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典歷來被視為古典民主政治的典范。不過，雅典并不一直實行民主制，雅典國家初步形成于公元前兩千紀后期，實行君主政治。后來君主制瓦解，實行的是貴族制。直到公元前6世紀初年，它仍是典型的寡頭制。各種機緣巧合之下，到公元前508年左右的克里斯提尼改革才確立了民主政治，又經過70年左右，民主政治才在伯里克利時代達到頂峰。隨后的伯羅奔尼撒戰爭嚴重沖擊了民主政治，戰爭的失敗，一度讓民主政治被廢止。不過雅典的那些寡頭分子實在丟盡了寡頭政治的臉，上臺后搶奪財產，濫殺無辜，最后連斯巴達人都看不下去了，只好聽任它被推翻。幸運的是，隨后上臺的民主派沒有秋后算賬，反而實行大赦，成功實現了雅典的和解。此后80年時間里，民主政治在雅典再未遭遇挑戰，直到它被馬其頓人廢止。

按照伯里克利在公元前431年陣亡將士國葬典禮上的演說，雅典政體之所以被稱為民主政治，是因為政權在多數人手中。伯里克利這話沒有說錯，因為雅典公民真是國家的主人。前面我們已經提到，雅典人可以通過擔任各種官職，直接參與國家管理。而且，雅典國家的大小官職，除了人命關天的將軍，以及國庫保管員之外，其他基本抽簽產生。對雅典人來說，選舉甚至都算不上民主，而是寡頭政治的標志，因為選舉會使那些財產多、勢力大的人占據優勢。但抽簽就不同了，不管你有多大勢力，多少財產，抽簽面前一律平等。所以在雅典，即使一個相當貧窮、能力也不那么出眾的人，照樣有機會擔任國家官職。與抽簽同樣重要的，是雅典所有官職基本一年一任，而且不得連任。據亞里士多德說，每年有官員600—700人，這中間大概包括議事會的議員，否則很難到700人。當時雅典公民有4萬—5萬人，這樣10年輪換下來，有6000—7000人直接通過任職參與到國家管理之中。即使這中間有不同職務的輪換，考慮到雅典官職不多，仍有將近10%的公民直接擔任過國家大小官職，這個比例是很高的。如果再考慮到雅典每年還有6000人擔任法庭審判員，而且這些人不可能同時擔任其他官職。這樣算下來，即使審判員不輪換，雅典公民通過擔任職務參與國家事務管理的比例，至少也會達到15%—20%。從古到今，還沒有任何一個國家能夠讓這么高比例的公民直接參與國家大事的決定。

另外，雅典大多數公民都是窮人，為了保證這些窮人擔任官員時沒有后顧之憂，從公元前 5 世紀中期起，先是法庭審判員，后來是其他各類官職，包括議事會議員，都獲得了任職津貼。針對不同的職務，津貼數量有多有少，但即使是津貼最多的官職，平均每天到手的錢，也和一個熟練手工業者的工資差不多。所以在雅典，想靠當官發財，基本不可能。擔任官職會掌握權力，還能領到津貼，那是不是會導致雅典人對當官趨之若鶩，并且滋生腐敗？這點我們得佩服雅典人的智慧。他們對官員的監督非常嚴厲。正常情況下，任何一個官員，在他任職期間，每年要接受公民大會的10次信任投票。任何一次投票未能通過，他都可能會馬上被停職，隨即被送上法庭。如果被判有罪，輕者罰款，重者處死，還有被流放的。此外，如果公民發現官員有違法行為，隨時可以向議事會或公民大會報告，或者在法庭提起控告。即使平安度過了任職的一年，當官員卸任時，也需要就任職期間的情況向公民大會述職。如果公民大會感到不滿意，那等待他的又是上法庭。所以，在雅典擔任官職，那絕對是高危職業。但也因為監督非常嚴厲，所以雅典官員很少有因為貪污被控告的，更不曾出現多年貪腐卻沒有被發現的現象。

雅典人參與國家管理的另一個重要途徑，是出席公民大會。與斯巴達的公民大會比較，雅典公民大會有定期集會制度，一年40次，平均9天一次。遇到緊急情況，還可以隨時開會。公民大會權力廣泛，舉凡雅典國家的大事，如官職選舉、監督、審判和罷免；通過法律、供應糧食、授予公民權；征收特別稅，建筑工程，財政支出；派出和接待使節，宣戰與媾和；總之，只要是和雅典全體公民有關的事務，都會在公民大會上討論決定。公民大會開始時，傳令官會通報需要討論的事項。針對這些事項，議事會有時會有預案，有時則只是把問題提交給公民大會。通報討論事項后，傳令官會問：有哪位公民愿意上來發言？這時在場的人中，只要有人認為自己了解情況，不管他是否曾擔任官職，也不管他是不是具體負責的官員，都可以上臺發言。之后其他人會陸續上臺，或者補充，或者修正，或者反對前面的發言。一旦公民大會通過決議，則馬上交由相關官員執行。但如果在實際執行中出錯，則要么是提議的演說家，要么是具體執行的官員負責。如果是演說家的問題，則往往是認為他欺騙了雅典人民；如果是執行中的問題，那當然由執行的官員負責。總之，雅典公民大會決定著雅典國家幾乎所有重要的事務，牢牢把控著雅典的前進方向，是整個制度中真正的無冕之王。

如此重要的公民大會，到底有多少雅典公民能夠出席？理想中全體公民出席才合理。但在實際的政治生活中，這樣的情況也許從來沒有出現過。早在雅典民主政治建立時，雅典公民可能就已經有3萬人。到伯里克利時代，估計有4萬—5萬人。但在雅典最重要的陶片放逐法中，所要求的最低票數是6000票。這個規定表明，公民大會的出席人數經常達不到6000人。現代考古學家已經發現了雅典公民大會會場，對它的細致勘測也表明，會場最多也只能容納6000人。對此的解釋有兩個：一是有些人住得比較遠，例如從馬拉松到雅典有43千米左右，公民大會都在雅典開會，來回一趟要三天左右。許多人嫌麻煩，而且要花錢，就不愿出席。二是雅典公民絕大多數是農民，他們平時要忙于生計，特別是農忙之時，他們可能不愿意出席。但是，這并不意味著那些缺席者的意見不能在公民大會上得到表達或重視，因為那些屬于該地區的富人往往在雅典有住房，可以方便地出席公民大會，他們平時和這些同鄉保持著密切聯系，可以代表他們在會議上發言。公民大會的代表性，使它足以反映全體公民的意志。

當然，雅典人能夠表達意見的場合，并不只有公民大會。從制度上說，五百人議事會也非常重要。這是雅典的一個常設機構，按照部落和雅典最基層的單位來選舉，而且每個部落的代表數相等，一個部落又分別包含雅典三個最主要的地區：城區、海岸和內地。因此，雅典國家的每個部分都在議事會中有平等的代表權。議事會按照部落劃分為10個主席團，在一年十分之一的時間里主持議事會的日常工作。他們負責為公民大會準備議案。公民大會開會時，議事會主席團擔任主持人。公民大會通過決議后，議事會可能還要負責公布決議，并將責任委托給相關人士。公民大會不開會時，議事會處理國家日常事務，接待外來使節。如果說公民大會是無冕之王，則議事會是公民大會的常務委員會，也是公民參政的重要渠道。

民眾法庭是雅典人參政的另一重要渠道。嚴格地說民眾法庭不是一個法庭，而是由抽簽選舉的30歲以上的公民組成的一系列法庭，每個法庭根據審理案件的大小人數不等。雅典幾乎所有案件都由它審理。審理大致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原告和被告在規定的時間內完成各自的控告和辯護，接著是法庭投票。為防止審判員之間相互串通，審判員在審判期間相互交流是被嚴格禁止的。如果投票的結果是被告罪名成立，則原告和被告再各自提出相應的懲罰措施。這是審判中一個非常關鍵的階段。原告提出的處罰措施如果過重，則法庭可能傾向于選擇被告的建議。如果被告提出的判罰過輕，則法庭可能傾向于原告的意見。控辯雙方斗智斗勇，法庭作為中立方最后做出裁決。在著名的蘇格拉底審判案中，就因為蘇格拉底故意藐視法庭，提出的懲罰措施過于輕微，導致法庭接受了原告的建議，使蘇格拉底被判死刑。

在這樣的法庭上，審判員絕大多數是沒有法律知識的普通公民，原告和被告也未必精通法律，可能許多人會擔心，審判員會不會受賄，能否做到公正。就目前我們掌握的證據看，由于司法完全在陽光下運行，而且雅典人為防止腐敗，采取了很多具體措施，結果是這幫法律上的外行，在大概兩百年的時間里，圓滿地履行了執行法律的使命。就我們掌握的證據而言，雅典很少有冤假錯案。不能不說，這是一個了不起的奇跡。

除這些制度性的參與渠道外，雅典公民還可以通過平時的街頭閑談，以及與政治家的直接交流，影響國家政治。我們可不要小看了這種日常閑談的重要性。它是雅典公民了解國家政治、表達自己政治立場的重要渠道，因為很多雅典公民擔任過官職，與現在任職的那些人又都是鄉親或熟人，一旦形成口碑，則影響重大。在介紹芬利《古代世界的政治》的時候，我提到過政治家阿利斯提德的命運。他在雅典人中號稱“公正者”，但他過于突出的地位，引起了部分人的反感，導致他一度被流放。但雅典人的眼睛終歸雪亮，公元前481年左右他被召回，并且當選為次年的將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