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輝

走進蔣村，走進老屋

2007年冬日，為吉林衛視拍攝《回家》節目，找到了蔣夢麟先生的后人，拍攝他們的回家之行。

走進武昌徐東大街361號的電力試驗研究院，我見到蔣夢麟先生的小兒子蔣仁浩，這一年，他八十歲了。約請他與大兒子蔣仁宇的雙胞胎孫女姐妹蔣季瑚、蔣季珊一起，前往浙江余姚的回龍鄉蔣村。

蔣仁浩先生重返余姚蔣家故里，李輝 攝

這是蔣仁浩先生時隔六十多年后，第一次重返故里。父親的故事，爺爺的故事，在兒子和孫女的講述中，變得漸漸清晰。

這一次的重返故里，三個人欣喜若狂，走進蔣村，走進老屋，與曾經認識蔣夢麟的老人交談，時光穿越一般，他們仿佛又回到了遙遠的場景，與記憶交融一體。

蔣夢麟的次子蔣仁淵在濟南市工作。他和妹妹蔣燕華、外孫女吳小燕三人，花費許多時間，撰寫一篇長文，題為《蔣夢麟后嗣緬懷蔣夢麟》。

他寄給弟弟蔣仁浩，蔣仁浩將之寄我，從這些文字里，可以更多地了解蔣夢麟的故事。

蔣家故里，李輝 攝

蔣夢麟1886年1月，出生于蔣村這座小屋。家境富庶，他從小就受到良好教育，在家鄉讀私塾，后來又在蔡元培督學的紹興中心學堂學習。1904年，蔣夢麟考入上海交通大學的前身南洋公學。1907年，一次去日本的遠游之后，蔣夢麟深感國民教育的高下，是國家強盛的根基所在，從此，他把教育作為一生追求目標。

長子蔣仁淵寫到，1908年夏天蔣夢麟應浙江省官費留美考試落榜，是祖父籌措4000兩銀子供他自費赴美國學習。

在美國的九年中，蔣夢麟先是在加州大學學習農業，后來又哥倫比亞大學師從著名的哲學家杜威學習哲學和教育學。

在美國期間，蔣夢麟結識孫中山，并在革命黨創辦的《大同日報》擔任主筆。九年之后，1917年蔣夢麟回到故鄉。從此，他與教育密不可分，也是擔任北京大學校長時間最長的校長。

蔣夢麟的三個兒子之中，蔣仁浩年齡最小，在故鄉生活的時間也最久，有一張他兒時的照片就拍攝于蔣村的這個小院落中。如今住在蔣家老宅的是蔣仁浩的一位堂兄的遺孀。她嫁到蔣家時這位老人只有二十一歲。七十多年過去了，她對蔣夢麟依然保留著清晰的記憶。

我們問兩個雙胞胎姐妹，她們對爺爺幾乎沒有印象，但給兩位起的名字，她們卻難以忘懷。

位于余姚城里附近的蔣夢麟舊居，如今他人居住，弄堂旁邊的房屋如今大多拆除，李輝 攝

姐姐蔣季瑚說：“幾乎是沒有什么印象，那你想想只有我們倆的名字，珊瑚這兩個字是我爺爺起的。

妹妹蔣季珊說：“因為我們兩個是雙胞胎呀，相差三分鐘，他就給我們起珊瑚的名字，希望我們很堅強，美麗。”

蔣仁浩與兩姐妹，在蔣村的蔣夢麟故居前合影，留下燦爛笑容。

蔣夢麟與西南聯大的創辦與后續發展

西南聯大部分教師合影。前排左三為蔣夢麟，前排右三為梅貽琦

西南聯大的故事，一直都在后輩心中難以忘懷。

蔣仁淵文章中寫到西南聯大之后家人境況，以及張伯苓、蔣夢麟與西南聯大的關系：

1938年，北京、清華、南開三大學在昆明成立西南聯合大學。燕華、仁浩及高陶、燕錦先后到昆明，皆入崗頭村南菁中學就讀，兩家異姓子女和睦相處，無異一家之人。

1941年12月8日，日本偷襲珍珠港。翌日，日軍進駐上海租界。42年春，仁淵自上海交通大學輾轉赴昆明，借讀于西南聯大。至暑期，赴重慶交通大學復學。此后，燕華、燕錦入西南聯大外語系，高陶入重慶交通大學土木系。仁浩入李莊同濟大學附中，1955年畢業于濟南山東工學院電機系。

1938年5月4日，國立長沙臨時大學奉命改為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簡稱西南聯大或聯大。是年聯大遵照《大學組織法》之規定，由北大、清華、南開三校長及秘書主任楊振聲組成常務委員會，為學校最高權力機關，并由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任常務委員會主席。梅常住昆明，實際管理校務。陶希圣《記蔣夢麟先生》一文中記述“張伯苓先生多留重慶照應南開中學，夢麟先生對外聯絡。”實際上，父親兼負著一些與聯大不相干的任務。

（《蔣夢麟后嗣緬懷蔣夢麟》

葉公超先生在《孟鄰先生的性格》一文中，寫到三校聯合初期的困難重重。在與蔣夢麟交談時，葉公超敘述如下：

我問他（孟鄰先生），南開和清華兩位校長什么時候來，他并不樂觀。不過他說：假使他們兩位不來，我們也要把大學辦起來。

……當時有人主張孟鄰先生回南京一次，甚而至于說：假如張、梅兩位校長不來，我們就拆伙好了。孟鄰先生的反映非常能表現他的性格的，他在飯桌子上說：“你們這種主張要不得，政府決定要辦一個臨時大學，是要把平津幾個重要學府在后方繼續下去。我們既然來了，不管有什么困難，一定要辦起來，不能夠因為張伯苓先生不來，我們就不辦了。這樣一點決心沒有，還談什么長期抗戰。我們多等幾天沒有關系。”

后來張伯苓先生、梅月涵先生終于都到了。我敢說：整個抗戰期間，大后方的高等教育沒有間斷，而能為政府培植人才，孟鄰先生個人的貢獻是不可磨滅的。

（《孟鄰先生的性格》）

陳雪屏先生也在《“和光同塵”與“擇善固執”》一文中，敘述西南聯大創辦過程中蔣夢麟所起到的作用：

在長沙臨時大學與昆明西南聯合大學成立之初，以學校的歷史與校長之資歷論，孟鄰（夢麟）先生應該居于領導的地位，但他堅決主張采用常務委員制，并且實際上推請梅月涵先生主持一切的學校行政。

三校各有相沿已久的特殊的傳統。北大同仁中對于課程的安排、經費的分配以及學生的指導，不免常有不同的意見，有時要請校長出來支持并力爭，孟鄰先生總讓大家容忍退讓。

西南聯大之所以能始終聯合在一起以至抗戰勝利，三校復員，而三校之間精神上的契合無間，且更勝于前，我們不能不歸功于孟鄰先生。與夭折的東南聯大及一時聯合而后又分立的西北聯大相比較，西南聯大九年的歷史是值得珍視的。

（《“和光同塵”與“擇善固執”》）

由此可見，西南聯大的創辦與后續發展，蔣夢麟的確起到頗為關鍵的作用。

1946年5月4日，西南聯大正式結束，三校復員平津，于昆明立《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紀念碑》，碑文由馮友蘭先生撰寫：

文人相輕，自古而然；昔人所言，今有同慨。三校有不同之歷史，各異之學風。八年之久，合作無間。同無妨異，異不害同。五色交輝，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終和且平。……

萬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為大。斯是先民之恒言，實為民主之真諦。聯合大學以真兼容并包之精神，轉移社會一時之風氣；內樹學術自由之規模，外來民主堡壘之稱號；違千夫之諾諾，作一士之諤諤。……

烽火硝煙的歲月里，以梅貽琦、蔣夢麟、張伯苓等聯袂執掌的西南聯大，匯集三校大師、名師，九年間培養多少精英，為戰后中國留存文化，留存歷史傳承。

無疑，這是大后方文化、教育的真正堡壘，是教育史上前所未有的偉大里程碑。西南聯大，令后人永遠仰視。

昆明戰火中撰寫《西潮》

回到昆明。

兩個孫女蔣季瑚、蔣季珊來到昆明，與爺爺蔣夢麟接觸比較多，從他那里，知道許多故事。

西南聯大舊校門

蔣季珊面對鏡頭，講述眼中的爺爺：

抗戰以后，西南聯大成立了，我姐姐早就跟我父親到了昆明了，我大概在1940年時候，這個時候從上海到昆明的，在昆明一個中學，這個中學在山里頭，是個大廟，兩個大廟，住那邊，我姐姐跟我，還有一個我繼母的一個兒子，三個在那邊上學，這個時候跟父親接觸比較多了，禮拜天就到昆明給父親他們一起，抗戰期間學校伙食比較差了，我父親給買東西吃。

他呢，要求我們小孩子不能說假話，對人要誠懇，要寬厚，其他事情，他很少管我們，在學校里學習。

后來重慶談判，毛澤東到重慶，這個時候我父親就跟我談到毛澤東進圖書館的事情。李大釗怎么介紹的，毛澤東沒飯吃了，也不是辦法。李大釗說你是不是給他找個工作，圖書管理工作，他就批了，十幾塊錢，這樣子情況。

（蔣季珊口述）

兒子蔣仁浩眼中的父親，西南聯大時期，蔣夢麟在昆明一直在寫英文版的《西潮》：

印象很深的就是有的東西，他也不太講，就是在昆明時候，他原先是，日本警報了，起先警報不多，他在城里，我們在學校里，每個禮拜回去一次，后來警報太多了，日本轟炸太多了，西南聯大，在我們學校底下蓋了一個房子，是平房，聯大的教授楊振聲呀，他們都住在那里頭，住在一起。

這個時候呢我父親就整天用打字機打字，寫《西潮》，警報來了，山區有防空洞，我們就躲防空洞里，那個時候他寫的《西潮》。

我父親對我們都很和氣的，沒什么架子的。他出去買東西他從來不問價的，要多少錢給多少錢，他認為人家生活比較艱苦的人，賺錢不容易，你要多少錢給你多少錢，這樣的。

這個時候我們在學校里頭，星期天呀，暑假呀，比較多一些，到了后來呢，我也身體不好，昆明不能避暑呀，到重慶去了。

重慶找醫生看病呀，這個時候呢我父親就是西南聯大還兼職，兼紅十字會會長，所以他呢經常來重慶，這個時候跟我叔家住在一起，我母親她在昆明，她一個人，這個時候我們談天比較多。

（蔣仁浩口述）

炮火連天的日子里，蔣夢麟靜下心寫英文版《西潮》，敘述自己的親身經歷，從西風東漸，到故鄉往事的鄉村生活、童年教育、家庭影響，一直到留美與參與辛亥革命、國家統一、抗戰的諸多故事，都在書中呈現。

時隔十五年之后，蔣夢麟將這部英文版，重新用中文寫出，由世界書局1957年出版。

出版中文版時，蔣夢麟特意撰寫《西潮》中文版序，同時將《西潮》英文版序改寫為中文。前幾年，我去臺北，在一家舊書店買到此書，是1971年的第9版。

英文版同時有一前言，題為《邊城昆明》。這一前言中，我們可以感受到蔣夢麟為何要在硝煙彌漫的年代，寫這樣一本書：

炸彈像冰雹一樣從天空掉下，在我們周圍爆炸，處身在這樣的一次世界大動亂中，我們不禁要問：這些可怕的事情究竟為什么會發生呢？

過去幾十年內世界上所發生的事情自然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任何事情有它的起因。本書的大部分是二次大戰將結束時在昆明寫的，當我暫時忘掉現實環境而陷入沉思時，我常常發現一件事情如何導致另一件事情，以及相伴而生的政治、社會變化。

昆明是滇緬公路的終點，俯瞰著平靜的昆明湖，城中到處是敵機轟炸后的斷垣殘壁，很像龐貝古城的遺跡。我在這邊城里冥想過去的一切，生平所經歷的事情像夢境一樣一幕一幕地展現在眼前；于是我撿出紙筆，記下了過去半世紀中我親眼目睹的祖國生活中的急劇變化。

當我開始寫《西潮》的故事時，載運軍火的卡車正從緬甸源源駛抵昆明。以“飛虎隊”聞名于世的美國志愿航空隊戰斗機在我們頭上軋軋掠過。發國難財的商人和以“帶黃魚”起家的卡車司機徜徉街頭，口袋里裝滿了鈔票。物價則一日三跳，有如脫韁的野馬。

珍珠港事變以后，同盟國家節節失利。香港、馬來聯邦，和新加坡相繼陷落，敵軍續向緬甸推進。中國趕派軍隊馳援印緬戰區，經激戰后撤至緬北的叢林澤地，有時還不得不靠香蕉樹根充饑。

尤其使他們寢食難安的是從樹上落到他們身上的水蛭，這些吸血鬼鉆到你的皮下，不動聲色地吸走了你血液。你如果想用力把它拉出來，它就老實不客氣連肉帶血咬走一口。

對付這些吸血鬼的最好辦法是在它們身上擦鹽，但是在叢林里卻又找不到鹽。在這種環境下，唯一的辦法是用手死勁去拍，拍得它們放口為止。

成千成萬的緬甸華僑沿著滇緬公路撤退回中國。敵機沿途轟炸他們，用機槍掃射他們，三千婦孺老幼就這樣慘死在途中。難民像潮水一樣沿滇緬公路涌入昆明。街頭擁滿了家破人亡的苦難人民，許多公共建筑被指定為臨時收容所。經過兩三個月以后，他們才逐漸疏散到鄰近省份；許多人則直接回到福建和廣東老家。

八萬左右農民以及男女老幼胼手胝足建筑成功的滇緬公路現在已經因另一端被切斷而告癱瘓。一度曾為國際交通通道的昆明現在也成為孤城，旅客只有坐飛機才能去印度。

廿五萬人加工趕筑的滇緬鐵路，原來預定十二個月內完成，但是部分筑成以后也因戰局逆轉而中止了。中國已與世界各地隔絕，敵人從三方包圍著她，只有涓涓滴滴的外來補給靠越過世界駝峰的空運在維持。中國就在這種孤立無援的窘境中堅持到底，寸土必爭，直到戰事結束為止。

我們且把近代歷史暫時擱在一邊，讓我們回顧一下過去，看看能否從歷史中找出點教訓。

（《西潮》前言：邊城昆明）

序言里的每個細節，每個表述，值得我們細細品味。從中我們才可以理解，他為何在西南聯大后期，要寫這樣一本涵蓋中西文化交融的自述。

蔣夢麟的外孫女吳小燕，在美國馬里蘭大學第一次讀外祖父的英文回憶錄《西潮》：

在我到美國進入大學之前，我不知道外祖父是一位改革家。在馬里蘭大學的中日歷史課里，我學習了他寫的自傳《西潮》，教授說：這一本書自1800年代到1940年代早期，把中國經歷的變化做了富有意義的記述，也是記傳要求中國變革和現代化的進步知識分子的一本書。

我第一次讀這本書時，他的現代思想使我吃驚。在他年輕的時候，外曾祖父就鼓勵他不要害怕“西洋思想和方法”。他留美九年及在哥倫比亞大學受到的教育都深刻地影響了他。他和他的密友胡適無畏地從事中國教育的現代他。他是這一時代的代表人物之一。

（《蔣夢麟后嗣緬懷蔣夢麟》）

外孫女回憶自己的閱讀情景，讓人感慨無限。一本寫于昆明西南聯大的書，影響幾代人對西風東漸的理解。

《西潮》之后，蔣夢麟又撰寫《新潮》一書，談蔡元培與北京大學，《追憶中山先生》，《談中國新文藝運動》等。岳麓書社的“海外名家名作”系列，以《西潮?新潮》聯袂出版，足以讓我們看到西風東漸與中國文化復興的概貌。

才華橫溢、性格倔強的蔣夢麟

蔣夢麟書法

留學美國的蔣夢麟，與孫中山關系密切，成為《大同日報》社論的主要撰稿人。在《蔣夢麟后嗣緬懷蔣夢麟》一文中，次子蔣仁淵閱讀大量史料，回溯辛亥革命前后，父親與孫中山等人在舊金山的故事：

1911年10月8日孫中山至《大同日報》編輯部告知“計劃在武昌起義的一群人已經完成部署，隨時可以采取行動”。

二天后，武昌起義勝利的消息傳到舊金山，這就是10月10日辛亥革命，父親與孫中山、劉成禺、唐瓊昌（《大同日報》經理）等人至江南樓晚餐以示慶賀。顯然父親已進入革命團體的核心之中了。

于辛亥革命成功后，劉成禺便回國參加革命，只留父親一人在紐約，幾乎每天都要趕寫一篇社論。

1917-1919年父親在上海定居，復常與孫中山見面，幾乎每晚往馬利南路孫公館看孫中山及其夫人。此時孫中山方著手草擬英文實業計劃，要大家幫忙他寫，父親便邀余日章共同校證手稿的工作。

（《蔣夢麟后嗣緬懷蔣夢麟》

此時的孫中山，對蔣夢麟的教育理想早有預見。他說：“少賢（蔣夢麟字）他日當為中國教育泰斗，非知之艱行之為艱，少賢有焉！然對于革命議論，風發泉涌筆利如刀，又宣傳家之大手筆也，文字革命時期不能少此人。”

蔣夢麟出任北京大學校長期間，北京于1926年3月18日學生被傷亡的重大慘案，史稱“三一八慘案”。蔣仁淵寫到父親當年的舉動：

是日北京民眾團體在天安門開國民大會后，復赴國務院請拒八國要求，段祺瑞之衛隊向群眾開槍，死亡四十六人，傷一百五十五人，其中北大學生三死五傷。父親于下午四點鐘左右得到發生慘劇的消息后，馬上趕到出事現場。

3月24日，父親在北大全體師生舉行的追悼張仲超、黃克仁 、李家珍三烈士大會上沉痛地說：“在我代理校長任內，學生舉行愛國運動，不幸有此次之大犧牲，……我任校長，使人家之子弟、社會國家之人材、同學之朋友，如此犧牲，而又無法避免與挽救，此心誠不知如何悲痛！”

說到這里不禁潸然淚下，接著猛烈抨擊政府的暴行，“處此人權旁落，豺狼當道之時，民眾與政府相搏，不啻與虎狼相斗，終必為虎狼所噬。古人謂苛政猛于虎，有慨乎其言矣！”話未說完，不禁放聲大哭，一時全場頓呈一片慘淡悲哀景象。

3月26日父親發出布告：“本校定本月30日開學，因此次同學慘死，開學后停課一星期，以志哀悼。”父親一向反對學生罷課搞政治運動，但面對政府殘害學生的暴行，則義憤填膺，完全站在學生一邊，給予同情和支持。

（《蔣夢麟后嗣緬懷蔣夢麟》

對蔣夢麟而言，這就是擔任一座大學校長的應盡職責。

不過，蔣夢麟也是一個性格倔強、不管不顧的人。蔣仁淵在文中寫道：

父親出國前與元配孫玉書夫人生一子仁宇，一女夭折。父親在美留學九年，歸來生次子仁淵、一女燕華、幼子仁浩。

1933年依法與孫夫人協議離婚，當年即與陶曾榖夫人結婚。仁淵時走讀于小學，見《姚江日報》載蔣夢麟結婚新聞，即匆匆回家告知母親，母親只喃喃地說：“你爹變心了。”別無怨言。

（《蔣夢麟后嗣緬懷蔣夢麟》）

蔣仁淵寫到，1958年陶夫人病逝。1961年1月，父親宣稱：將與楊杰將軍的未亡人徐賢樂女士結婚。6月18日，胡適致函父親，規勸勿續弦，如父親執意結婚，則建議如下：

在結婚之前，請律師給你辦好遺囑，將你的財產明白分配，留一股給燕華兄妹，留一股給曾穀兒女，留一股為后妻之用。最后，留一股作為“蔣夢麟信托金”，在你生前歸“信托金董事”執掌，專用其利息，為你一人的生活輔助之用，無論何人不得過問。你身后，信托金由信托金董事多數全權處理。

（胡適致蔣夢麟）

蔣仁淵說，父親閱后極為不快，將此信撕碎擲于廢紙簍中。幸好秘書拾獲，仔細拼合，幸得保存并流傳。

1920年3月，新文化運動代表人物蔣夢麟、蔡元培、胡適、李大釗（從左至右）的合影

胡適此函全文，載于臺灣《傳記文學》第41卷第1期，關國煊撰《蔣夢麟先生年表（下）》之附錄。

胡適的預見果然一語成讖。

1961年7月，與徐賢樂在臺北舉行婚禮。1962年12月，入臺北榮民總醫院治骨折。1963年1月19日（陰歷12月24日），徐夫人托言回家作年宵，將其在蔣家之戶口遷出，并搬出其行李。稍后，父親出院，徐不知去向。2月8日，經由律師終于協議離婚。性格倔強的蔣夢麟，最終因此而嘗到苦果。

蔣夢麟的最后幾年，外孫女吳小燕離開香港，在臺灣與外祖父一起生活。可以說，這帶給蔣夢麟家庭的溫暖。吳小燕回憶與外祖父的有趣故事：

我和外祖父能傾心交談。

1958-1962年，我離開香港的家到臺灣與外祖父一起生活。我十一歲時，外祖母去世后，就被父母送往臺灣居住了。初時我很不愉快，因為我說香港通行的廣州方言，而臺灣通行普通話，語言不一妨礙思想溝通；又因港臺生活習慣上的差異，更突出了我與廣大臺灣同學們的不同，而被同學們揶揄和嘲笑。

但是外祖父因為我在新西蘭和香港長大而對事物持有不同的看法，不以為怪。我們在進餐時，往往談論我當天遇到的一些事，我們有時表現出不同的思維方法，他以我能保持自己的本色而高興。他教導我要做傾聽者，對待一位有些趣味、值得花些時間交談的人，要用心聽他的意見。

我們常對面嚷嚷，他按美國發音說：“這是tomāto。”我在新西蘭長大，發音較接近英國人，嚷著說：“這是tomǎto”，我們嚷著、笑得眼眶里噙著淚水。

我和外祖父一起在臺灣生活，知道他受到尊敬是由于他的非政治色彩和智慧。人們聚到一起討論和他一同干些什么。他教導我要愛中國和美國。

有一天吃來自美中合作社（US-China Cooperative）的水果，他說：“記住美國人多么慷慨，他不給我們這種水果，而是教我們如何生長和改良它，使適應臺灣的土質和氣候。”他很敬愛美國同事和朋友們。

（《蔣夢麟后嗣緬懷蔣夢麟》）

蔣夢麟身體不佳，1964年6月初住院治療。6月19日凌晨，因肝癌病逝于醫院，享年78歲。

從余姚蔣村誕生，在臺北走到生命終點。蔣夢麟一生融于西學東漸之中，一生為教育不遺余力，美好的教育夢想，且留與后人繼續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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