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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古文字學家、古文獻學家、歷史學家，第八、九、十屆全國政協(xié)委員，第六、七、八屆北京市政協(xié)委員，復旦大學文科杰出教授、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教授裘錫圭先生，因病醫(yī)治無效于2025年5月8日1時45分，在上海新華醫(yī)院逝世，終年90歲。

深切緬懷 沉痛哀悼

裘錫圭，1935年生，1952年考入復旦大學歷史系，1956年考取該系“甲骨文與商代史”研究生。1960年研究生結(jié)業(yè)后，分配到北京大學中文系，1983年任教授。1991年至2003年任中國文字學會會長。2000年被芝加哥大學授予人文學科名譽博士學位。2005年起任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教授。

裘先生畢生從事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的整理研究工作，兼及文字學、古文獻、古代史、思想史等領(lǐng)域的研究，成果豐碩，舉世矚目。他參與的重大出土文獻整理工作包括馬王堆漢墓帛書、臨沂銀雀山漢墓竹簡、睡虎地秦墓竹簡等，并完成湖北江陵望山楚墓竹簡、曾侯乙墓出土文字資料等出土戰(zhàn)國文獻的整理工作。

裘錫圭廣泛涉獵殷墟甲骨文、兩周青銅器銘文、戰(zhàn)國文字（璽印、貨幣、簡帛、玉石等）、秦漢文字等各個門類，尤其擅長考釋古文字資料中的疑難字詞，所釋甲骨文中的“遠”“邇”“害”“柲”“弋”“虣”“畀”“求”“以”“因”“衍”“侃”等字，金文中的“履”“建”“紳”等字，戰(zhàn)國文字中的“市”等字，都為學界廣泛接受，并成為定論。

他撰寫的《論“歷組卜辭”的時代》《關(guān)于殷墟卜辭的命辭是否問句的考察》等文，極大推動了甲骨學的研究進展；所撰《戰(zhàn)國貨幣考（十二篇）》《戰(zhàn)國文字中的“市”》《〈戰(zhàn)國文字及其文化意義研究〉緒言》等文，是戰(zhàn)國文字研究的典范之作。他的《文字學概要》一書是中國文字學領(lǐng)域的權(quán)威著作，出版以來先后印過40余次，總印數(shù)達25萬冊以上，并有英文、日文、韓文等多種譯本出版。他的學術(shù)論文集《裘錫圭學術(shù)文集》及其續(xù)編收錄其大量重要研究成果。

裘錫圭曾提出治學需具備三種精神：一是實事求是，二是不畏艱難、持之以恒，三是在學術(shù)問題上對己嚴格、對人公平。他注重自我糾錯，曾公開承認并糾正自己對翼城大河口西周墓地鳥形盉銘文的誤讀，并在編纂文集時主動標注錯誤之處。他的學術(shù)品格和嚴謹作風為學界樹立了榜樣。

2014年5月8日，《社會科學報》曾以整版篇幅報道裘錫圭先生的治學成就。今日特重刊《社會科學報》上的舊文一篇《考釋疑難古文字》，以此表達對裘錫圭先生的深切哀悼。

考釋疑難古文字

裘錫圭先生是當今古文字學界泰斗、大師，是古文字這一學科公認的主帥。先生對古文字研究貢獻巨大，這其中最讓我感佩的就是先生對疑難字的考釋。

研究古文字的人都知道，疑難字考釋在古文字研究中是第一硬仗，最耗時耗思，也最能體現(xiàn)研究者的學術(shù)功力和水平，同時也是衡量一個古文字研究者對這一學科貢獻的水準。古文字研究者對疑難字考釋同心所望,但并非哪個人都能做到,因為它所需要的古文字功底、古代語言文獻功底實在太深厚了。唯先生以他深厚的古文字、古代語言文獻功底，投入這一攻堅領(lǐng)域，考釋出前輩大師未能釋出或未能論證的眾多疑難形體，為古文字學做出杰出的貢獻，受到古文字學界同仁發(fā)自內(nèi)心的普遍尊敬。

先生疑難字的考釋，有這么幾個特點：

一是在疑難字選擇上，所選大都是妨礙一篇或一段出土古文獻的通讀或正確理解的疑難字。這些疑難字的釋出，或揭示一件不為傳世文獻所道及的史實，或揭示一條不為傳世文獻所載的典章。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對西周早期小臣囗鼎 (此形體下以“○”表示)的考釋。“○”在銘首“召（邵）公○匽”句中。構(gòu)形偏旁寫得很象形：一人站立在那里，雙手執(zhí)持棍棒一類的東西往地上植立。會什么意很難明白。這句鼎銘較早考釋者據(jù)筆者所知是陳夢家先生，這個字陳先生不認識，略云“構(gòu)形復雜，不能識，但它介于兩名詞之間，必須是表示行動作為的動詞。它和憲鼎的‘才匽’有所不同。”此后李學勤考釋也涉及這件鼎銘，李先生認為這個疑難形體就是見于卜辭中從 從用下從土的那個和田地有關(guān)的字，這個字于省吾先生釋為墾。可是釋為墾,這句銘辭就是“召公墾燕”，不好理解。而實際上這個疑難字和甲骨文中那個從 從用下從土的形體也有較大差別，不可能是一字。馬承源先生主編《商周青銅器銘文選》，注釋這個形體為不識字。唐蘭先生則釋為饋，這在形體上差距更大，銘意也更不好解。這么個疑難字不解決，作器之因就不明，這篇銘文的價值就很難認定。先生抓住這個疑難字展開考釋，將這個形體和見于殷墟晚期卜辭以及族名金文、安陽所出石棒銘文所見的幾個和它較接近的形體相聯(lián)系，指出這個形體就是卜辭、金文、石棒所見的繁體，表明并不是一個冷僻之字，而是當時較常見的一個字，記錄一個較常見詞。接著先生從《說文》小篆“建”字出發(fā)，聯(lián)系中山王鉞、蔡侯墓鐘上的建字以及石鼓上的建旁、始皇嶧山刻石上的建字，指出小篆從“廴”實際就是“○”這類形體所從“ ”的訛變，“ ”實際就是建字所從的“廴”，接著先生又舉出大量形體演變例證論證這個形體中人所執(zhí)持一棍棒欲有所樹立形就是建字所從的“聿”，從而論定這個形體就是建字初文，鼎銘“召公○匽”就是“召公建燕”，說的是周初召公建燕的一件大事。一字破譯而將淹沒歷史長河中的重大史事重現(xiàn)——就是周代初年封北燕，雖然實際上是由召公的元子去當燕侯，但在初封之際，召公確曾蒞燕，安排建國大事。這一重大史事史家未載，此字破譯之前亦無人知曉，自經(jīng)先生識讀此字，這一史實才重現(xiàn)天日，可謂一字千金。

二是凡所考釋，一定先論證形。先生的論證一般都是舉證形體演變旁證，闡釋未知形體與已知形體間的聯(lián)系，從而從形體上將未知字考為確論。在這些成就中，釋“害”（用通用字），釋“虐”、釋“求”釋“勿”“發(fā)”、釋甲骨文中的“遠”“邇”及有關(guān)諸字、釋南方名的“因”等，都是疑難考釋上亙古未有的杰作。限于篇幅，亦不能一一。

多年讀先生的古文字考釋著作，感受先生的學術(shù)思想，覺得有以下一些特征：

第一是全面占有材料，細致深刻的研究材料，讓材料說話，堅持無征不信。先生考釋古文字，結(jié)論都是建立在堅實的證據(jù)基礎(chǔ)之上的。先生的結(jié)論被人接受，不是由于先生的地位和名望，而是因為先生縝密的研究所得。先生在論證過程中所使用材料的全面性，加之論證的嚴密性、分析的深刻性等鑄就先生的結(jié)論，讓人不能不信。

第二是注意總結(jié)歸納古文字形體演變規(guī)律，將疑難形體的考釋納入到這些規(guī)律中去考察，使疑難形體諸多謎底一一得以揭穿，這一特點在先生的《戰(zhàn)國璽印文字考釋三篇》、《釋“勿”“發(fā)”》、《西周金文中的“履”》等文章中都有非常鮮明的體現(xiàn)。

第三是不迷信前人，不迷信成說，成說與實際不合就重新研究，以求真是。如甲骨文的“毓”字，王國維先生當年提出“毓、后、後實本一字”，將卜辭中的“多毓”釋為多后，“毓祖乙”釋為后祖乙，這個意見長期以來被人們奉為確論。但是經(jīng)先生研究，王國維的這種意見在形、音上缺乏根據(jù)，也經(jīng)不住卜辭檢驗，其實是不可信的。經(jīng)過深入細密的考證，先生認為這個字與“高”對貞，應是指以曾祖為上限的三世以內(nèi)親屬的一個詞，讀為戚。這個意見是振聾發(fā)聵的。

第四個特點是不掠美。凡前人有說，一定指出，偶或遺漏，則藉助再版機會予以明示。這是乾嘉學人的風范，尤其值得學習。（董蓮池）

斯人已逝，風骨長存。裘先生對學術(shù)的執(zhí)著熱愛和嚴謹態(tài)度，為后輩學者樹立了不朽的豐碑。他的學術(shù)精神與研究成果，也將指引后人前赴后繼、推動“冷門絕學”在新時代煥發(fā)新生。

先生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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