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24）冀 0109 民初 4183 號至（2025）冀01民終2396號案件的審判過程中，一起涉及90萬元民間借貸糾紛的終審判決，因關鍵證據的明顯矛盾與法院的“選擇性忽視”，引發對司法公正性的強烈質疑。本案的核心爭議在于兩份銀行流水憑證的真實性——一份為二審法院依職權調取的官方流水（2024年6月5日），另一份為原告劉叢的代理律師在終審庭審時自行提交的流水（2024年5月7日）。兩證據在交易金額、余額變動及資金流向等核心事實上的矛盾，直接指向本案可能存在的虛假訴訟，而法院審判長對此的回避態度，使得判決結果蒙上“偏袒原告”的陰影。

一、關鍵證據的致命矛盾：循環轉賬與偽造嫌疑
根據法院調取的2024年6月5日銀行流水，劉叢賬戶在2022年7月27日發生多筆30萬元轉賬，其資金流向呈現典型的“循環”特征：
1. 王玉國→劉銀中→劉叢→王玉國：王玉國向劉銀中轉款30萬元（標注“還款”），劉銀中隨即轉給劉叢，劉叢再轉回王玉國，同一筆資金在短時間內反復流轉，形成閉環。
2. 余額異常波動：劉叢賬戶在每次30萬元轉出后，余額從34.40元恢復至30余萬元，明顯違背正常交易邏輯，印證“倒賬”行為。
反觀劉叢自行提交的2024年5月7日流水，交易金額同為30萬元，但余額呈現遞減趨勢（如717,900元→417,900元→117,900元），與法院調取流水中的循環模式完全矛盾。兩證據必有一假，而原告作為利益相關方，其提供的證據偽造可能性更高。然而，終審判決書卻認定“事實與一審一致”，即采信劉叢的流水，對法院調取的權威證據未予置評。此舉嚴重違反《民事訴訟法》第六十八條“證據必須查證屬實”之規定，構成程序違法。
二、法院的“雙重標準”：權威證據為何被擱置？
根據判決書，二審法院在法庭調查階段已調取銀行官方流水，終審時卻未對兩份流水的矛盾進行任何實質性審查，反而直接采納原告證據。這一行為暴露以下問題：
1. 證據采信程序失范：法院未依職權對比兩份流水，未要求原告對矛盾點作出合理解釋，更未啟動證據鑒定程序，導致關鍵事實認定錯誤。
2. 循環轉賬的合理性被忽視：原告流水中資金閉環的異常特征，明顯指向“虛假走賬”而非真實借貸，法院卻以“合同簽字真實”為由回避對資金實際用途的調查，違背《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民間借貸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第十六條“需結合款項來源、交易習慣等因素綜合判斷借貸真實性”的要求。
3. “還款”備注的悖論：王玉國向劉銀中轉賬時明確標注“還款”，表明該款項系清償舊債，劉銀中隨后將資金轉給劉叢的行為，僅能視為父子間的資金流轉，與王玉國無關。法院卻將劉叢的轉款行為認定為“出借”，完全割裂資金閉環的邏輯鏈條，顯失公允。
三、虛假訴訟的疑云：司法為何淪為“工具”？
本案中，劉叢與劉銀中系父子關系，其利用親屬身份制造資金流水閉環，誘導王玉國簽署空白合同，并隱瞞抵押物已登記在先的事實，已符合《刑法》第三百零七條之一“虛假訴訟罪”的構成要件。然而，法院不僅未將線索移送公安機關，反而在判決書中為原告開脫，稱“劉叢如何處分資金與劉銀中無關”。若此邏輯成立，任何人均可通過親屬間的資金閉環虛構債權債務，司法將淪為不法分子謀取非法利益的工具。
更令人質疑的是，二審與終審由同一審判長審理，卻對被告提出的“虛假訴訟”抗辯置若罔聞。根據《民事訴訟法》第二百零七條，原判決遺漏主要證據且影響事實認定的，應當發回重審或改判。本案中，法院對權威證據的漠視，已構成“認定事實的主要證據是偽造的”情形，依法應啟動再審程序。
四、呼喚司法糾偏：正義不應止步于終審
本案的終審判決暴露出基層司法實踐中“重形式、輕實質”的痼疾。當證據真偽直接影響事實認定時，法院有義務通過技術鑒定、證人出庭、調取原始憑證等方式查明真相，而非機械采信表面合規的證據。對于王玉國而言，唯有通過申訴或抗訴程序，申請對銀行流水進行司法鑒定，并追究劉叢、劉銀中虛假訴訟的刑事責任，方能打破司法偏見的桎梏。
司法公信力建立在每一起個案的程序正義之上。當法庭對偽造證據視而不見，對循環轉賬避而不談，其判決不僅難以服眾，更將動搖公眾對法治的信仰。此案若不能依法糾偏，恐將成為司法史上的又一污點。
（評論員：恒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