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東亞歷史研究圈子里，韓國學者金在吉的名字最近幾年挺火的。

他拋出了一個讓很多人炸鍋的觀點：中國文化歷史不是傳統上說的上下五千年，而是應該從更早的定居農業算起，差不多有一萬年；還有更勁爆的，他說韓國古代壓根就是中國的一部分。

這話一出，中韓兩邊的歷史學家、網友都坐不住了，有人叫好，有人罵他離譜。

1958年金在吉出生在韓國首爾，算是個地道首爾人。他在首爾大學讀的歷史系，后來拿了博士學位，主攻東亞古代史。

1990年代，他成了高麗大學歷史系的教授，那會兒他主要研究朝鮮半島的新石器時代和青銅器時代，尤其對黃海沿岸的石棺墓群特別感興趣，挖了不少遺址，寫了些挺有分量的論文，在韓國史學界混出了名堂。

到了2000年以后，金在吉的路子變了。他開始把眼光轉向中韓歷史文化的比較研究，跑去中國考察了好幾次，像河南的仰韶遺址、賈湖遺址，還有甘肅的馬家窯遺址，他都去過。

這些實地走訪對他影響挺大，他開始懷疑韓國史學界一直強調的“本土文化獨立起源”說法，覺得朝鮮半島的早期文化跟中國中原地區脫不開干系，甚至在某些時候，朝鮮半島的政治和社會結構就是中國王朝的下屬。

金在吉不是那種閉門造車的學者，他喜歡用考古證據說話。他的研究風格挺硬核，講究實打實的遺址、文物和文獻，不太愛玩空泛的理論。這也讓他后來的觀點雖然爭議大，但總有點讓人不得不正視的東西。

金在吉的說法主要圍繞兩個大點：第一，中國文明的歷史得重新算，從定居農業開始，大概一萬年，不是五千年；第二，韓國古代的文化和政治是中國的一部分，尤其是漢朝的時候，朝鮮半島北部就是漢朝的地盤。

中國歷史課本里常說“上下五千年”，一般從商朝算起，因為那時候有了甲骨文，算是有文字記載的歷史起點。但金在吉不這么看。他覺得文明不能光看有沒有文字，得看社會組織和生產方式的變化。

他提出，中國文明的起點應該推到新石器時代的定居農業社會，大概公元前7000年到8000年左右。他拿河南賈湖遺址當例子。這個遺址在上世紀80年代被發掘，出土了一堆東西：骨笛、炭化稻谷、陶器，還有些刻在陶器上的符號。

金在吉在2004年的一篇論文《文明不以文字為限》里提到，賈湖的發現證明公元前7000年，中國人已經開始種水稻、分工合作，還能做骨笛吹音樂，這不就是文明的雛形嗎？他還說，陶器上那11個象形符號，很可能是商朝甲骨文的老祖宗。

除了賈湖，金在吉還研究了仰韶文化（公元前5000年到前3000年）和龍山文化（公元前3000年到前2000年）。

仰韶的彩陶、龍山的黑陶，還有墓葬里看出社會分層的痕跡，都讓他覺得中國文明的根基比五千年深得多。他甚至引用了蘇聯學者司徒盧威的理論，說農耕和陶器一出現，社會就有了層次，這才是文明的標志。

這說法聽著挺新鮮，但也讓人犯嘀咕：如果文明不靠文字定義，那跟傳統歷史學的標準不是差得有點遠嗎？

金在吉第二個觀點更炸裂：朝鮮半島的古代文化和政治是中國文明的延伸，甚至在漢朝時就是中國的一部分。他最愛舉的例子是漢武帝設的樂浪郡。

公元前108年，漢武帝打敗了衛氏朝鮮，在現在平壤附近設了樂浪郡。這個郡不是隨便占塊地就算了，而是實打實納入了漢朝的郡縣制。

據《漢書》記載，樂浪郡下轄25個縣，人口40多萬，有糧倉、驛站、郵政系統，太守還得年底去長安匯報工作，跟中原的郡沒啥兩樣。金在吉說，這說明朝鮮半島北部那時候就是漢朝的行政區。

他還拿出考古證據撐腰。2001年，平壤順安大墓群挖出一枚“樂浪太守印”，銅做的，篆書九疊，跟中原漢印一個工藝水準。

還有平壤西大冢的墓志銘，寫著西漢宗室劉茂當過樂浪太守，死后葬在平壤，墓葬形制完全是漢朝風格。這些東西在金在吉眼里，都是鐵證。

不僅政治上，他還從文化角度找聯系。他說韓國傳統服飾、飲食、節日都帶著中國印子。比如，新羅貴族的朝服跟周朝禮制很像；泡菜的腌制法跟唐朝的腌菜技術差不多；端午節的習俗在中國《荊楚歲時記》里早有記錄。

他覺得這些不是巧合，而是長期文化交流的結果。

金在吉的觀點聽著挺有意思，但證據夠不夠硬核呢？

賈湖遺址確實是個大發現。1980年代，中國考古學家在那挖出33支骨笛，其中20支還能吹，音階從四音到七音都有，工藝很牛。

炭化稻谷和野大豆種子說明那時候已經種糧食了，陶器上的11個符號也確實有點像早期文字的影子。這些東西都指向公元前7000年左右，那兒的人已經過上了定居生活，社會分工也初具規模。

仰韶和龍山文化就更不用說了。仰韶的彩陶花紋復雜，墓葬里能看出貧富差距；龍山的黑陶薄得像蛋殼，城墻遺址還顯示有防御工事。這些都證明中國新石器時代的社會已經很成熟了。金在吉把這些串起來，覺得中國文明的起點可以推到一萬年前。

不過，這也有爭議。傳統歷史學里，文明得有城市、國家、文字才算數。賈湖再牛，也沒城墻沒王宮，符號是不是文字也兩說。金在吉的定義更寬泛，但能不能服眾，還得看學界怎么掰扯。

樂浪郡的證據倒是實打實。《漢書》《后漢書》都寫得清楚，漢朝在那兒設郡管了幾百年。考古發現也對得上：樂浪太守印、劉茂墓志銘，還有出土的漢磚、鐵器、漆器，都是漢朝貨色。2005年，中韓聯合考古隊還在平壤挖出一批漢代墓葬，里面有漢式銅鏡和貨幣。

文化上的聯系也好找。新羅朝服、唐代傳入的飲食習慣、端午習俗，這些在文獻里都有跡可循。金在吉拿這些說事兒，邏輯上沒啥大毛病。

但問題來了：樂浪郡只是朝鮮半島北部，南部的高句麗、百濟可沒被漢朝管過。金在吉把“韓國古代”說成全歸中國，有點以偏概全。而且文化交流不等于政治歸屬，這兩者的界限他沒分太清。

金在吉的觀點一出來，學界和民間都炸了鍋，咱們看看各方反應。

在韓國，金在吉簡直成了“全民公敵”。民族主義者覺得他說韓國古代是中國的一部分，是在抹黑民族自尊。《朝鮮日報》還搞了個頭條《他把我們變成了中國人》，把這事兒炒得更熱。

韓國史學界也有不少人反駁他。他們說，高句麗、百濟、新羅都是獨立政權，跟中國是朝貢關系，不是下屬。樂浪郡那點地不能代表整個朝鮮半島，金在吉的結論太夸張了。

國際學界對金在吉的態度比較中立。支持他的人覺得他的考古方法靠譜，但反對派認為，他把文明起點定得太早太松，缺乏系統性支撐。樂浪郡的例子很強，但推到整個朝鮮半島，邏輯有點跳躍。

面對這么多爭議，金在吉沒退縮。他繼續寫論文、跑國際會議。他出了好幾本書，系統講中韓文化聯系，在韓國賣得不好，但在海外學術圈挺受認可。

他的研究慢慢有了影響力。一些中韓聯合考古項目開始關注文化交流的證據，國際上對東亞文明起源的討論也多了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