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種古漢字，被稱作“籀文”。

《說文·敘》：“蓋文字者，經藝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識古。故曰，本立而道生，知天下之至嘖，而不可亂也。今敘篆文，合以古籀。”

許慎說，他在《說文》書中講解的小篆，與“古文”和“籀文”是一脈相承的。

何為古文？

許慎說：“至孔子書六經、左丘明述春秋傳，皆以古文。”——“古文”，當為東周文字。

什么是“籀文”？

《說文·敘》說：“及（周）宣王大史籀著大篆十五篇，與古文或異。”

許慎這個說法，來自《漢書·藝文志》。

《漢書·藝文志》著錄《史籀》十五篇。班固自注：“周宣王太史作大篆十五篇”。又：“《史籀篇》者，周時史官教學童書也”。

古時，“大”“太”通，“大史”即“太史”。

《藝文志》，班固增刪劉歆《七韻》而成。劉歆又承繼其父劉向之學——所以，班固和劉門弟子許慎所云，皆來自劉氏。

遂可知，“籀文”，是指來自《史籀篇》的字形字體。

又可知，“籀文”，因“史籀”所書而得名。

還可知，“籀文”，相對于“小篆”來說，又稱“大篆”。

“史籀”是誰？

段玉裁《說文解字注》：“大史，官名。籀，人名也。省言之，曰史籀。”

又：“記傳中，凡史官多言史某。而應劭、張懷瓘、顏師古及《封演聞見記》、郭忠恕《漢簡》引《說文》皆作大史史籀。或疑大史而史姓，恐未足據。”

段氏所言頗是。

好在，周宣王世有青銅鼎銘文拓本留世。其鼎被名為“走+馬”，這個字打不出來了。

其鼎銘文九十七字，其曰：“隹（惟）十又九年四月即望辛卯，王在周康昭宮……史留受王命書”云云。

《漢書·古今人表》亦載有“史留”之人。

關于“史留”，王先謙《漢書補注》考證：“翟云升曰：‘（史留）即史寥，見《秦紀》。留、寥音同。’周壽昌曰：‘即史籀也。《藝文志》周宣王太史籀。之為留，古字通省耳。’先謙曰：周說近之”。

唐蘭也考證認為，“史留”即周宣王之太史籀。

“籀文”究竟“長”什么樣？

上鼎所謂“史留”，確為史官，若即“史籀”，其“史留受王命書”恰與史載“周宣王太史作大篆十五篇”相合。

至于此鼎銘文是否出于史籀之手，實難稽考。然而，銘文九十七字風格獨享、雋秀典雅，可以確認是為傳于后世“籀文”之源。（見題圖）

班固《藝文志》說：“（史籀篇）建武時亡六篇矣”。

東漢光武之建武年間，《史籀篇》十五篇中，尚有九篇存于世。

許慎《說文》中，收錄標注“籀文”者，共二百二十五字。

“籀文”當為西周文字。

“籀文”一名，出于漢代無疑——大約與古文經學和今文經學的爭論有關——今文經學以漢隸記錄口授經文，不及其他；古文經學則主張“復古”，解釋先秦文字記錄之經，許慎的《說文》便因此應運而生。

先秦文字中，有孔壁之書的“古文”；還有更早的文字，這就是所謂《史籀篇》的字形字體，于是便名為“籀文”。

乾嘉學派之后，文字學興盛。清末吳大澂、陳介祺等在《說文古籀補》《說文古籀補·敘》中，認為“籀文”是較晚近的文字而非“大篆”，“石鼓文”才是。

不久后，王國維于《史籀篇疏證》《戰國時秦用籀文六國用古文說》中，認為“籀文”多與已發現的秦國文字相同，因此，《史籀篇》應是“春秋戰國之間秦人作之以教學童之書”。王氏懷疑，“史籀”非人名，“籀書”乃教人“讀書”之意。

但有若干學者，如張光裕、裘錫圭等等，以更深入的研究，證明“籀文”并非秦國獨用文字，“《史籀篇》不會是秦人所作的專用于秦地的字書”。

更多學者印證，“籀文”，是介于甲骨文、西周金文和小篆之間的西周文字。

同時，其與春秋戰國的秦以外其他諸侯國的文字，亦同屬一源，且更古早。（見圖）

《說文解字·敘》說：孔子即沒，“其后諸侯力政，不統于王，惡禮樂之害也，而皆去其典籍。分為七國，田疇異畮，車涂異軌，律令異法，衣冠異制，言語異聲，文字異形。秦始皇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罷其不與秦文合者。斯作《倉頡篇》，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太史令胡母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所謂小篆者也。”

秦曾孤居西隅，很受中原諸侯鄙夷，與他國交往少也就少受六國文化影響。等等這些，的確使之更多保留了西周“籀書”文字的使用，僅此而已。

所以，李斯等奉敕“書同文”時，“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所謂小篆者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