歲月匆匆。轉眼間，我和劉濤博士相識已近二十年。他研究生畢業留校后，我們不僅在現代文學教研室做同事，不久又住到了一個家屬院做鄰居，碰面的時間很多。我們的年齡相差很大，照通常的說法，該有“代溝”了，可實際上卻相處融洽。互相之間，有真誠的鼓勵，友善的提醒，比較默契的配合。

當然，這里說的“互相之間”，主要指的是平時劉濤對我的支持照顧。比如說，專業要開學術研討會，前些年我還參與任務分配，知道劉濤做事沉穩，不挑不揀，就總是把那些繁瑣的具體事兒分派到他頭上。到會議結束總結工作的時候，協助他辦事的研究生，都能夠隨口說出幾件劉濤老師辦事認真，讓他們感動的事兒。這時候，劉濤卻總是低聲辯解：“這些小事不值得提，不說了……”分明是別人表揚他，他卻像受了責備一樣流露出了不自在的表情。再比如，我平時多在寓所上課、備課，到文學院信箱里取郵件不經常。有時樓門鈴響了，傳來的是劉濤的聲音：“我是劉濤，把郵件捎回來了。”聽到聲音，我忙把樓門打開，邊下樓邊和他寒暄，兩個人往往在樓梯的中間碰面。我邀他上樓坐坐，多數的時候他都婉拒：“不打擾了，我沒有別的事兒。”我也沒再挽留他。他下樓的腳步聲漸漸低下來了，停留在我心頭的卻是些許暖意。

但有的時候，劉濤也會主動陪我上樓。《師陀全集》出版后，劉濤知道我準備編《〈師陀全集〉補遺》。有一天上樓后，他興奮地說：“我在一個目錄上看到，師陀抗戰時期還在四川的刊物上發表過文章，不知道收錄了沒有？”當我告訴他，上個月我在重慶參加抗戰文學研討會，委托重慶圖書館的朋友，已經復印了師陀的這些佚文。劉濤聽到后微微點頭，如釋重負一樣感到了滿足。劉濤也了解我對地方文學史料感興趣。一天，劉濤在電話里通報，他在舊書攤上淘到了一本民國時期的河南革命文藝史料選，問我是否讀過。當我回答沒有看見過這本書時，他放下電話，逕直把書送來，要我過目。我和他一起分享了淘寶帶來的樂趣。

前幾天，劉濤送來這部書稿，邀我作序。望著擺在桌上厚厚的書稿，我的思緒翻騰難平。交往中的一些記憶碎片，竟不知不覺地涌現了出來。閱讀書稿帶來的新鮮感受，和這些記憶碎片雜糅在一起，難解難分。漸漸地，我對劉濤學術個性的認識也變得清晰起來。自己心里默念著：劉濤，這是一位為人低調，對人誠懇，外柔內秀的青年學人！外柔內秀，說的既是他的性格氣質，也是指他的人品學品。劉濤平時默言寡語，絕不屬于那種雷厲風行，呼風喚雨類型的人物，但他自有其優長。辦事做學問，他總能沉得住氣，不慌不忙，腳踏實地，一步步地走。在我看來，這部輯佚著作，就是他學術性格的詮釋。

首先引起我注意的，是劉濤輯佚視角的選擇。三十多年來，現代文學史料研究在學術界獲得了前所未有的重視，對作家作品的輯佚蔚然成風。《新青年》、《小說月報》、《現代》、《新月》、《大公報》文藝副刊等的輯佚研究，已經呈現出過分擁擠的態勢。劉濤審時度勢，他沒有再往那些人多的領域湊熱鬧，而是別開新路，把目光投向了至今仍然被遮蔽、被忽視的報刊中，去耐心地進行打撈。本書所涉的四類刊物、報紙，是劉濤首選的輯佚對象。

第一類屬于綜合性的刊物、報紙。如北平《世界日報》的副刊《明珠》、《教育界》、《婦女界》，天津的《每月科學畫報》、《海風雜志》，上海的《文化生活》、《世界知識》、上海《中外影訊》、《兒童世界》、《明社消息》（不定期），漢口的《世界展望》，成都的《時代電影》，香港的《大風》等。像文學報刊一樣，綜合性的文化報刊，同樣是現代文學作品生產的重要載體。劉濤所關注的這些報刊，或其壽命較短，或發行區域有限，流傳不廣，未被更多的研究者所涉及，而劉濤卻從中發掘出了老舍、周作人、胡風、曹禺、郭沫若等一批作家的重要佚文。這對研究的開展無疑將發揮積極的作用。

第二類是國民黨所辦，或受其影響的報紙、刊物，如《中央日報·文學周刊》、《中央周刊》、《文化先鋒》、抗戰時期的《東南半月刊》，以及稍后由國民黨戰地宣傳辦事處編的《建國青年》等。受二元對立意識的局限，較長一段時間內，人們更多留意的是這些報刊的政治傾向性，而往往忽略了在特定環境下報刊存在形態的復雜性，以及多種因素所構成的刊物對作家作品選擇的多樣性、靈活性。劉濤研究視域的開放，使他得到了沉甸甸的收獲。《中央周刊》（1947年第9卷第23期）所刊曹禺佚文《今日美國的影劇》、北平《世界日報》所刊冰心在巴黎的演講，《東南半月刊》（1942）、《建國月刊》（1946）所刊多篇冰心的詩文，都是在劉濤披露后才進入人們的研究視野的。

即使對于抗戰時期淪陷區的一些報刊，劉濤同樣也采取分析的態度。如汪偽政權創辦的《中央導報》、《新流》、《真知學報》、《中大周刊》、《藝文雜志》，劉濤在對周作人的文章的版本考核時，也做到了為我所用。史實告訴我們，整個滄陷區的文學刊物、文化刊物，存在的形態極為錯綜復雜。淪陷區文學研究者徐迺翔、黃萬華就提醒人們：淪陷區作家同各種背景復雜的刊物發生關系，本身有著復雜的情形。助紂為虐者有之，但或奉命而行，或受自己的民族意識驅使，利用背景復雜的報刊來求得進步文學的生存者，也大有人在。今天我們在實事求是剖析其當時的社會關系的同時，也仍有可能，且有必要從文學范疇來認定他們的得失。（《中國抗戰時期淪陷區文學史》前言）。看得出，劉濤對此類期刊的研究，有著如徐迺翔等人清醒的理論自覺。

第三類是關注在國民黨統治區艱難生長的左翼刊物，以及某些戰時刊物。左翼刊物中，如三十年代的《現代文化》、《文藝大路》、《改造》、《大眾文化》、《青年大眾》以及抗日戰爭時期及抗戰勝利后重慶的《文學月報》、《民主世界》、《現代婦女》，昆明的《民主周刊》，上海的《中建》，都屬于劉濤博搜的范圍。劉濤輯佚的戰時刊物，有1937年上海出版《世界知識·婦女生活·中華公論·國民月刊戰時聯合旬刊》等。據劉濤介紹，《胡風全集》出版后，他在一些刊物（多為左翼刊物）中就發現“胡風佚文、佚詩二十余篇”。劉濤強調，胡風的文藝理論與批評文章特別具有重要史料價值。如胡風的《中國文化之路》，探討抗戰勝利后中國的文化建設問題，提出中國文化要豐富三種精神，即求真精神、批判精神、人道精神，對研究胡風的文化思想特別具有意義。《馮雪峰文集》出版后，劉濤也先后發現馮雪峰散佚詩文9篇。署名畫室的《關于寫作》，劉濤認為，“主要觀點可以看作是對胡風主觀戰斗精神的有意呼應與修正。”他把兩位左翼文學理論家的文學思想聯系在一起進行評論，實為一語中的之論。

第四類是學生刊物和地方小刊以及宗教刊物。學生刊物中有《中國學生》、《光華年刊》、《光華附中半月刊》等。本書所涉地方小刊有《西湖文苑》、《江西地方教育》等。劉濤發現的《河南中華圣公會會刊》（第5卷第5期），使他進一步感受到了老舍深沉的憂患意識和熱烈的救世情懷，為人們“理解老舍的小說創作打開了一扇窗戶”。劉濤同時感受到，《中國學生》、《光華年刊》、《光華附中半月刊》所刊穆時英的四篇佚文，更是穆時英在光華大學時期寫作生涯的開始與奠基，在穆時英整個并不算長的文學生涯中占有相當重要的位置。

陳平原在《文學史家的報刊研究——以北大諸君的學術思路為中心》中，曾經談到錢理群走出書齋浸泡在舊期刊室的一段自述：每回埋頭于舊報刊的塵灰里時，就仿佛步入當年的情景之中，并常為此而興奮不已。對于史學家來說，理論框架可以改變，但借助某種手段而“觸摸歷史”，盡可能進入當時的規定情景與歷史氛圍，卻是必不可少的“起步”。劉濤的《后記》也介紹過自己類似的經驗。稍有不同的是，劉濤浸泡在舊期刊中，格外注目的是上述四類報刊，對這些報刊的博搜精考。劉濤輯佚視角的轉移，背后有著文學觀念的變化，思維方式的更新。抱著對歷史的同情，對現代文學產生語境的深切理解，劉濤拒絕非此即彼的價值判斷，而采用寬容、對話的心態和立場，細致地辨析、識別研究對象，從而帶來輯佚的新發現，并把輯佚不斷引向深入。

當然，輯佚無止境，但輯佚也總有限度，關鍵在于眼光。除了少數大作家的巨細史料需要精心打撈外，時間的殘酷選擇自有其合理性。輯佚者對此當然也應有必要的清醒。

其次，本書的另一個亮點，是由輯佚走向闡釋的理性選擇。輯佚是闡釋的前提和基礎，卻不是終極目的。劉濤的輯佚文章題目中，有時出現“小議”、“重讀”字樣，還多用“輯說”兩字。如《穆時英佚文輯說》、《馮雪峰散佚詩文輯說》等。照我的理解，劉濤偏愛的“輯說”中的“輯”就是輯佚；“說”就是講道理，闡釋。輯說就是追求在輯佚基礎上對闡釋的強調。《為藝術形式申辯——穆時英的兩篇文學評論小議》已不再是單純的史料輯佚，而是在史料鉤沉基礎上的“小議”。劉濤認為，穆時英刊于1935年《中央日報·文學周刊》上的《內容與形式》、《戴望舒簡論》，寫作動因并非是對純粹的理論問題感興趣，而和他與當時左翼電影界的爭論有關。在厘清了三十年代歷史語境下爭論的來龍去脈后，劉濤作出了這樣的判斷：“穆時英對‘形式主義’的維護，把作品的形式要素提升到文學創作的首要位置，把形式作為文學藝術的本質特征，作為區分文學與非文學的分界線，可以看出，他對形式與內容的看法，對形式的維護，對所謂‘機械論的文學觀’的批判，其矛頭不僅指向左翼電影界，而且指向了整個左翼文學陣營，指向了左翼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文學觀。”這篇文章史實梳理清晰，文字不溫不火，辯析有理有據，自是輯佚與考辯、闡釋融合的一例。我還認為，《詩人的另一面——由五首佚詩重讀臧克家》則是一篇可能部分改變對臧克家文學史敘述的力作。劉濤斷定，臧克家被遮蔽的五首佚詩中，對個體主觀消極情愫的表現，視藝術為宗教的藝術至上觀，展現了詩人的另一面，有助于加深對詩人復雜性的認識。這一建筑在佚詩基礎上的闡釋，具有不可辯駁的理論力量。《老舍的基督教信仰與救世觀及其他》一文，在辨析史料基礎上對老舍的基督教思想與他創作關系的論述，同樣能給讀者帶來別樣的啟示。

親手觸摸原始史料，無疑會增強青年學者的學術勇氣。劉濤的《周作人講演〈人的文學之根源〉的版本問題》，對1943年4月周作人在南京偽中央大學的講演《人的文學之根源》的多個版本，進行了認真的對勘。他認為，新發現的《中大周刊》才是周作人講演的原始版本，而現在通行的《藝文雜志》本則是經過作者修改與潤飾后形成的。劉濤說：“1943年4月13日，周作人在南京偽中央大學作題為《人的文學之根源》的講演，內容刊于1943年5月3日《中大周刊》第97期，又刊于1943年6月南京《真知學報》第3卷第2期，周作人后來又把這次講演更名為《中國文學上的兩種思想》，發表于1945年7月《藝文雜志》第1卷第1期。”據此，劉濤認為，錢理群的《周作人傳》對周作人講演的“敘述大致正確，但在史實的處理上小有失誤”。止庵編《周作人講演集》采用的是《藝文雜志》本，《藝文雜志》本的流行，使一般研究者“誤以為它是周氏講演的最初版本”。為此，劉濤在公布了《中大周刊》原始版本后說：“《中大》本作為原始版本，與《藝文》本相比，更接近周氏講演的原貌。后者經過作者本人的修改與潤飾，已經喪失了講演的口吻和風格”，“研究者在研究周氏這次講演時，不但要了解當前通行的《藝文》本，還要熟悉《中大》本。只有這樣，才能從文獻層面，接近周氏這次講演的原始面貌。”劉濤提出的看法切實中肯，值得研究者尊重。

史料輯佚是人所共知的苦差事。劉濤《后記》中所述他的幾十本筆記的獲取歷程就是證明，但輯佚卻也是進入學術必不可少的修煉。當然，真正的修煉者也總會享受到只有修煉才能帶來的快樂。如陳子善發現史料的“愉悅”，解志熙“不期而遇”的驚喜，王風看縮微膠卷搖閱器讀搖得“手酸目倦”之后終于“逮著”史料的心滿意足，等等，這些對輯佚詩意的描述無論怎樣令人向往，可這一切，也還只是研究的第一步。魯迅以數十年之力對古小說鉤沉、輯佚，終于有《中國小說史略》的問世；胡適經過歷年對傳統文學多方面的考察之后，1917年才發出了《文學改良芻議》的新聲。劉濤的這部著作，雖然是他在史料研究上邁出的堅實的一步，可眼前的路依然漫長。做人低調、厚積薄發的劉濤，在輯佚過程中始終保持著的別開生面的大視野，在史料基礎上不斷錘煉的敢為人先的闡釋精神，這正是一位研究者走向學術成熟的真正契機。亦師亦友，我對劉濤的學術前景充滿著由衷的期待。

筆者曾有小文《刊海淘金的一點追憶》，為《現代作家佚文考信錄》而寫，這是筆者鉤沉現代文學史料的第一本小書。自那后，又陸陸續續寫了一些文字，結集就是現在這本《民國報紙副刊與作家佚文輯考》。在本書后記里，延續之前文章，對自己史料追尋路上“發現的愉悅”，作一點追憶。

搞史料，與搞理論不同，最忌閉門造車、天馬行空。作為研究者，自己擁有的資料畢竟有限，民國的原始報刊更不可得，于是，只好泡圖書館，先泡復旦圖書館，后泡上海圖書館和國家圖書館。自忖非過分偷懶之人，但天性愚鈍，所得委實有限，只有薄薄一本《現代作家佚文考信錄》。而且，由于水平所限導致史料運用上的粗疏，還引發一位新銳研究者批評與指責。

記得最后一次泡上海圖書館是2009年3月，距今已過11個年頭。曾在上圖民國文獻室碰到的欽鴻先生，已于2015年去世，憶之如在夢中。我與先生并無任何交往和私誼，但出于對他學問的敬佩與尊重，購藏過他的系列專著，拜讀過他的文章，自認感情和心靈上與他是息息相通的。

從2008年開始，查資料的陣地逐漸轉移到北京國家圖書館新館。這是因為研究的對象變了，由民國期刊轉為民國報紙，而國內民國報紙的縮微文獻，收藏最富的莫過國家圖書館新館。國家圖書館的縮微文獻閱覽室，位于圖書館南區四樓，用于瀏覽縮微膠片的閱讀器比上圖多，沒有眾人一擁而入，搶占閱讀機位的現象。閱覽室周日至周五開館，周六休息。每天上午九點開館，下午五點閉館。中午十二點之后，工作人員輪崗上班，所以，正常的午休時間，在這里照常可以借閱。2008年之后，在課少或無課的學期，或者假期，我總會抽出一段時間，到北京，找個地方住下，然后每天到與紫竹院公園一墻之隔的國家圖書館南區四樓縮微文獻閱覽室，去搖閱讀器。由于對民國報紙的興趣，由于這段時期研究課題的限定，每年到國家圖書館看民國報紙，似乎成為一種儀式，有了點象征和必不可少的意味。

筆者的第一本史料研究小書是業師劉增杰先生作的序，序中他特意強調了史料研究者發現的快樂。機遇對人是公平的。史料研究者經歷過百轉千回的長途跋涉，才能獲得不期而遇的發現愉悅。純粹的史料研究者，依我自己粗淺體驗和理解，無一例外地葆有一顆童心，對這個世界好奇，對過往的歷史及其陳跡好奇，總想鉆進歷史故紙堆中，看看歷史到底是什么樣子。民國熱興起后，民國作家和學人曾引起國人莫大興趣，由此而產生各種各樣的民國敘事與民國想象。經由報紙進入民國歷史的現場之后，才發現，民國，既不似之前的民國敘述那么黯淡，也不如近年所講的那么光鮮。民國學人，其生活，遠沒有后人所渲染的那么滋潤、那么灑脫。張愛玲曾有一句名言：生命是一襲華美的袍，爬滿了虱子。借用她的話，民國其實也是一襲華美的袍，爬滿了虱子。看報紙，發現民國教育，1920年代，曾經歷過莫大危機與挫折，民國大學的教師們，特別是身處北京的，曾在并不太短的時間內，為教育部的欠薪、停薪，而奔波，而呼吁，而請愿。鉆過歷史故紙堆，與歷史的部分現場有過偶遇，攀爬過歷史的溝壑，才會獲得一種歷史的印象，和對歷史的情感。面對紛至沓來的各種虛擬化、想象化的歷史敘事，才可能作出自己的理性判斷。

到國圖看縮微膠片并不是每次都有明確目標，幾乎可說興之所至、隨意瀏覽。不過，有時也會有一大致規劃。有一次閱覽主題是河南民國報紙，差不多把制成膠片的民國報紙都借閱了，也有少數存于其他圖書館，沒有看到。這次泛覽，也終于有了點收獲，就是對任訪秋集外政論文的發現。任訪秋先生是河南大學中國近現代文學專業的開拓者和奠基人，師從胡適、錢玄同、周作人和朱自清，其學術研究以追溯新文學淵源為宗旨，以打通古今文學研究為方法。不管是建國前，還是建國后，任先生一直身處大學之中，讀他文章，聽別人對他講述，偶有的幾次接觸，給人印象完全是一位困守書齋、不問時事的純粹學人。但閱讀1940年代的民國河南報紙，完全改變了我對先生的看法，發現歷史上的任先生，其實比我們印象中的，要復雜、豐富得多。這是我看到他發表的幾十篇報紙“社論”后得出的結論。與學術文章不同，這些“社論”代表民營報紙，站在與官方、政黨相對的民間自由立場，進行政治、社會、文化、道德的批評，著眼于向民族國家建言獻策，向民眾進行思想道德文化啟蒙，既面向當政者，又面向一般民眾，因此，其接受對象比學術文章要廣泛得多。作為現代知識分子，任先生在寫作這些文章之時，他對自身身份認知與定位很清楚，這由他一篇題為《記者·史官·諫官》的文章可得到證明。該文為紀念記者節而寫，刊于南陽《前鋒報》1942年9月1日第2版《前鋒副鐫》第23期“九一記者節紀念專刊”。他在文中明確提出現代記者擔當的應是中國傳統“史官”兼“諫官”的職責。史官責任，在不虛美，不溢惡，以平允之心，據實直書。諫官責任，在拾遺補缺，對于政治得失利弊，官吏之賢奸能懦，敢于直陳己見；朝堂之上，面對皇帝，敢于面折廷爭，而不顧忌自己地位與身家性命。現代記者身負史官與諫官雙重使命，如實記錄歷史，如史官；敢于進行獨立自由的政治批評，似諫官。“現在的記者呢，在社論方面，雖與諫官有在朝在野之不同，而其精神，則實無二致。”任訪秋對于記者的定位，其實也是對其自身的定位。他明確認識到自己的社論寫作，其實質就是以在野的“諫官”身份，對民族國家和當政者進行建言獻策，對一般民眾進行思想啟蒙與精神交流。與“諫官”只負責向皇帝進諫不同，現代的記者一方面要向當政者建言，進行社會政治批評，一方面還要面對一般民眾，向民眾進行文化宣傳與思想啟蒙。這些社論，關乎政治、經濟、教育與衛生方面的，屬于前者，而關乎道德修養方面的，則屬于后者。涉及問題之多，社會關注面之廣，議論之縱橫捭闔，觀點之中正妥帖，語言之清通雅潔，莫不給人留下很深印象。而尤其令人印象深刻的，則是他對于中國傳統學術資源的利用，以及他對于中國傳統文化的態度。不管是討論政治問題、社會問題、教育問題還是道德問題，任先生都能著眼歷史，一方面從當今社會危機中追溯其歷史淵源，一方面又能從傳統文化資源中分析出優良成分，而為今所用。他對當時中國現實問題的發言，皆有中國幾千年歷史文化的積淀作支撐。學術文章與文化批評，似乎是兩種文體，代表了任先生的兩面；但只有讀了這些“社論”，才會進一步理解任先生“學術”背后的人文關懷。不同的兩種文體，不同的兩副面孔，兩種身份，在任先生那里，得到了較好的統一的。

讀民國河南報紙的另一點意外收獲，是復原了曹禺、張駿祥1947年8月一次為期并不短暫的河南之行。復原他們的這次河南之行，把歷史真相與曹禺的回憶對照，發現他特意強調自己的“解放區”之行，話語中有意識凸顯“解放區”，遮蔽國民黨治下的開封與國民黨治下的黃泛區。在提及解放區治下的黃泛區時，還有意凸顯解放區的“中共縣長”（代表共產黨）對美國救濟人員的嚴厲駁斥。這明顯是一種巧妙的“語言修辭”。這種語言修辭一方面斬斷了自己與國民黨及美國的話語聯系，另一方面則假借中共縣長對美國人的駁斥來歌頌共產黨。歷史真實，也唯有歷史真實，能拆穿對歷史的虛飾和修辭。曹禺的回憶與歷史事實間的巨大反差和縫隙，提醒我們，歷史當事人的回憶并不可靠。時間造成的遺忘，客觀上會使歷史當事人追憶的準確性大打折扣；歷史當事人身處政治、特定環境的包圍中，會使他選擇有利于自身的事情去回憶，這同樣會影響追憶的可靠性。因此，歷史當事人的回憶某種程度上是一種情感記憶，總帶有一點文學色彩。所以，對歷史的打撈，既是對過去真實性的尋找和懷舊，又是對現在的補充與修正。史料發現的愉悅，就在揭開歷史帷幕真實一角那一刻。

由現在回憶過去，首先能記起的事，有不少與史料方面發現的愉悅有關。確切時間忘記了，只記得是下午，在國家圖書館南區四樓，搖閱讀器，搖得頭昏時，突然發現一則與現代作家老舍有關的重要史料，由于這則史料出現的刊物《河南中華圣公會會刊》之前一直少有人關注，直覺上感到這則史料的稀見和價值，之前的昏倦一掃而空。晚上到清華大學志熙師家中，甫一坐下，就迫不及待向他報告自己的發現。應該是看到我想盡快求證此問題的急切，志熙師馬上到自己的書房，幫我進行核查。當發現這則史料確實遺漏時，心情的激動，可想而知。志熙師也為我的發現感到高興，他鼓勵我盡快把這個發現作為文章寫出來，以公諸同好。現在想來，在史料發現的過程中，由于有學界師友的鼓勵和幫助，那種發現的愉悅，成為美好回憶，在咀嚼中得到放大，成為繼續走下去的動力。

國家圖書館南區四樓的閱讀經歷，還與失去母親的巨大傷痛相連。近日，在翻看記下的雜記時，發現這樣一條：“2018年7月24日晚，弟帶母親至北京西站，我去接站，查資料工作中斷，此次只23日、24日在館。”這次在國圖呆的時間，是近年在國圖時間最短的一次，只有兩天。這是因為母親。應該是7月23日的前一兩天，突然接到父親電話，說母親因為從親戚那里得知北京一醫院，可治好她肺部的病，執意要到北京，讓我先到北京打探打探，了解情況。為了母親，我再一次到了北京。為了撫慰內心的不安和傷痛，我在找到這個醫院并了解情況打好前站后，又一次到了國圖南區四樓，由縮微膠片閱讀器，一頭扎進民國故紙堆。這次，是為了逃避內心的傷痛。7月24日深夜，母親在大弟陪伴下到了北京西站。這時的母親，已步履蹣跚，難以支持。在北京那家醫院，她的病非但沒有得到緩解，反而急轉直下，變得更加糟糕。可能是用藥不當，呼吸一度非常困難，繼之以突然跌倒。于是住院兩天后，便只好辦了出院手續，匆匆離去。回到老家縣城醫院，還不到一月，在中秋節的前一天，母親離世。母親離去近一年，又一次到國圖南區四樓。這天，我在雜記中匆匆記下數語：“2019年6月12日星期三，國家圖書館4樓縮微膠卷室。繼續看《世界日報》第2卷及第19-34卷。距2018年7月24日已近一年，而母親已經不在。”

在國圖南區四樓，每次搖閱讀器搖得頭昏目倦時，也會生出一種深深的無聊之感，不禁哀從中來：自己做的這種活，不過是低級的體力勞動而已，誰都可以干的，而學術是一項高級且復雜的腦力活動，自己這樣干，難道也算學術？高大上的學術會是這樣？鉆進民國故紙堆，所得的也不過是歷史的一鱗半爪而已，即使有所發現，寫成文章，所反映的，也難免只是歷史的一個碎片，與歷史的體系和規律，相去不可以道里計，在學術大牛和學術思想家眼里，當然，難免瑣碎、小器、無用之譏。有時，也自我解嘲：你干的其實是體力活，不過是腿勤一點，善于扒拉一點史料罷了，而且，現在，很多史料很容易到手，不用你扒拉了，現在，關鍵的問題是思想，還是思想！每個史料研究者，好像內心總有兩個自我，一個學問家（姑且如此說），一個思想家，學問家看不起思想家，思想家看不起學問家，彼此互相打架，相互看不起。“思想”是搞史料者內心永遠的痛。他最怕別人說他沒思想！他愈這樣，別人愈從這個軟肋攻擊他，評判他。說搞史料的沒思想，等于是說他“沒腦子”。確實，一個人有“腦子”，還會去搞史料工作這種笨活？

記得當初進入史料研究時，對史料的重視，來自讀書時諸位恩師的教誨。后偶然讀到歷史學家陳垣的文章，他認為學術文章要新，要么材料新，要么觀點新。文無新意勿茍作。他的觀點也給我留下很深印象。自此之后，史料意識逐漸加強，每臨作文，便總想在材料新方面作點文章。但學術文章要做到材料新，并不容易。有時想：學術文章所用材料一定要新么？這時不禁又想到“二陳”中的另一位，陳寅恪。他倒主張要善于從舊材料中讀出新問題。確實，材料新，不一定就意味著觀點新。同時，材料新，不一定意味材料重要。倒是常見、易得、流行的材料，一般都是重要的，繞不過去。有些罕見的材料，一般人見不到，可能本身就不重要，或者，有它可以，沒有它，也可以。這么說來，讀常見之書，從習見材料中發現新問題，其境界，當然比以新材料自炫者，無疑要高一境界了。日前讀黃永年文章，他在唐史研究方面的許多觀點與陳寅恪并不一致，但在史料運用上，卻與陳有高度認同，同樣主張由習見材料讀出新問題，才是歷史研究的大路。他認為對歷史研究者來說，二十四史的史料價值明顯要遠高于其他史書。他自己的許多研究心得，有不少就是從二十四史閱讀得來的。陳寅恪、黃永年的觀點，同樣適用于文學研究。就現代文學來說，已經出版的作家全集、文集、別集和各類比較權威的史料集，其史料價值，一般說來（當然不敢說“絕對”），應該遠高于至今未發掘的佚文等史料。現代文學史料工作者，要學會在這兩類史料中，尋找到一種恰當的平衡，打開兩類史料對話交流的精神通道，在讀常見書與好奇獵異間，保持適度張力。一味滿足于已有史料，滿足于史料的坐享其成，或滿足于僅僅作史料二傳手，固然不行；但若一味拘守于罕見、稀見史料，傲然以獨得之秘自驕于人，同樣是故步自封，畫地為牢，給人以坐井觀天之感。

我逐漸傾向于陳寅恪、黃永年的觀點，好像在否定自己。我在否定自己嗎？發現新材料，應該永遠是學術研究者最重要的內在沖動和生命愉悅之一。沒有經歷過史料搜集與獵奇的研究者，其學術的生命歷程未免過于單調乏味了一點。在行外人看來，史料研究者從事的是一項枯燥、乏味、效益不高的“無腦”事業。事實果真如此？我在前面已經反復陳述了，史料發現的愉悅所能夠帶給人的無上快樂。好奇乃人之本性，深深植根于人性的最深處。發現的愉悅，是人所能夠獲致的諸種快樂之中，最深沉的一種。少時家貧，很早就開始協助父母到地里干活。現在能回憶起的少年樂事，其中之一就是深秋時節，在已經收獲過的紅薯地里找紅薯，河南方言，稱為“溜（讀四聲）紅薯”。紅薯深埋地中，所以，老鄉已經收獲過的紅薯地里，一片高高低低、溝溝坎坎的狼藉之中，總有一些未被發現的紅薯藏埋于土坷之中。由于經常吃不飽飯，為多備過冬糧食，每家大人們，在紅薯收獲季節，總會指示自家小孩，到收獲過的紅薯地里“溜紅薯”。我是“溜紅薯”老手。只見我低著頭，認認真真在地里“溜”著。大凡藏紅薯的地方，總有與別處不同的特征，如哪一處翻出的土較少，藏紅薯幾率就大一些。有些地方則恰恰相反，土層被翻起很高、很厚，紅薯被翻起后又深埋起來，也有可能藏有紅薯。我按照自己總結的規律，認真找，反復找，每次總會有收獲，有時甚至能找到塊頭較大的“薯王”。每當此時，也總會大聲歡呼，報告給地里的其他同伴。這種發現的愉悅，深印在少年時期的記憶中，永不褪色。而每次發現一條新史料，那種發現的愉悅，總會讓我想起少年“溜紅薯”的經歷。現在想來，自己發現一條有價值史料的快樂，其實與少年“溜紅薯”的快樂之間，在性質和程度上，其實并無多大區別。有時又不禁想：隨著電子數據庫時代的到來，未來學術研究中，學者們是否還能繼續擁有這種快樂？或者，未來年輕一代的研究者，是否還把史料的尋找和發現視為一種快樂？或許，對于他們，快樂的對象已經變了。也許，他們對這種“發現的愉悅”已感到完全陌生。

上面談了史料發現的愉悅。不過，史料研究的路畢竟是寂寞的，多虧這條路上，還有不少師友陪伴。在這些師友中，青島大學的劉增人先生，與業師劉增杰先生，名字僅一字之差，這首先就使我對他多了一份親切感。與先生的緣分開始于大學時期，現代文學這門課使用的教材《中國新文學發展史》，為增人先生與他的老師馮光廉先生主編，體例與觀點在當時頗為創新，與當時的一些現代文學史著作相比，還是很富于理論深度，富于體例創新和思想探索的勇氣的。之后，在不多的與先生幾次交往中，發現他與增杰師性格雖有不同，但對史料的執著和重視，卻相當一致。早幾年曾對王統照史料感興趣，有意搜集了一些這方面史料。為此，曾認真拜讀過馮光廉先生與劉增人先生所撰的《王統照著譯系年》，對系年著錄王氏作品的準確與詳備留下很深印象，深深感受到他們那一代學人史料功夫的扎實厚重。由于史料方面的同好，與先生在國內學術會議中有幾次偶遇，還受邀參加過由他發起的學術會議，以既喜悅又惶恐的心情接受過他的大禮：重達四十斤的皇皇巨著《1872—1949文學期刊信息總匯》。所以，雖無緣入室執弟子之禮，但內心已經把他當成自己老師。感謝從不作序的先生破天荒第一次為拙著寫序，這大大加重了小書分量。

本書是國家社會科學基金一般項目《民國報紙副刊與現代作家佚文發掘整理研究》、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規劃基金項目《“邊緣報刊”與現代作家佚文的發掘、校勘及闡釋》成果的一部分。有些文章，收入本書前曾發表于《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新文學史料》《魯迅研究月刊》《中南民族大學學報》《現代中國文化與文學》《漢語言文學研究》《海南師范大學學報》等刊物。在此，謹向以上刊物和編輯表示誠摯謝意！

書后附錄文章三篇。其中《文學地理學視野中的報刊研究》是筆者有關現代文學報刊研究的一點淺見。《后出轉精誠可喜，飛揚跋扈為誰雄？——簡答吳寶林》是對吳寶林君批評所作的一點回應。《吳福輝的學術個性與學術貢獻》為紀念吳福輝先生80大壽而作。此文草成，先生已遠居加國，這篇小文，也算是對師生從游的一點紀念。

筆者的民國報刊閱覽，端賴國家圖書館和上海圖書館的豐富館藏。我的頻繁借閱和復制，每次皆大大增加了兩館縮微文獻閱覽室和復制組工作人員的工作量。在此，謹向國家圖書館和上海圖書館，向為我閱覽和復制提供過辛勤服務與無私幫助的全體工作人員，致以誠摯謝意！

感謝為我付出太多的家人。感謝給我無私幫助的諸位恩師和朋友。

感謝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郭曉鴻主任，沒有她，本書不可能順利出版。

（原載《快樂閱讀》2025年第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