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許多學校開始推行“師生同考”。
要求教師要跟著學生們一起參加大大小小的模擬考試,成績和教學評價與職稱評定掛鉤。有學校是50歲以下都要強制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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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來說,所謂“師生同考”,是——
教師與學生同步踏入考場,在同一教室、同一時間、使用同一份試卷作答,分數(shù)與學生試卷同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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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此,有老師叫苦連天,上課考試分身乏術:
“我昨天剛和學生一個考場考了三模,那叫一個精疲力竭:早上七點上了五十分鐘早讀,緊接著兩節(jié)課,上完課又跑到高三樓參加150分鐘的考試...
而且成績還和本就不高的待遇、本就很難的職稱掛鉤,現(xiàn)在當老師實在是太難了。
累和難就算了,這分明是宣揚“分數(shù)至上”,強化應試導向,加劇教育的應試屬性。
不過,有不少家長學生支持“師生同考”,認為這樣能讓老師對考題更熟悉,進而能夠在講解題目時更有針對性。
雖然大家各有看法,不過“師生同考”已開始在各中學里流行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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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生同考,為啥開始流行?
師生同考,一部分來自學生和家長的支持。
支持師生同考的家長擔心,脫離實戰(zhàn)考場的教師,真的能精準把握命題趨勢和學生學習痛點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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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對很多家長來說,雖然自己不能清楚地了解老師的教學水平,但同考成績卻能直觀地反映老師對考點考情的了解程度,心里也會更有底。
許多學生對師生同考也抱著支持的態(tài)度,甚至有學生拍手稱快:
“ 我建議每個學校都要舉行哈,我嚴重懷疑高中時候的語文老師考不過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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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群體會有這樣的態(tài)度其實并不奇怪。
因為一個教師教學水平的高低,學生是最直接的檢驗人。
但大多數(shù)情況下,當教師教學能力較差時,學生是沒有辦法直接證明的,但師生同考成績卻能成為學生質(zhì)疑教師水平的有力證據(j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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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些學校看來,師生同考也是倒逼教師精進業(yè)務的手段,限時答題的壓力能暴露教師備課盲點,促使他們優(yōu)化教學方法。
一中學校長解釋道:
"教師走進考場,不是為了證明'比學生強',而是通過全真模擬,倒逼自己保持對知識的敬畏心、對教學的鉆研心。當我們與學生同頻感受考試壓力、同步經(jīng)歷思維過程,才能真正成為他們成長路上的'同行者'。"
部分教師也認可師生同考的好處,湖北某高中的物理組老師坦言:
"親自做題才發(fā)現(xiàn),某些自以為清晰的解題思路,在實際答題時可能存在思維斷層,這讓我意識到備課時要更注重學生的認知邏輯。"
該高中數(shù)學組李老師則表示,通過限時作答,深刻體會到時間分配對學生的影響,今后會在解題策略指導上更加精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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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生同考的流行,的確是多方追求的結果——家長渴望教師“懂考試”,學生期待教師“強過自己”,學校則試圖也用分數(shù)這一量化指標來衡量老師自身的教學水平。
然而,將考試分數(shù)這把標尺用在衡量教師的教育水平上,真的合理嗎?
2
師生同考,教師們有苦難言
在教育內(nèi)卷化的現(xiàn)實下,教師這份工作已經(jīng)變得不再純粹,教書反而成了副業(yè),很多教師在重重的壓力之下身心俱疲。
一些學校的師生同考范圍并不局限于老師帶的學科,而是和學生一樣的全科考試,這給許多老師帶來了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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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準備同考,許多老師不得不擠出更多時間刷題,本就不多的休息時間再度被壓縮,月假成了唯一的盼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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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身體上的勞累,師生同考還給部分老師造成了極大的焦慮,擔心考不好被約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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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年紀較大的教師,更是力不從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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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教師們的壓力源,遠不止于師生同考。教師群體的困境已不再是隱秘的傷口。
一份《關于教師工作狀況的問卷調(diào)查》結果顯示,約83.8%的中小學老師,工作日每天工作時長超8小時;其中32.72%的受訪者工作時長在10小時以上。
而擠占教師們最多時間的,并非是上課,而是名目繁多的類似師生同考的“非教學負擔”。
一項對55萬名教師的調(diào)查顯示,除日常教學外,教師平均每周需花費12小時應付各類檢查、評比和材料撰寫;寒暑假被值班、培訓、家訪填滿,實際休息時間不足正常假期的三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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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教師自嘲:“教書成了副業(yè)。”
教育部也注意到這個現(xiàn)象,還成立調(diào)研小組,先后分赴東、中、西部9省18市 ,發(fā)現(xiàn)教師特別是中小學教師的額外工作負擔確實過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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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就印發(fā)了文件(《關于減輕中小學教師負擔 進一步營造教育教學良好環(huán)境的若干意見》),要求為中小學教師減負。
然而,這次的教師減負行動落實情況各地區(qū)別很大。
“雙減”政策之后,各地的學校紛紛出臺措施,要求教學上減負提質(zhì),同時還要為學生提供課后服務、延時服務,老師:減負減了個寂寞。
現(xiàn)在多地實行的師生同考,更讓教師的困境雪上加霜,本該用于備課、教研的時間,被迫消耗在刷題應試上。
最終,老師和學生一起被丟上考試的流水線上“苦熬”,老師的教學也不可避免地強化了刷題導向,加劇了應試的軍備競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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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會做題≠懂教學。
教師的專業(yè)價值,在于將知識轉化為滋養(yǎng)學生的養(yǎng)分,而非與學生在考場上爭高下。
一位資深語文教師表示:
“我們主動做題,是為摸清學生的思維盲點,但師生同考逼我們與年輕人比拼手速和記憶力。”
老師不是不要做題,而是沒必要和學生比拼做題。
這種本末倒置的評價機制,讓無數(shù)一線教師的專業(yè)性,在標準化試卷前變成了笑話。
3
師生同考該去向何方?
推行師生同考的結果,不該是讓教師疲于應試、學生困于題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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盲目推行師生同考不可取
不可否認的是,師生同考在當下的應試教育環(huán)境下的確有好處。
對于高中,做題能力是教師的一項基本功。和學生在規(guī)定的時間做一套題,在有限的時間里調(diào)動所有的知識儲備去攻克習題,學生們遇上的坑自己也會遇上,與學生感同身受,講題的時候也會增強針對性。
當學校只是把師生同考當作提升教師業(yè)務水平的一種手段,不納入評價體系時,還尚可。
然而,某些學校將師生同考分數(shù)與教師評優(yōu)、職稱晉升掛鉤時,這場考試便不再是“練兵”,而成了讓老師心神不寧的“達摩克里斯之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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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為了提升同考成績,老師們必然需要挪出更多時間來備考,那么教學相關的精力能否得到保障就難說了。
而更重要的是,這種評價方式的荒謬性,還在于它用“做題能力”替代了“育人能力”。
而一個好老師是否是好老師,不是由老師會不會做題決定,而是由育人水平?jīng)Q定。
學校為了追求“師生同考”的漂亮數(shù)據(jù),反而忽略了教師的育人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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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xiàn)實中真正令人一生難忘的好老師,其實都更擅于“育人”。
這些老師敢撕掉標準答案,給青春期的孩子講講生命的困惑;能頂著進度壓力,帶著學生去操場瘋一節(jié)課;會為了某個突然開竅的眼神,而內(nèi)心暗自狂喜。
這些“拋開成績”的瞬間,才是教育真正發(fā)生的地方。
NO.2
師生同考到底該怎么進行?
目前各方對師生同考的爭議,實際上是在教學目標和對老師的期待上還有分歧。
家長期待老師能發(fā)現(xiàn)學生考試中遇到的問題,提高孩子的成績;
學校期待老師能全方位管理好學生,提升教學水平;
學生希望老師有過硬的本事,至少得“強過自己”;
但對于教師自己而言,他們只想好好上課、專心教書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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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各方的期待都有合理之處,但必須重申的是,教師的核心價值在于育人——激發(fā)學生思維、培養(yǎng)健全人格,而非與學生在考場上比拼解題速度。
因此,取消非教學攤派,讓教師回歸講臺、尊重教師職業(yè)的育人屬性,允許老教師“傳幫帶”,而非“與少年拼速度”才是師生同考最好的方向。
像芬蘭教師無硬性考核,卻憑專業(yè)自主權蟬聯(lián)全球教育榜首。
而芬蘭教育的成功,源于對教師專業(yè)性的絕對信任與社會共識。
芬蘭教師擁有高度的教學自主權,教師可自主設計課程、選擇教材,甚至決定教學進度。在自身能力的進修方面,則是政府提供資源支持教師持續(xù)進修,而非以考試倒逼內(nèi)卷。
芬蘭教育部官員表示:
“我們對教師和學校的工作抱以完全的信任。我們相信他們可以提供高質(zhì)量的教育。如果一個社會對自己教師連最基本信任都沒有,那還談什么教育呢?”
反觀我們的教育體系,若想跳出老師被逼著和學生一起內(nèi)卷的怪圈,不妨——多給老師一些信任、時間和自主權。
教育的答案,不在同一張試卷上 。
“師生同考”的爭議,暴露的不僅是教育評價體系的扭曲,更是對教師專業(yè)價值的誤讀。
教育不是讓教師證明自己比學生“更強”,而是讓每一代人站在前人的肩膀上,看得更遠。
參考資料:
[1]王開東-荒謬的“師生同考”……
[2]維新說-“師生同考”很扎心,老師的感受根本不重要
[4]三聯(lián)生活周刊-從教40年老校長口述:教師負擔越減越重,最讓我感到悲哀的兩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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