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山東兩人走路時相撞，調解后后者賠償7萬的案例引發關注。5月8日，瀟湘晨報記者搜索發現，青島中院微信公眾號在去年11月曾公布此案例。

某日，甲與乙在李滄區某人行道上一前一后同向而行，甲在前行走時接聽電話，期間突然轉身往回走，后面的乙沒有來得及躲閃，二人相撞，甲當場倒地，后經檢查右股骨脛創傷性骨折。二人就賠償數額無法達成一致意見，甲訴至法院。法官詳細梳理案件細節，并根據當事人申請委托鑒定機構對甲傷情進行了鑒定，鑒定結果為十級傷殘，又因甲年近60，該次骨折對其身體的影響程度較大，故其請求判令乙賠償醫療費、護理費、殘疾賠償金等各項損失188845.16元。

雙方在事故發生后進行過協商，但都覺得自己很冤枉，無法達成一致意見，故都是帶著怨氣來到法院，甲認為自己是因乙碰撞而造成的骨折，乙應當賠償；乙認為如果不是甲突然掉頭二人不會撞上，所以甲應當承擔大部分責任。

法官對雙方當事人進行了情緒安撫，并調取了當天小區門口的監控記錄，從情理及法理兩方面給雙方進行分析解釋，告知雙方都有責任，甲雖受傷，但在前方無突發情況的狀態下突然轉身向回走，對于事故的發生存在較大過錯；乙存在未保持安全距離的過錯，系事故發生的次要原因。經多次電話及當面調解，最終雙方達成一致調解意見，由乙賠償甲70000元，雙方對該結果都表示滿意，案件圓滿化解。

一位老人在人行道上接聽電話時突然轉身，與后方行人相撞致右股骨脛骨折，索賠18萬元后經法院調解獲賠7萬元。這一判決引發公眾激烈爭議：“行人之間難道也要保持‘安全距離’？”“轉身需提前打轉向燈？”事件背后，折射出法律邏輯與公眾認知的錯位，更暴露出社會治理中規則模糊與道德焦慮的深層矛盾。

根據法院認定，老人甲因“突然轉身”承擔主要責任（70%），行人乙因“未保持安全距離”承擔次要責任（30%），最終調解賠償7萬元。這一結論看似符合《民法典》第1165條“過錯責任原則”，但法律依據卻存在明顯爭議：

一是《道路交通安全法實施條例》僅禁止行人橫穿機動車道時的“突然折返”，但未規定行人之間的安全距離或轉身行為的法律責任。法官參照機動車事故責任劃分邏輯，將行人互動強行納入“過錯比例”框架，實為法律空白下的“造法”嘗試。

二是行人密集的城市街道，尤其在接打電話、避讓障礙物等場景下，“安全距離”難以量化。若以此為標準，行人每一步都可能成為“潛在被告”——正如網友調侃：“以后走路得裝后視鏡，轉身前先鳴笛示意。”

此案最吊詭之處在于，受傷者（老人）因自身行為被判定為主要責任人，而看似“無辜”的撞人者（乙）卻需承擔賠償責任。這種反轉挑戰了公眾的樸素正義觀：過去類似案件中，“傷者為大”的思維常導致責任偏向弱勢方（如“扶不扶”事件）。此案卻反其道而行，看似進步，實則引發新的困惑，若弱勢方因自身過錯受傷，是否仍能獲得賠償？法律如何在保護傷者與懲戒過錯間平衡？

乙的次要責任認定，本質上是對“合理注意義務”的擴大解釋。然而，要求行人對前方人員“異常動態”時刻保持警覺，近乎苛求。正如退休交警所言：“行人非司機，無法預判所有突發動作。”

此案判決引發的輿論反彈，遠超個案范疇，直指公眾對規則不確定性的集體焦慮：若轉身、停步、接電話等日常行為都可能成為“過錯”，行人將陷入過度自我審查。社交媒體上，“如何證明自己正常行走”的段子刷屏，折射出公眾對行為自由被壓縮的擔憂。

當法律裁判與公眾常識出現鴻溝，規則的解釋權便面臨質疑。有網友尖銳指出：“機動車突然變道全責，行人突然轉身卻只擔70%，邏輯何在？”對比高速公路行人違規案例（如行人故意撞車自殺，司機無責），責任劃分標準的不統一進一步削弱司法權威。

要化解此類爭議，需從規則完善做起，可借鑒《北京市文明行為促進條例》中“行人應避免突然加速、急停、轉向等妨礙他人的行為”等條款，在地方立法中明確行人互動的基本義務。要區分“故意”與“過失”：若行人因接打電話、分心導致突然動作，可參照“分心駕駛”理念，納入過錯評價體系。

這起行人相撞案，暴露出城市化進程中規則滯后于現實的尖銳矛盾。當法律試圖用機動車時代的責任框架約束步行行為時，其引發的不僅是“人人自危”的恐懼，更是對公共空間倫理的深層挑戰。未來的治理，需在規則明晰與人性化考量之間找到平衡，須知，法律的終極目的不是制造“行走的被告”，而是讓每個人都能安心邁出下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