也是通過一個社會關系網絡傳遞的。正是他的友人的友好詢問，才刺激詩人克服疲憊，把零散的思緒集結成詩，而這首詩反過來促成了他與同伴輪番合作的詩。在這個情節中如同在整個敘事中一樣，芭蕉內心充滿了“往事”，這不完全是他個人的往事，而是他在廟宇碑林中遇到的數百年的歷史，尤其是使他前往朝拜的著名圣地的數百年的詩歌史，正是唐代詩人使這些圣地名垂千古。對芭蕉來說，詩歌為曇花一現的世界提供了避難之所，旅行本身是塵世旅行者的家，他在《奧州小道》中開篇就說道：

日月乃百代之過客，周而復始之歲月亦為旅人也。浮舟生涯，牽馬終老，積日羈旅，漂泊為家。古人多死于旅次，余亦不知何年何月，心如輕風飄蕩之片云，誘發行旅之情思而不能自已。

與一千年前的玄奘幾乎一樣，芭蕉對他訪問過的人和地方都給予密切觀察和敘述，他的旅行便成了一種精神自律的模式。他的旅行對他獲得徹悟非常重要，就如同旅行后寫出的文本一樣——不是玄奘從印度帶回中國的梵語經文，而是芭蕉和同伴在沉思周圍景色時寫下的詩歌。

繼芭蕉對親身經歷和詩歌創造的卓越結合之后，本卷轉向純虛構的旅行和自我發現的作品。玄奘的《大唐西域記》已經是介于游記與虛構作品之間的一個文本了，數百年來激勵許多人寫出了純粹想象性的作品，最著名的就是吳承恩的小說《西游記》。玄奘敘事中已經出現的奇異因素在吳承恩喧鬧的冒險故事中得到了戲劇性的強化，掌握了法術的猴王孫悟空能在空中飛行，改變身體形狀，用毛發制造千軍萬馬；他施展超自然力保護三藏不受各種妖魔鬼怪的傷害。

《西游記》（2012）劇照。

使故事更具戲劇性的是，師徒幾人不僅在異國他鄉遇到妖魔鬼怪，而且在距離京城幾天的旅程之內就遇到了。然而，盡管表面上歡快輕松，該小說的基本世界觀卻浸透著深刻的佛教思想，觀音菩薩是整個故事的主宰，常常介入拯救三藏師徒。而且，故事中雖然有許多離奇因素和宗教的彼岸主題，但小說卻是極端現實主義的，在許多方面是務實的。吳承恩詳盡描寫了塵世的煩惱和旅途的艱難，而玉皇大帝的天庭則成為對人間政治的嚴厲諷刺。玉皇大帝的臣子們無法制服不受管束的孫悟空，就好像吳承恩時代的皇帝難以控制強勢的軍閥。甚至在小說的高潮，當三藏終成正果，佛陀本人允許他把經文帶回家鄉時，他的請求幾乎被拒絕，因為天上的官僚們都想從中獲得好處。

旅行者到美洲探險和

征服“新世界”的敘述

與吳承恩遠隔萬里、但在幾十年之后，威廉·莎士比亞也給遠處巫術魔幻之地的一次旅行賦予了政治內涵。《暴風雨》部分基于旅行者到美洲探險和征服“新世界”的敘述，莎士比亞講述一位被流放的意大利公爵普洛斯佩羅，他會魔法，因此征服了以前由一位巫師統治的一座島嶼，并收她的兒子卡利班為奴，“卡利班（Caliban）”這個名字派生于“食人魔（Cannibal）”一詞。該劇開始時，普洛斯佩羅發起一場暴風雨，令篡奪他位置的弟弟的船只遇難漂流到島上，他弟弟正與那不勒斯國王阿隆索去往北非參加阿隆索女兒的婚禮。在島上的精靈愛麗兒（他的法力不次于孫悟空）的幫助下，普洛斯佩羅奪回了領地，策劃把女兒米蘭達嫁給阿隆索的兒子腓迪南。

在這出傳奇劇中，歐洲的殖民政治給該劇的喜劇情節賦予了嚴肅的政治格調。當米蘭達第一次在遭遇災難的人中見到漂亮的腓迪南和其他人——除了年邁的父親和丑陋的卡利班外，這是她從小到大看到的第一批人時，她熱烈地驚呼：“啊，新奇的世界，竟有這么出色的人物！”父親卻并非如此激動：“對于你這是新奇的。”他淡淡地說。

莎士比亞要比吳承恩世俗得多，但他也把到遠方島嶼的航海旅行看作進行心理和道德啟蒙的機會。擺脫了家里的日常生活，擺脫了文藝復興時期的意大利臭名昭著的權力爭斗，劇中人物能夠獲得一種徹悟的自我認識。普洛斯佩羅的弟弟為他陰謀篡位而后悔；普洛斯佩羅本人也承認他由于研究魔法而忽略了治理米蘭城邦的政務，他決定燒掉那些魔法書，于未來好好管理城邦。腓迪南和米蘭達這對戀人學會了如何去愛，一個人物在劇終時說：在一次航程中，克拉莉貝爾在突尼斯找到她的丈夫；她的兄弟腓迪南又在他迷失的島上找到了一位妻子；普洛斯佩羅在一座荒島上收回了他的公國；而我們大家呢，在迷失了本性之后，重新找到了各人自己。

《暴風雨》也許是莎士比亞最后一部完整的劇作，不久他就退出倫敦戲劇界，回到了家鄉斯特拉福德，普洛斯佩羅在燒毀魔法書之前的告別詞常常被認為是莎士比亞本人的告別詞，總結了他作為劇作家的一生，也總結了整個詩歌傳統，這是對殖民征服和掠奪的帝國敘事的一種文明的重寫。

《暴風雨》（1979）劇照。

一個半世紀以后，偉大的啟蒙運動哲學家伏爾泰也派天真的主人公老實人進行一次環球旅行，在極端不穩定的世界上尋找穩定。雖然伏爾泰沒有刻意進行目擊式的現實主義描寫，但其快樂輕松的故事卻把真實生活的事件（如1755年里斯本的毀滅性地震）與明晃晃的離奇場景結合起來，包括到神秘的亞馬孫黃金國的旅行，那里寶石遍地，兒童拿寶石一起玩耍。

伏爾泰故事中的諷刺是直接針對基督教，針對德國哲學家萊布尼茨（1646—1716）的虔誠理論的，后者認為上帝已經把所有可能的世界中最好的世界給了人類。歐洲為伏爾泰提供了許多機會去揭示自然恣意的暴力以及所有宗教自尋的虛偽。但是，伏爾泰不滿足于僅僅用從德國到葡萄牙到君士坦丁堡的旅行來說明他的主題，還把老實人和居內貢派到南美。這一新的旅行使伏爾泰有機會揭露歐洲人對非白人的虐待，他筆下善良的食人族完全不同于莎士比亞筆下野蠻的卡利班，是具有較高的道德水準的異族人的典范。

老實人和居內貢在南美的旅行屢遭危險，唯一的例外是在黃金國的理性主義宮殿里受到的優待。但即使有那個魔幻般的烏托邦場所，伏爾泰也同樣犀利地描寫了殖民帝國主義的野蠻，如老實人到荷蘭殖民地蘇里南的旅行所示。他在那里了解到奴隸勞動的現狀：“我們在糖廠里給磨子碾去一個手指，他們就砍掉我們的手；要是想逃，就割下一條腿：這兩樁我都碰上了。我們付出了這代價，你們歐洲人才有糖吃。”

伏爾泰的杰作寫于現代的端倪，恰到好處地為本卷世界文學經典畫上了句號。

本文選自《駝峰間：旅行、探險與征服》，已獲得出版社授權刊發。原文作者：[美]大衛·達姆羅 什；摘編：何也；編輯：王銘博；校對：楊利。未經新京報書面授權不得轉載，歡迎轉發至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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