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文藝創作表現出十分活躍的態勢。首先是隨著技術手段的進步，出現了許多新的藝術樣式。一些已有的樣式也由于技術的進步在藝術表現力方面出現了新氣象。如科幻電影《流浪地球》，動畫電影《哪吒之魔童鬧海》《長安三萬里》等。其次是創作手法進一步豐富。在注重傳統手法的同時，借鑒現代手法，特別是注重表現人物的內在精神世界，使形象的立體感、厚重度得到了強化。如小說《千里江山圖》《本巴》《雪山大地》等，戲劇《五星出東方》《遠方的拉薩河》《右玉》等，電影《長津湖》《我們一起搖太陽》等，電視劇《覺醒年代》《跨過鴨綠江》《我的阿勒泰》《繁花》等，都有新的探索。再次是藝術的想象力得到強化。由繁而簡，由簡而繁，虛實相間，內外相融，強調表達現實精神的“非現實”性，注重想象力對作品結構與表達的意義，表現出中國文藝的新境界。

在眾多的作品當中，有一類可歸之為“主題創作”，就是在題材選擇當中有意或無意地與當下社會關注的重要現象緊密結合起來，具有比較突出的現實意味。如革命歷史題材創作、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創作、弘揚優秀傳統文化的創作、生態文明建設的創作，以及重點工程、重大事件的創作等等。這一類作品的數量比較大，參與者比較多，是中國文藝發展進步的重要方陣，表現出強烈的現實精神與藝術責任感。但是，也存在若干需要改進的問題。大致來說就是要進一步回歸于藝術。

一般來說，這類作品與現實聯系比較密切，容易獲得地方機構的重視。但是一些決策者也好，創作者也好，往往拘泥于具體表現本地的某一工作成效，或者宣傳本地的某種文化特色，意識不到文藝創作的特殊性，習慣于從本地工作成效出發，強調真實的人物、真實的事件、真實的過程，忽略或漠視藝術創作需要的虛構、想象、典型化、抒情化，把藝術創作等同于新聞報道、工作總結，弱化或損害了作品的感染力。

就創作者而言，也存在著許多需要注意的問題。比較突出的是片面強調“藝術性”，忽略或漠視有關題材最具現實意義與文化品格的內容；在藝術虛構上與現實生活距離過遠，把真實的事情表現得不可信、不真實；在表現手法上看似創新卻落入窠臼，注重外在附屬形態的使用，如繁雜的舞美、技術至上，不注重內在精神世界的揭示。一些藝術家對別人的意見、建議呈抵觸之態，不能正確地考慮、吸納。這些看似“藝術”的行為恰恰違背了藝術的本質，走向了另一種片面。

主題創作在現實中有很多成功的范例。如長篇小說《千里江山圖》，表現大革命時期上海地下黨建立代號為“千里江山圖”的交通線，以掩護中央機關的戰略轉移。按照一般的寫法，應該是交代清楚任務，強調其重要性，以及完成轉移的光榮感。但作者卻另辟蹊徑，“異想天開”，設計了一個“不知道”的結構模式——不知道誰是參與這一工作的同志，不知道誰是這項工作的負責人，不知道要轉移誰，也不知道要轉移到什么地方，如何轉移。這么多的“不知道”雖然也符合地下工作的特殊性，但對敘述而言卻是巨大的挑戰——正是在這諸多的“不知道”中小說顯得撲朔迷離，表現出更多的可能性，也因此增強了作品的吸引力。應該說，《千里江山圖》在小說的結構與敘事方面有突出的創新，豐富了中國當代小說的表現手法。也正是由此提升了中國小說的藝術品格。

孫甘露著《千里江山圖》

與此相關的另一個問題是，創作是從現實中的概念出發，還是從生活中的形象出發？這對主題創作而言是極為關鍵的。文藝創作肯定不能脫離現實，應該有現實精神、現實意義。但在表現現實的時候，是表現現實中抽象的概念還是塑造現實中生動的形象？這是完全不同的。從概念出發就要證明并得出明確的結論。其思維方式是以邏輯論證為主的。作者將努力羅列事實以證明概念的正確性。而從形象出發則是以刻畫人物為出發點。其思維方式是以情感感悟為主的。作者將通過描寫人物的性格與細節、心理，以及由此表現出來的價值觀、情感狀態來觸動欣賞者，讓欣賞者在人物具體的、富有個性意義的行為中接受某種價值的影響。這種表現很可能并沒有直接點明結論，卻會使欣賞者領悟其中的價值選擇。這二者之間是有很大區別的。

從形象出發，最重要的是要從人物的性格出發，以塑造出個性鮮明、活色生香的典型形象。諸如《跨過鴨綠江》這樣的作品，僅僅會編故事是不行的，還需要有戰爭狀態的感覺，需要對戰爭發生及其結果整個過程的深入了解，以及對戰爭發生地人文地理與歷史現實的深入了解與把握，并在此基礎上塑造性格不同的人物形象。如志愿軍總司令彭德懷與“聯合國軍”總指揮李奇微就是非常不同的兩個人物。編導在揭示二者個性的差異之中表現出了歷史的必然性。

在很多情況下，為了趕節點，完成任務，創作者雖然也做了點采風的工作，但基本上是走馬觀花、蜻蜓點水，沒有深入的體驗。有的連基本情況都沒有弄清楚，更不用說對當地的歷史文化、現實狀態、民俗風情、人物個性的體察了。這自然就是隔著靴子撓癢癢，抓不到癢處，是一種似是而非、知而不察的了解。寫脫貧攻堅，卻不知道第一書記是什么意思，什么職責；寫地下工作，卻不了解地下工作者的生活細節；寫重點工程，卻不知道其對經濟社會發展的意義，不知道其中的技術細節。事情說完了，仿佛聽了一場語焉不詳的報告。

與此相關的另一個問題是，文藝創作并不僅僅是一種藝術表達，同時也是一種“學識”表達。這種所謂的“學識”就是要了解更多的相關知識，在此基礎之上形成對描寫對象的“認知”——把“學”轉化為“識”，并進行形象性的描寫，完成具有歷史文化意義的思想呈現。如果《紅樓夢》沒有描寫賈府中人怎么吃飯，怎么過節，怎么看病，怎么交往，《紅樓夢》也就不存在了。套用魯迅先生的說法，在《紅樓夢》里，醫生可以知道看病的藥方，廚師可以知道做菜的菜單，民俗家能夠發現民情，而社會活動家會在書中研究出當時的人倫現象與社會演變。正是這些看似與“主題”關系不大的東西使作品的文化品格得到了提升，亦使作品的吸引力得到了增強。而作品中的價值傾向也在這樣的描寫中不知不覺地表現了出來。所以，要寫好作品必須深入地了解與“主題”相關的林林總總——大到歷史背景、政策決策，小到衣著飲食、舉手投足，都要爛熟于心，了如指掌，才能運用自如，恰到好處。

作者：杜學文，中國文藝評論家協會理事，山西省文藝評論家協會主席

來源：中國文藝評論家協會“藝見”專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