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東時間5月11日晚，特朗普在社交媒體上再次對美國藥品高定價發難：宣布要動用行政命令，來讓美國全體處方藥價格下降30%-80%。

不過這條公開聲明一貫延續了懂王胡吹法螺的風格：并沒有提到任何實施該目標的路徑，缺乏執行細節。

所以大概率也是出于政治姿態的考慮，期望用“降低藥品支出”作為籌碼，針對即將到來的中期選舉去換取更多美國“看病難”中產階級們的支持——這是在美國拉選票的最好手段之一，也是兩黨總統在競選時候都經常會去打的一張牌。

這一次，懂王甚至還特意注明了，制藥公司的政治游說對他不起作用。

要知道，制藥及保健品行業年度游說支出每年都在大幅上升，2023年創了新高達到3.7億美元規模（數據來源：Open Secrets）。因為要定價自由，制藥公司游說的主要對象是更偏市場化的共和黨，川建國同志這種表態，儼然是一副“付款之前你是上帝，付款后你就是SB”的態度。

美國市場的高藥品定價，是所有中國出海企業的“估值錨”。

所以，懂王的這番操作一出，剛剛在美國市場有些許建樹的本土出海龍頭百濟神州應聲倒地，其A股本周開盤直接下探-10%，一口氣跌掉一個18A創新藥的市值。

早在上一屆拜登政府簽署的《通脹削減法案》，其執行路徑是授權Medicare就部分高成本藥品進行價格談判，尚算有一個政策的牽頭方，但是在落地時仍先后遇到來自四面八方的阻攔。

而這一次，特朗普似乎要以一己之力面對美國“醫療復合體”（Medical-Industrial Complex, MIC）——一個由制藥公司、保險集團、醫院及醫生團體等構成的利益共同體。

因此，特朗普這種民粹主義的承諾，與系統性惰性及強大利益集團的對抗之間有著巨大的gap。等到冗長的法律訴訟和解決執行層面的挑戰，大概率已經是后面兩屆政府的事情了，其政策延續性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因為，美國的高藥價/醫療服務價格，更多是一個結果而不是原因。

制藥公司的高研發開支、高定價背后的本質邏輯是“市場化”，科研密集投入和高價值互為因果。這是美國這個國家的立國之本。

政府但凡想來“插手”，一些諸如美國藥品研究與制造商協會（PhRMA）的行業協會就會去強調，行政手段會威脅患者獲得治療的機會，并嚴重打擊研發積極性，他們常以其他國家藥品可及性較差或上市延遲作為例證。

醫療端，美國醫學會（AMA）作為美國最大的醫師專業協會，作為美國執業醫生的“體制核心”，其進入門檻相當之高。但與之對應的，它也是維護醫生執業利益和影響醫療服務支付標準方面的核心“話事人”，就是，在美國做一場手術多少錢它說了算。這兩年，AMA在學界和工業界動作不斷，通過各種標準制定以及政治游說，不斷推動整體醫療服務價格上漲。

對于醫院來講，它沒有大幅創收的動力，它更多是一個醫療行為的“發生場所”，因此更多能去做的，是在各種人性化的體驗上找增值服務；醫療服務的高價格更多是在美國各種產品、服務、管理費用高企之下的一個綜合結果。

最后就是保險集團。在美國，沒有保險保障下發生一次中大型醫療行為，基本能把一個家庭整破產，因為商保作為支付方，能為上述醫療和制藥的高定價買單。

但就和國內的汽車保險一樣，每發生一次事故、出一次險之后帶來的就是保費提升。商業保險集團總歸是在支付方與利潤追逐者之間扮演復雜角色，最終是將成本壓力部分轉嫁給整個中產階級。

根據凱撒家庭基金會（KFF）的數據，2024年，美國雇主贊助保險的年平均保費，單人計劃已達8951美元，家庭計劃更是高達25572美元。在加州，從08年到23年間，家庭平均保費幾乎翻了一番，其漲幅是同通脹率的兩倍多。

這一點上，前段時間被路易吉刺殺的聯合健康CEO之后被全民熱捧，就是美國民眾對商業保險最真實的態度。

這三大利益集團構成了美國“醫療復合體”的核心，其共同的利益動機和強大的政治影響力，讓任何旨在顯著降低藥品價格和醫療成本的改革，都會面臨著巨大的系統性阻力。

而經常被國內醫藥分析師提到的PBM，美其名曰“藥品福利管理組織”，但其實是藥品高價高回扣體系的積極維護者和核心受益者，因此更多是一個上述利益團體的關鍵“代言人”。

利益格局難以撼動的背后是美國獨特的聯邦制衡體制，以及各種政治游說制度。而更深層次的，是美國社會根深蒂固的個人主義文化、對政府干預市場的警惕。

反對者會以政府效率低下、扼殺自由市場活力、增加納稅人負擔、延長醫療等待時間等理由來出牌。

藥品價格問題在美國政治中具有高度的敏感性和周期性，常常在選舉臨近時成為政客們爭取選民、攻擊對手的工具。因此這一類行政命令，更多是一種政治作秀和選舉策略，其實質性影響需要國會的長期支持和行業配合。

口號易喊，但實際落地，路漫漫其修遠兮。美國沒有東大這種執行力，談“美國版”集采還遠需要時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