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把我從那篇文章里刪掉吧，我不想因為這點事被遣返。”

　　這是《哈佛深紅報》編輯室最近最常聽到的一句話之一。隨著特朗普政府對國際學生簽證政策的收緊，一場圍繞“署名”與“沉默”的隱秘戰爭，在全美大學校園悄然展開。

　　留學生們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要求從學生報紙上刪除自己曾經說過的、寫過的每一句話。他們不是后悔表達，而是擔心表達的代價——可能是一次無法挽回的遣返，或者是一場關于“國家安全”的政治標簽。

　　而校園媒體，正站在言論自由與現實政治之間，面臨艱難抉擇。

　　2025年3月25日，塔夫茨大學（Tufts University）的土耳其籍博士生魯梅莎·奧茲圖爾克（Rümeysa ?ztürk）在馬薩諸塞州薩默維爾被六名便衣聯邦移民官員拘留，并被帶往路易斯安那州的移民拘留中心。

　　奧茲圖爾克此前是持合法F-1簽證入境，并已獲準在塔夫茨大學就讀。

　　拘留的導火索是她一年前在校報《The Tufts Daily》上，與其他三名學生聯名撰寫的一篇評論文章。該文批評了校方在以色列-加沙戰爭問題上的立場，呼吁學校認定以色列對巴勒斯坦的行為構成“種族滅絕”，并中止與以色列有合作的公司關系。文章發表后，共有32名學生簽名支持。

　　在其后進行的移民聽證會上，美國國土安全部官員引用該篇文章作為她“支持恐怖組織”的證據，并據此撤銷其簽證、關押候審。

　　盡管奧茲圖爾克的律師團隊強調她無任何激進或違法記錄，美國國務院內部備忘錄也未發現她與哈馬斯或極端組織有任何實際聯系，但特朗普政府仍堅持以“國家安全”為由拘押她，引發廣泛爭議。多位民選官員和人權組織公開譴責此案，認為其侵犯第一修正案賦予的言論自由權利。

　　4月18日，聯邦法官威廉·塞申斯（William Sessions）裁定必須將她從路易斯安那移送至佛蒙特州，并計劃在5月9日召開保釋聽證會。包括波士頓市長吳弭（Michelle Wu）在內的多位政界人士發聲支持釋放她，27個猶太組織也發表聲明，呼吁政府尊重基本人權，不應因政治立場而懲罰一名學生。

　　奧茲圖爾克的遭遇不是個例，而是引爆了全美高校留學生的恐慌神經。此后，越來越多的學生不再關心如何表達觀點，而是擔心自己是否“說得太多”。

　　于是，一場從哈佛蔓延到普渡的“數字自焚”運動悄然開始——

　　哈佛大學的《深紅報》已有152年歷史，是全美最具影響力的學生媒體之一。但社長麥肯納·麥克雷爾（21歲）坦言，這段時間他們的編輯室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像是“庇護所”而非新聞機構。

　　僅最近兩周，《深紅報》就收到10起刪名請求，其中不乏追溯至十余年前的舊文。許多請求來自國際學生，他們擔心過往參與校報寫作或受訪內容可能影響簽證續簽或入境。

　　類似的焦慮也在其他高校迅速蔓延。在賓夕法尼亞大學，《賓夕法尼亞日報》編輯委員會不得不召開緊急會議，僅在一個周末就批準了三份刪名請求。主編艾米麗·斯科尼克坦言，“這些決定比我們任何人預想的都更緊張和困難”。她補充說，編輯部每周接到5到10起類似請求。

　　在達特茅斯學院，學生報紙編輯部曾在社交平臺發出匿名調查，結果顯示約半數國際學生表示“曾因媒體署名感到恐懼”，有學生稱“即使只是被引用，也在考慮是否申請身份保護”。

　　普渡大學的《Exponent》則直接采取集體行動：將所有在2023年10月7日（加沙戰爭爆發日）之后發表的涉及巴勒斯坦支持言論的文章中，涉及學生的真實姓名統一匿名化。該報在聲明中寫道，“我們拒絕成為國家利用信息追責的協作者，拒絕讓學生的言論成為移民官手里的判詞”。該聲明由部分編輯委員會成員署名支持，顯示在普渡官網和校媒平臺首頁。

　　在新聞業傳統中，署名不僅是對作者的認可，更是一種歷史記錄。但現在，編輯室不得不重新定義“記錄”與“責任”的邊界。

　　密歇根大學的《密歇根日報》聯合主編瑪麗·科里回憶，他們曾為兩名國際學生的署名爭議爭論至凌晨一點。她說：“他們愿意公開說這些話的前提，和幾個月前已經完全不同了。”

　　與此同時，一些學生報紙仍在堅守傳統。《美洲獅報》的觀點編輯帕克·霍奇斯-貝格斯（20歲）表示：“刪除歷史記錄與我們作為記者的使命背道而馳。”他們決定暫時不更改刪名政策。

　　而一所常春藤盟校的報紙，則在咨詢新聞大機構法律顧問后拒絕了刪稿請求，理由是“就算刪了，互聯網檔案館也會保留”。

　　《紐約時報》援引非營利性法律組織“學生新聞法律中心”的話指出，3月份該組織收到的法律求助請求比去年同期增長39%，其中幾乎全部與“刪名”“匿名”“撤文”有關，多數來自涉及以巴話題或親巴示威的背景學生。

　　圖源：學生新聞法律中心官網

　　該組織的高級顧問邁克·希斯坦德直言：如果媒體一味堅持署名原則，最終只會讓學生選擇沉默——“我們就失去了最需要發聲的人。”

　　這種“自我沉默”趨勢也在校園中蔓延。來自斯德哥爾摩的哈佛本科生Leo Gerdén指出，越來越多國際學生已經不敢再抗議、不敢再接受采訪，也不敢碰政治話題。

　　Gerdén曾在《深紅報》發表一篇專欄，呼吁同學勇敢發聲。他寫道：“如果我們因為恐懼而選擇沉默，那么民主將踏上一條極其危險的道路。”

　　有些年代，異見被焚于火中；

　　有些年代，它被埋進算法、埋進沉默、埋進不敢留下名字的空白處。

　　在美方不斷收緊簽證與審查邊界的當下，留學生們刪去的，不只是名字，更是一次表達的勇氣、一份公開身份的信任感。

　　新聞工作者試圖記錄，但面對越來越多“請刪掉我”的請求，紙面上的署名、網站里的存檔，變成了風險點，而非榮譽章。

　　當高校編輯室變成“避險中心”，當評論文章成了“申請障礙”，我們不得不承認：信息的開放程度，已經悄然決定了誰能留下，誰必須隱去。

　　人類歷史上，每一次火光都照見了審查的形狀。今天，沒有烈火，沒有命令，但刪除鍵已足夠安靜地完成一場“數據層面的焚毀”。

　　這場沉默，是留學生寫給世界的一封未署名的長信。