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古文字學家、古文獻學家、歷史學家，第八、九、十屆全國政協委員，第六、七、八屆北京市政協委員，復旦大學文科杰出教授、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教授裘錫圭先生，因病醫治無效，于2025年5月8日1時45分，在上海新華醫院逝世，終年90歲。

我和古文字研究

裘錫圭

本文選自《裘錫圭學術文集》第六卷《雜著卷》。

我在上高中的時候，受到愛談清代和民國掌故的三姨父的影響，對清代史，尤其是太平天國史發生了興趣。我把父親和自己多年積攢起來的幾百本文學書籍賣給舊書店，換回了《清稗類鈔》、《賊情匯纂》等書。在讀了時人關于太平天國史的一些著作之后，我寫了第一篇學術文章。那是一篇短文，具體內容已記不很清，好像主要是指出榮孟源文章中與太平天國歷法有關的一個問題的，大概投給了《歷史教學》，可惜出師不利，被退了稿。我學清史雖然沒有成績，對培養閱讀古書的能力還是很有幫助的。

由于對歷史感興趣，1952年高中畢業后，我以第一志愿考入了復旦大學歷史系。我的家在上海，所以沒有考北大而考了復旦。當時，古史分期，即中國古代奴隸制時代與封建制時代劃界的問題，是史學界的熱門話題，我的興趣很快就被吸引了過去。我明白，要研究上古社會性質，必須到出土古文字資料里去找史料，因此產生了學好古文字（實際上只是古漢字）的強烈愿望。正好第一學期教中國通史第一段的老師是著名的甲骨學家胡厚宣教授，我聽課不久就下定了把甲骨文當作學習重點的決心。胡先生知道我想學甲骨文很高興，送我一本他所著的《五十年甲骨學論著目》，還告訴我福州路來熏閣舊書店有朱芳圃的《甲骨學文字編》和《甲骨學商史編》，是學甲骨文的入門書，價錢也不貴。我很快就把這兩本書買了回來。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甲骨學文字編》是我經常使用的重要參考書。

古文字學書籍大都賣得很貴，非窮學生所敢問津。我讀這些書主要靠從圖書館借。當時尚無復印之法，只好邊讀邊抄，有時全抄，有時摘抄。在四年大學生活中，我一般不睡午覺，利用午飯后上課前的一個多小時讀書抄書。晚上如果沒有活動，也這樣做。星期天也往往不回家，整天在學校里讀書抄書。羅振玉的《殷虛書契考釋》、郭沫若的《卜辭通纂》和《殷契粹編》的考釋以及胡先生的《甲骨學商史論叢》等書，就是這樣讀完的。它們的大部分內容我都抄了下來。我還摹錄了《殷虛書契后編》、《續編》和《殷契粹編》諸書所印甲骨拓本的絕大部分，雖然很費時間，但對提高辨識甲骨文和使用甲骨文資料的能力很有幫助。

我也讀金文方面的書。圖書館把郭沫若的《兩周金文辭大系》放在閱覽室里，不往外借，我主要利用晚上自習的時間去讀抄。開頭連銘文原形也摹錄，后來覺得太費時間，就只抄考釋了。1958年這部書重印過一次，那時我已經當了研究生，但是書價幾乎跟我一個月的助學金相當，仍然買不起。直到現在，我還在使用我的《大系》抄本。

1955年遼寧凌源縣（當時屬熱河?。┌l現西周早期的燕侯盂等銅器，《文物參考資料》此年第8期作了報道，我讀了以后寫了一篇短文，指出報道中所說的“戈父庚卣”的“戈”，是“義”字的誤釋；還指出凌源發現西周早期燕侯銅器，可以證明周初所封燕國確在今北京一帶，有的學者認為燕國初封于河南的郾，后來才遷到北京一帶，是錯誤的。以當時的學術水平衡量，這篇短文似乎并不是毫無發表價值的，但是仍然遭到了退稿的命運。這件事使我比較清楚地認識到，一個沒有“關系”的無名小卒，要想發表一篇文章是很不容易的。

裘先生與石繼承在討論《文集》編輯中的問題

在大學的前三年里，我的政治思想相當反動，通過1955年的肅反運動才稍有轉變。我的家庭出身也不好，祖父是地主，父親在他供職的一家小工廠里有少量投資，不算資本家也得算小業主。以這樣的背景而拼命鉆業務，當然不會被看作好學生。所以我在三年級的時候，就做好了畢業后被分配到最次的工作崗位上去的思想準備。不料我的運氣非常好。1956年上半年，就在我要畢業的那個學期，全國掀起了“向科學進軍”的熱潮，我的鉆業務從壞事變成了受肯定的好事。同時，學校里為了配合社會上全行業公私合營的運動，在政治上對資產階級子弟采取了積極爭取的方針，我成了班上團支部的發展對象。在這樣的形勢下，我的思想發生了很大變化，在畢業前入了團。畢業后，我留系當了胡先生的助教。

當時屬于中國科學院的歷史研究一所（現在屬于中國社會科學院的歷史研究所是合并歷史研究一所、二所而成的），很早就想調胡先生去當研究員，但是這件事直到胡先生把我留為助教之后才落實。胡先生知道消息后，讓我參加研究生考試，我就從助教變成了胡先生指導的“甲骨學與商代史”副博士研究生。這年冬天，我跟隨胡先生到了北京。胡先生任歷史一所先秦史組主任，我以復旦研究生的身份在先秦史組學習。

歷史一所和二所同設在東四頭條的一個院子里。在1956年，這兩個所還在相當大的程度上保持著舊的研究機構的傳統。研究人員可以專心讀書搞研究，很少受干擾，跟學校很不一樣。一、二所的圖書室，藏書相當豐富。研究人員可以自由進庫找書，還可以請工友到科學院圖書館和北京圖書館去借所里沒有的書。先秦史組研究員里有張政烺先生。我在復旦的時候，讀過張先生的《古代中國的十進制氏族組織》等文章，認為張先生使用古書和古文字史料的水平在古史學者中是最高的，對他十分欽佩。那時張先生的本職是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不過他平時住在城里干面胡同歷史所的職工大院內，大部分時間在一所上班。張先生不善交際，但是對年輕后輩十分熱情。后輩們向他請教學術上的問題，他總是毫無保留地加以指點，有時第二天還會主動從家里帶來有關書籍讓他們參考。張先生的研究室正好在我跟另兩位年輕人合用的一間大屋子旁邊，他很自然地成了我時常去問疑求教的老師。我慶幸得到了一個理想的學習環境，一頭扎進了書堆。

郭沫若先生當時是中國科學院院長兼歷史一所所長。所里的人都尊稱他為“郭老”。據他們說，郭老雖然政務繁忙，但每隔一段不太長的時間就要到所里來看望大家一次。每次來，凡是有研究人員的屋子，郭老都要走到；每一個研究人員，包括最年輕的實習研究員，郭老都要跟他握手。我到所不久，就遇上了一次，不過大概也是郭老這樣做的最后一次。1957年反右以后，形勢大變，郭老好像就不再到所里來了。那一次，為了讓郭老少走一些路，事先略為把人員集中了一下。我和好幾個比較年輕的研究人員被安排在一間屋子里。郭老進了屋，跟我們一一握了手。所里的陪同人員提醒我們，有問題可以向郭老請教。別人都不開口，我卻很魯莽地提了個問題。大意是說，在古史分期問題上，大家根據的史料都差不多，得出的結論卻不一樣，問題的癥結好像已經不在史料上了，這個問題怎樣才能解決。郭老聽了，流露出不以為然的神色，反問我說：你把所有的史料都找出來了嗎？我當然只能說“沒有”。這件事對我的刺激頗深，在以后的幾年里，我花了大量時間，主要按照研究古代社會性質的需要，做了《左傳》、《周禮》等書以及殷墟甲骨文資料的卡片。

正規的卡片很貴，我極少購買。我的卡片有些是用大張白紙裁成的，有些是用反面無字的廢紙裁成的，還有一些是用印刷廠用紙時剩下來的邊角料裁成的。正規的卡片盒我更買不起，只能用較淺小的放罐頭等物的集裝紙箱代替。直到今天，我還在用廢紙裁成的卡片。

1957年5月，毛澤東發動群眾向黨提意見。復旦也給我來了信，要我給學校提意見。我心想，我有那么多書要讀，哪里有時間給你們寫信提意見，就沒理那個茬。如果我還留在復旦當助教，以我的性格，在向黨提意見的整風會上，一定會講一些領導不愛聽的話。想起那必然會出現的后果，不禁不寒而栗。1980年代前期，我初識曾被錯劃為右派的黃永年先生，彼此談得很投機，他很快就了解了我對很多事情的看法。在一次閑談中，他情不自禁地蹦出了這樣一句話：“你老兄沒當右派，真是沒天理啦！”所以我不但應該感謝胡先生領我走進了甲骨學的大門，還應該感謝胡先生帶我離開了復旦，使我避免了劃為右派的噩運。

我在歷史一所的平靜的讀書生活，只維持了半年左右。1957年6月，我隨歷史一所的研究人員，在胡先生和張先生的帶領下，到濟南、開封、鄭州、洛陽、西安等地作了一次考古旅行，參觀了各地的博物館和考古工地。這次考古旅行不但使我們學到了很多知識，還使我們躲過了“大鳴大放”的高潮，真是一件天大的好事。7月回到北京，反右斗爭已經席卷全國。反右以后，接著是雙反、大躍進、人民公社、大煉鋼鐵、反右傾斗爭等一系列運動，國無寧日，所無寧日，我的日子也越來越不好過了。

我雖然入了團，但是改造得不好，政治上不開展，被認為是走“白專道路”的個人主義者。除了像一般人那樣參加各項政治運動（包括搭小高爐煉鋼）之外，還要不斷在小組會上作思想檢查，批判自己的“白專道路”。這時候，所里已經一點也不考慮我的復旦研究生的身份了，不但不為我提供寫畢業論文的條件，而且在業務上完全把我當作所里的實習研究員使用，讓我參加一個接一個的集體項目。

在從1958年到1959年的一段時間里，一、二所派了一批年輕研究人員，支援要在十周年國慶時開館的中國歷史博物館新館的陳列設計工作，我也在被派之列。我被分配到奴隸社會組，協助郭寶鈞先生設計殷商段的陳列。通過這項工作，我學到了一些對研究古代史和古文字很有用的考古知識。我參加的其他集體項目，其預期成果都是著作，但是最后全都不了了之，浪費了不少人力物力。我雖然對不斷讓我參加集體項目有抱怨情緒，然而在實際工作態度上，自問比有些自以為是走“紅專道路”的研究人員要認真得多。可惜所用的精力大部分白白浪費掉了。

由于正常的工作時間都被用于搞運動和參加集體項目，我只能盡量利用晚上和星期天的時間讀書抄卡片。歷史所在1958年由東四頭條遷到建國門內的現址，研究人員使用一幢二層樓房（現已拆除）。每天夜里，這幢樓房最晚熄燈的窗口，幾乎總是我的那一個。我的父母在1959年隨父親供職的工廠由上海來到北京，安家在廣安門內。我星期天回家，也還是讀書抄卡片。

副博士研究生的學習期限是四年，我應該在1960年畢業。到了這一年，經過一連串政治運動，副博士的名義已經無形中被取消，我既沒有條件寫畢業論文，當然也談不上畢業，糊里糊涂地結了業就參加統一分配。我能分配到北京大學中文系，也是碰上了好運。那一年，北大中文系派到分配研究生的會上去挑人的，是當時還很年輕的胡雙寶先生。他考慮到系里正需要一個搞古文字的教員，就要了我。在1960年的政治形勢下，一般擔負這種挑選任務的人所最注意的，是被挑選對象的政治條件。但是雙寶先生卻比較重業務，雖然從檔案中看出我的政治條件不大好，仍然要了我。不然，我很可能會被分配到一個學術條件很差的單位去。

念大學后，我一直把先秦史當作主攻方向，希望有朝一日成為一個高明的上古史學家。知道自己被分配到中文系，開始是有些失望的。不過，我對古文字和古漢語本來就很感興趣，而且覺得學術界流傳的“文史不分家”的說法很有道理，所以這種情緒很快就消失了?，F在看來，我的專業方向從當時被認為是“階級斗爭的科學”的歷史學轉到語言文字學，對我在學術上的發展是件大好事。

在研究生階段的后兩年里，我已經有了想在古文字考釋方面有所突破的強烈愿望，但是一度對自己是否有這種能力產生過懷疑。我想，我已經看了大量古文字資料，抄了很多卡片，還讀了很多考釋古文字的文章，為什么自己一個字也考釋不出來呢？是不是我不如那些古文字學家聰明，再努力也沒有用呢？不過，我并沒有就此放棄自己的追求，而且在產生這種懷疑之后不久，就開始在古文字考釋方面有所收獲了。這次經驗使我感到，做學問有點像跑長跑。初跑長跑的人，跑到簡直透不過氣來的時候，會感到自己好像再也跑不下去了。然而如果能咬咬牙硬挺著繼續跑，透不過氣的感覺一般會有所緩解，往往就能跑到終點。只要你的方向和方法沒有大問題，“堅持就是勝利”。

我的第一篇考釋古文字的文章，是在1960年等待分配的時候寫的。我認出了殷墟甲骨文里表示刖刑和椓刑的兩個字，以這兩個字的考釋為主，寫成《甲骨文所見的商代五刑》一文，投給了《考古》月刊。我到北大后不久，這篇文章就在1961年第2期的《考古》上登了出來。編者對我的稿子作了一些刪改。除刪掉個別不合理的說法外，還把稱郭沫若的“先生”改為“院長”，大概他們認為“先生”是一個資產階級的稱呼吧。此外，由于刪改還出現了個別文氣不接的地方。在“白專道路”、“名利思想”大受批判的形勢下，我沒敢用自己的名字，而是用母親的名字發表這篇文章的（此文之前，我還在《考古》1960年第6期上發表過《安陽后崗圓形葬坑性質的討論》一篇短文，也用了母親的名字）。那時，“三年困難時期”還沒有過去，大家平時都吃得很差，我用這篇文章的稿費，請父母親到飯館里吃了一頓很不錯的飯。

1960年代初，北大中文系里有不少名師宿儒。不過，我最想請教的老師，卻是當時才四十歲左右的朱德熙先生。我在歷史所的時候，讀過朱先生兩篇研究戰國文字的文章。作者分析問題的深入細密、論證的有力和文章的簡潔流暢，使我深為折服。這兩篇文章引起了我對戰國文字的興趣，并使我對朱先生產生了仰慕之情。然而進中文系之后，我并沒有很快就實現向朱先生請教的愿望。我跟朱先生不在一個教研室，而且我是1960年底到北大的，第二年4月就被下放到昌平十三陵公社泰陵大隊參加生產勞動，11月才返校，所以遲遲未去謁見先生。

裘錫圭：《裘錫圭文集》，復旦大學出版社，2015年重印本

我記得我是在1962年的一個晚上，第一次去先生家的。那時我住在校內的集體宿舍里，那個晚上我沒請人帶領，獨自走到中關村的北大三公寓，懷著多少有些緊張的心情，敲開了先生家的門。先生和師母熱情地接待了我。我先作了簡短的自我介紹，并表示了對先生的景仰，接著就陳述事先準備好的對某些尚未被人釋出的戰國文字的意見，向先生請教。1960年代初，研究戰國文字的人很少，在未識的戰國文字中，比較容易釋出的字還相當多。我所談的意見，有一些是在拜訪先生的那一天，臨時翻查我所摘抄的《古璽文字征》時才想到的。例如多年后發表的《戰國璽印文字考釋三篇》中第三篇的主要內容，即關于六國璽印文字中一些從“?”聲之字的意見，就是在那一天想到的。朱先生很有興趣地聽我呶呶不休地談自己的見解，并且對我的大部分見解立刻加以肯定。一位在學術上已經有很高成就的學者，竟能這樣坦率熱情地對待我這樣一個初次跟他接觸的青年，這使我十分感動。我慶幸自己找到了一位最好的老師加知音，覺得在感情上跟朱先生一下子就變得毫無距離了。

此后很多年里，我時常去找朱先生談古文字。尤其是在自以為有了比較重要的發現的時候，往往迫不及待地往先生家里跑，想讓先生早些知道，甚至天在下雨也不管。先生也常把他尚未發表的考釋古文字的意見和其他學術見解講給我聽。有時候我們發現彼此的見解可以互補，那就格外高興。例如：先生認為六國印文中很多從“”的形聲字，實際上是從“官”聲的，“”是“官”的簡寫。我認為六國銅器銘文中“私”、“左”等“”字應該釋讀為“官”。但是彼此都沒有注意到對方所注意到的現象。發表在《文物》1973年第12期上的、先生和我合寫的《戰國銅器銘文中的食官》，就是把我們的這些意見結合在一起寫成的。在60和70年代，我國一般知識分子的生活比較苦，做學問的條件比較差。有一次我跟先生說，像我們這樣搞學問談學問是“窮開心”。先生很欣賞，后來多次在我們的談話中重復這句話。

1962年既是我跟朱先生在學術上開始建立起密切關系的一年，也是我看璽印、陶文等古文字資料最多的一年。由于朱先生的影響，我對戰國文字的興趣越來越濃厚。璽印、陶文是研究戰國文字的重要資料，所以我大量閱讀璽印、陶文的著錄書，邊讀邊抄卡片，積累研究的資料。璽印著錄書有專收古?。ɑ旧鲜橇鶉。┗驅Ｊ諠h印（一般包括秦印和魏晉?。┑?，也有兼收二者的。這些書我都看。陶文方面也有類似情況。所以這一年的閱讀也為日后研究秦漢文字作了一些準備。

所以能在1962年讀較多的書，是由于政治形勢有了變化。1961年初，中國共產黨的八屆九中全會，針對大躍進、人民公社等運動造成的問題，提出了“調整、鞏固、充實、提高”八字方針。在我下放泰陵勞動期間，陳毅作了關于紅專問題的講話，對過左的知識分子政策有所糾正。我們那一批下放勞動的教員，原定下放一年，后來縮短為七個月。回來以后，覺得學校的氣氛有了明顯變化，會議少了，讀書的風氣濃了。校領導根據黨對高等教育工作的新的指示，要求年輕教師認真鉆研業務，中文系還請老教授為年輕教師開了必讀書目。所以在1962年，我可以用來讀自己想讀的書的時間相當多。北大圖書館的金石書，有很多放在善本室里，我成了那里去得最頻繁的?？汀Ｄ菚r，我每星期六下午回城里的家，星期一早上返校，星期天一般都到北京圖書館去看北大沒有的金石書。每次一早就坐公交車到北圖，中午吃些干糧，到傍晚閉館時才回家。通過大量地看資料抄卡片，并不斷整理卡片，自己感到古文字學水平有了明顯的提高。可惜由于政治形勢又生變化，這樣的讀書生活只延續了一年左右。

1962年秋，毛澤東在黨的八屆十中全會上發出了“千萬不要忘記階級斗爭”的號召。從這年冬天開始，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在農村是“四清”運動）和反修學習逐漸在全國鋪開。1963年是我在北大中文系講漢語文字學的第一年。這一年，教員參加政治學習和體力勞動的時間雖已明顯增加，教學秩序仍比較正常，我還能用不算太少的時間備課編講義，此后的情況就大不一樣了。

從1964年初到“文化大革命”爆發這兩年半的時間里，我三次被抽調到農村去搞“四清”。1964年2月至3月在北京郊區通縣搞“四清”。1964年11月到1965年6月在湖北江陵搞“四清”。1965年11月又去北京郊區延慶搞“四清”，到1966年6月，在工作尚未結束的情況下，被召回北大參加“文化大革命”。在每次下鄉之前之后，都要集中學習。在這樣的學習會和平時的很多學習會上，一般教員都要批判自己“非無產階級”的思想。我的重業務輕政治的傾向很突出，思想跟不上形勢，批判自己的任務比別人更重，臭罵自己成了家常便飯。但是，在參加運動、改造思想和講課備課之余，我仍然抓緊時間搞我的古文字?！拔母铩焙蟀l表的《戰國貨幣考（十二篇）》的初稿，就是在這種情況下寫成的。

“文革”開始后不久，我的父母被當作資本家遣返老家，我在城里的家就消失了。我的書和卡片等資料，本來分放在家里和學校宿舍兩處。父親供職的工廠抄我們的家，把我的書和資料也一起抄走，我到系革委會開了證明去領了回來。這樣，我的書和資料就集中到了一處。這倒為我在“文革”中抓時間搞古文字提供了方便。

“文革”開始后，學校停了課，校園里到處貼大字報，來看大字報的人很多。過了些時候，“革命大串連”的風刮了起來，學生和跑得動的教員幾乎都去了外地，校園一下子靜了下來。中文系辦公室所在的二院，也變得冷冷清清，罕見人跡。當時，住在校內的未成家的中文系年輕教員里，好像只有我一個沒有出去串連。系領導在二院騰出一間屋子讓我住進去，希望我多少能起一些照看這座空樓的作用。在一段不算很短的時間里，除了個別領導每天到二院來看一下之外，整座樓通常只有我一個人，幾乎一點干擾都沒有。于是我就利用我的已經集中起來的書和資料，專心搞起古文字研究來了，主要是整理平時所抄的卡片等資料，把自己對一些古文字的比較成熟的考釋意見寫成筆記。

在工作中，發現所抄的卡片等資料里，有不少需要跟原書核對的地方。那些書我大都沒有，公家圖書館這時又都已經關閉，想來想去，只有去找古文字書籍藏得比較多，對后輩學子又極其熱情的張政烺先生。張先生住在東郊永安南里。我一早就從西郊的北大，坐公交車穿過整個北京城，趕到張先生家里。先生和師母熱情地接待了我。先生親自把我所需要查的書拿給我，或告訴我書在哪個書架上。有些書放在原來裝大部頭線裝書的書箱里，書箱靠墻放著，開口在貼墻的一面，先生親自為我把沉重的書箱轉過來。那時，先生和師母各自的工作單位——歷史研究所和科學出版社的業務工作都已停頓，但是他們都還必須去“上班”。安排好我的事，他們就走了，留我一個人在家里查書。在那段時間里，我為查書到先生家里去過一次還是兩次，現在已經記不清了。

隨著外出串連的教員陸續回校，二院逐漸熱鬧了起來。不久，我就搬回了集體宿舍。這時候，校園里的運動氣氛已經恢復，大家不斷開會，不斷寫大字報；幾個人聚在一起，除了跟運動有關的事，幾乎什么都不談。

過了一些時候，校園內的兩派斗爭激烈了起來。掌權的新北大公社和造反派井岡山兵團，形同仇敵，勢不兩立。我住的十九樓挨著井岡山的據點。在兩派斗爭白熱化的關頭，新北大公社的學生進駐十九樓，原住的教員除了一些新北大公社的積極分子，都只好搬走。我跟幾位同事被安排在二院暫住。這時的二院跟師生外出大串連時我住過的二院有天壤之別，來往的人很多，整天亂哄哄。我們幾個人住一間屋子，都打地鋪。住在十九樓的時候，還多少能做些自己想做的事，在二院就完全辦不到了。這使我十分苦惱。住在燕南園的同事葉蜚聲先生很了解我的心情，主動把他的書房讓給我用，我有空就到那里去看書。在校園兩派斗爭的風浪中，葉先生的書房成了我的避風港。

葉先生是我的同鄉，彼此的老家相去不遠，不過我是到北大中文系后才認識他的。他比我大九歲，多年來像老大哥一樣照顧我，在各方面給了我很多幫助。葉先生待人熱情，朋友們有事相求，他沒有不竭力幫助的。去年8月，他因腦溢血突然逝世，大家都發自內心地感到悲痛。

我對“文革”中的兩派斗爭非常厭惡，既未參加新北大，也未參加井岡山。但是在校園內，連各個公共食堂也分屬兩派，不依附于一派，連飯都吃不上。我的思想比較保守，一直跟著中文系的新北大派活動。中文系的井岡山派里也有原來屬于系領導階層的教員，他們了解我在復旦念書時的情況。在“文革”進入“清理階級隊伍”階段以后，中文系的井岡山派為了給新北大派抹黑，在1968年7月發表一個聲明，根據我十多年前在復旦的一些言論，把我打成反革命。中文系新北大派為了表明革命立場，很快決定不再讓我參加運動，并對我進行審查。所謂審查，就是不斷讓我寫交代，并扣發工資改發生活費。這時又是葉先生出面求情，說我還有被遣返回鄉的父母需要贍養，為我爭得了每月寄給父母的錢。

軍宣隊、工宣隊進校后，我跟系里其他一些有“問題”的人，受到隔離審查的處分。11月，我被發配去燒暖氣鍋爐，一直燒到次年2月。這時，8341部隊已經進校，運動中過左的做法稍有改變。我回了系，編在學生的一個班里參加學習。

回系后，我跟同事孫靜先生合住一間宿舍，從1969年2月住到11月。孫先生在城里有家，每星期六下午回家，星期一早上回校。那時，軍宣隊、工宣隊領導運動，教員們不管是有“問題”的，還是“革命”的，都是改造對象，除了一起開會外，彼此很少往來。我算是有嚴重問題的人，平時更沒有人理。所以在每星期六晚飯后到下星期一早飯前這段時間里，除了上食堂吃飯外，我可以一個人關在屋子里，繼續做我在運動初期住在二院時所開始的工作——寫古文字考釋筆記。這一天半時間，對我來說是沒有白天黑夜的，不到實在睜不開眼睛的時候不睡覺。即使躺下，也往往只睡兩三個小時就起來接著干。我懷疑我的青光眼的病根，就是這時種下的。

由于太過疲勞，在每星期一上午全班的學習會上，盡管我強打精神，盡可能不讓自己的眼皮往下垂，有時也還是忍不住要打瞌睡。曾經好幾次被領導學習的工宣隊員發現，受到嚴厲訓斥，還為此寫過書面檢查。幸好班上的學生并不想打我這條落水狗，我的日子才不至于太難過。有一次因打瞌睡而受訓斥后，有兩位女學生還在中間休息的時間，好心地勸我以后別再在開會的時候打瞌睡。我很感激這些學生。我在1970年代以后陸續發表的古文字考釋文章，有好些篇是根據上面所說的筆記改寫而成的。

1969年11月以后，我在江西鄱陽湖畔鯉魚洲上的北大五七干校從事生產勞動，一直干到1971年夏天干校停辦。在干校結束的過程中，有很多糧食要運回北京。那時我算是壯勞力，被派到南昌當搬運糧食的腳夫，9月才回北京。

回校后，我被編入由部分回校教員組成的勞動隊。這個隊分成幾組。我所屬的組每天到城內一些胡同里去清理“文革”中堆積起來的垃圾。帶領我們勞動的組長，是前些年因心臟病過早去世的杰出力學家郭仲衡院士。郭先生走起路來跛得很厲害，干活卻比誰都賣力；平時話很少，但一點沒有架子，對組員很和氣，是一個很純粹的人。勞動隊存在的時間不長，當年冬天我就回系了。

我還在勞動隊的時候，朱德熙先生得知文物考古方面的刊物就要復刊，讓我跟他合寫一篇研究戰國文字的文章。我十分高興，便利用晚上和星期天的時間來做這件事。我們各自挑出幾條考釋戰國文字的筆記，經過討論后加以修改，最后由朱先生定稿，寫成了《戰國文字研究（六種）》一文。朱先生1954年在《歷史研究》創刊號上發表的《壽縣出土楚器銘文研究》，是先寄給郭沫若先生，郭先生看了以后向《歷史研究》推薦的。這次我們也把文章寄給了郭先生。不久我們就收到了他的親筆回信。信中說，他對我們的文章很感興趣，看了兩遍，現已把稿子轉給《考古學報》。他還說，由于我們把字寫得太小，他的眼睛看得非常累。一位從政多年，年屆八十，但仍鐘情于古文字，并樂于提攜后進的老學者的形象，躍然紙上?？上н@封信后來找不到了。我們的文章在《考古學報》復刊第1期（1972年第1期）上就登了出來。

從《戰國文字研究（六種）》開始，到1982年發表的《七十年代出土的秦漢簡冊和帛書》，朱先生和我在十年中合寫了九篇文章。這些文章全都由朱先生親自定稿，后來都收入了在先生逝世后編成的《朱德熙古文字論集》。1987年發表在《光明日報》上的《評〈西周青銅器銘文分代史征〉》，也署了先生和我兩個人的名字。這篇書評是唐復年先生約我們寫的，但后來由我一人完成。先生本不愿署名，是我堅持把先生的名字放上去的。所以，這篇文章沒有收入《論集》。

1971年秋，大學復課。雖然“文革”尚未結束，學校里的秩序已經比較正常了。我回系后，在參加教學工作和政治學習之余，還能擠出不算太少的時間來學習、研究古文字。1972年，我跟隨朱先生參加了馬王堆一號漢墓遣策的考釋工作。這項工作引起了我對秦漢文字，尤其是漢簡的濃厚興趣。在“文革”中，1972年是比較平靜的一年，我抓緊時間讀了不少漢簡方面的書，做了很多摘錄和卡片。

《裘錫圭學術文集》重印時增換的膠片

進入1973年以后，“批林批孔”、“評法批儒”之風強烈地刮了起來，勢頭越來越猛。朱先生和我在這一年里也寫了一篇配合“評法批儒”的文章。當時，秦始皇被推崇為推動歷史發展的大法家，《文物》編輯部約我們寫一篇頌揚始皇統一文字的功績的文章。我們認為始皇統一文字是歷史事實，而且從古文字資料看，關于這件事有不少話可講，就接受了這一任務。文章排出來之后，我到《文物》編輯部去看校樣。編輯先生跟我說，為了更好地配合當前形勢，他們在文末加了一段批林彪的話。看了那段硬加上去的充滿“文革語言”的文字，我感到啼笑皆非，急中生智，想出了一個辦法。我說：加了這段文字，這篇文章就是我們共同完成的了，我建議用“北文”的筆名發表，“北”代表北大，“文”代表《文物》編輯部。編輯先生同意了?；匦：蟾嬖V朱先生，先生很贊成我的辦法。這篇文章就是發表在《文物》1973年第11期上的《秦始皇“書同文字”的歷史作用》。此文收入《朱德熙古文字論集》時，刪去了《文物》編輯部所加的那段文字。但是我們在文章里說了很多頌揚秦始皇和批判儒家的話，時代烙印仍然十分鮮明。此外，我還應約為《光明日報》寫過一篇鼓吹文字為群眾所創造的短文，也說了很多批儒的話。

1974年5月，朱先生和我都被借調到文物出版社，參加臨沂銀雀山漢墓竹簡的整理工作。聽說我是由王振鐸先生推薦的。這項工作一直延續到1977年初。在這段時間里，朱先生和我還參加了馬王堆漢墓帛書中《老子》甲、乙本及其卷前后佚書的整理工作，我還參加過睡虎地秦墓竹簡的整理工作，并對《武威醫簡》的初稿提過不少修改意見。此外，朱先生和我還跟銀雀山漢簡整理小組中最年輕的成員李家浩先生一起，用上班之外的時間，為湖北省博物館整理了望山楚墓竹簡。李先生是湖北江陵自學成才的青年，由俞偉超先生推薦來參加整理工作。朱先生很欣賞他研究古文字的才能。1978年，他聽從朱先生的建議，考了我的研究生，畢業后留在北大中文系工作。

從1974年到1976年“四人幫”倒臺這段時間里，學校里的政治學習以及其他政治性活動，又惡性膨脹了起來，教員能用于鉆研業務的時間很少。銀雀山漢簡和馬王堆帛書的整理工作，是“中央”交下來的任務，情況特殊，參加工作的專家可以埋頭苦干，在政治學習方面只需要用很少的時間。通過這段時間的工作，我取得了整理研究出土古文獻的經驗，提高了自己古文字學的水平，獲益匪淺。如果我沒有被借調到文物出版社而留在北大，就會浪費大量寶貴的時間。

銀雀山漢簡所以會受到“中央”重視，跟“評法批儒”有很大關系，整理工作不可避免地要受到這方面的影響。銀雀山漢簡中既有《孫子兵法》和《孫臏兵法》，也有很多篇作者不明的兵家著作。當時，孫武和孫臏都被看作法家。編定《孫臏兵法》時，為了使內容顯得豐富些，領導和個別參加整理的人，堅持要把一些作者不明的兵家著作也當作孫臏的東西收進去。朱先生和我迫于無奈，只好提出一個折中辦法，建議把作者不明的那些篇編在一起，當作“下編”。這個建議總算被接受了?！拔母铩焙蟪霭娴摹躲y雀山漢墓竹簡》第一輯中的《孫臏兵法》，已經去掉了原來的下編。其實，就是現在仍然收在《孫臏兵法》里的以“孫子曰”開頭的那些篇，也不是沒有并非《孫臏兵法》而是《孫子》佚篇的可能性的。

“撥亂反正”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在1978年召開之后，科教人員鉆研業務的時間有了保證；政治對學術的干擾，至少對古文字學這類學科來說，已不復存在。研究工作的物質條件，包括出版條件，也逐漸有所改善。我的古文字方面的文章，絕大部分是在1970年代末以后發表的。這些文章涉及甲骨、金文、戰國文字和秦漢文字等方面。1992年，中華書局出版了我的《古文字論集》，收入了1988年以前所寫的古文字方面的文章。1989年以后寫的，有些已經收入我的并非專為這方面的文章而編的文集，絕大部分還散在刊物上沒有結集。1988年，商務印書館出版了我的由授課講義修改而成的《文字學概要》，內容也跟古文字有關。此外，從1978年到1979年，我跟李家浩先生一起，為湖北省博物館整理了曾侯乙墓出土的文字資料；從1995年到1996年，我參加了尹灣漢墓簡牘的整理工作；在1997年到1998年間，為荊門市博物館所編的《郭店楚墓竹簡》做了校訂工作。

在學術的道路上，朱德熙先生對我的幫助最大。他不但帶著我寫了不少篇文章，還細心地修改過我的一些文章?！段淖謱W概要》是朱先生推薦給商務印書館的，1982年我第一次出國講學，也是朱先生推薦的。我在1978年破格升為副教授，也跟朱先生和張政烺先生對我的業務水平的肯定有密切關系。

除前面已經講過的先生們外，有幾位領導也給過我重要的幫助。

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初，《甲骨文合集》各冊陸續出版。這是我在研究工作中經常要使用的極為重要的一部資料書。但是這部書的定價很高，大約相當于我當時兩年的工資，我根本沒有可能購買。學校圖書館把《甲骨文合集》放在文科閱覽室里，不往外借，使用起來很不方便；而且上架非常慢，一冊《合集》出版發行后，往往要等很多個月才能見到。中文系資料室本來不準備買這樣貴的書，我向當時主管全系行政的副系主任向景潔先生說明情況，要求他讓資料室買一部《合集》供我使用。向先生痛快地答應了我。這部《合集》我借到家里用了十多年，直到前年自己從舊書店買了一部之后，才還給資料室。

1970年代末，我住在東校門外靠近清華的五公寓，跟其他系的兩位教員三家合住一個單元。長期以來，北大的教員絕大部分沒有自己的研究室，只能在家里工作。由于住得太擠，我只能以自己的床兼充書桌，坐在小凳上寫文章。那時的校黨委書記，是后來當過教育部副部長的周林先生。同單元的一位鄰居跟周先生比較熟，向他反映了我的情況。周先生用晚飯后的時間，親自到我家來看了一次，很快就特批給我蔚秀園的一套小三間，大大改善了我的居住和工作的條件。

我很感激的另一位領導，是在周先生之后任黨委書記的項子明先生。1980年代初，我的研究生李家浩畢業留系后，在湖北的家屬遲遲調不進北京。與此同時，學校里有的食堂炊事員的家屬，卻從外地調進了北大。這件事反映到了項先生那里。有一天，他把我叫到他的辦公室，同時把人事處的一位負責人也叫了來。他開門見山地問那位負責人，為什么食堂炊事員的家屬能調進來，業務骨干的家屬卻不能調進來。那位負責人只好答應去辦把李家浩的家屬調入北京的手續。不是項先生親自過問，家浩恐怕就只能回湖北去工作了。

就在研究工作的客觀條件逐漸有所改善的時候，我的身體卻出現了問題。我的眼睛在少年時代就已近視。1970年代后期，我感到眼睛有了新的毛病。在閱讀書報的時候，我覺得鉛字的筆畫有些發虛。實際上，我這時已經得了青光眼的病，這種感覺是視野已經部分受到破壞的結果。但是校醫院的一位眼科大夫卻把我的眼病當白內障治，讓我點了好多年“白內?！?。到了1990年，我感到眼病比較明顯地有所加重，只得去找校外的大夫診治，由于我的青光眼是低壓性的，沒有一般青光眼眼壓高、眼發脹等明顯癥狀，找了兩位大夫仍未得到確診。那時，我妻子的堂姐在人民醫院工作。她知道了情況，介紹我到她們醫院眼科的黎曉新大夫那里去看病。黎大夫當時大約才四十歲左右，但已以醫術高明、醫德高尚著稱。她很快就斷定我得了低壓性開角型青光眼。依靠她的正確治療和經常的關注，我的病情得以穩定下來，直到今天仍能進行教學和科研工作。如果我遇不上她這樣的好大夫，后果不堪設想。

我的妻子董巖，為我擔負了全部家務和各種雜務，并且比我自己更關心我的健康。我的研究成果里也凝聚著她的心血。

從1952年進大學算起，我學習、研究古文字已經四十七年了。跟所花的時間相比，我的研究成績顯得很微小。但是考慮到學習和研究的條件，尤其是前二十多年的條件，又覺得這些成績也可聊以自慰了。如上所述，在這四五十年里，我遇到了不少愛護我幫助我的人，而且在有些緊要關頭交了好運。不然，就連這些成績也是難以取得的。

今天處在學習和研究崗位上的青年們，你們現在的條件，總的來看，比我們的青年時代已經好得多了。你們一定要抓緊時間，克服困難，為祖國為人民作出與時代相稱的好成績來。只有這樣，我們這一代的遺憾才能多少減輕一些。

1999年4月18日寫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